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现实选择
何传新
早在2004年9月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新形势下破解这一难题的一把钥匙。这就要求我们在“十一五”时期，正确认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形势，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步伐。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性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这是由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党中央强调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这既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既是解决当前农业发展突出矛盾的迫切需要，又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战略选择；既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又是实现农村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制定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两个趋势”，必须立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推进支农政策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我国目
前所处的小康社会，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和不全面的，主要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的指标水平较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业和农村。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按照近些年的发展情况，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有效的“工业反哺农业”政策，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此外，农村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基础尤其薄弱，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差距更大。“工业反哺农业”是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2004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大幅度增长，但基本上属于恢复性质的，粮食总产水平也仅仅大体上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其中小麦和稻谷还不到80年代中期的水平。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为此，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不断增强国内农业生产能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的要求。加人世贸组织三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的增长幅度一直大于出口增长幅度。按世贸组织农产品口径(不含水产品)统计，2009年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口额比出口额高出70亿美元左右。我国有些产品如棉花和大豆的进口数量，已经高达世界出口总量的30％。我国的经营规模极为狭小，人均只有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在国际竞争方面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为应对国际市场的挑战，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就必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不断加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公益性服务，全面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还是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23倍，即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23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既是减缓乃至扭转这种城乡差距扩大趋势的要求，是按贡献取酬和提高社会公平的要求，也是稳定社会的要求。
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要求。是缩小城乡差别、全面实现小康的有效途径；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只有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根据国际经验，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时刻用四个指标衡量：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小于15%、农业劳动力占30%、城市化率小于50%、人均GDP多于1500美元。美国1930年12%、25%、53%、1800；日本1964年《农业基本法》15%、30%2690；台湾1974年稻谷直接补贴15%、30%、1500、60%；中国28%、50%、41。8%、1100；山东11。9%、40%、43%、2040美元。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其特征表现为：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现价和官方汇率计算，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超过3000美元。这表明中国已从经济总量规模上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国家财政收入保持快速增长，财政能力不断增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度(1991年)外，国家财政收入保持两位数的年均增长幅度，高于GDP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
而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而相同时间间隔的1978年到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
非农产业就业持续增长，农业就业比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1997年，中国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为49．1％，表明了中国就业结构开始发生转折性变化，它标志着非农产业取代了农业成为就业的主体地位。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人13比重大幅度提高。分阶段看，1978年到1997年，中国城镇人13比重从17．9％提高到31．9％，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1998年到2003年，城镇人13比重从33．4％提高到40．5％，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增长幅度是前者的1倍，说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人快速成长时期，以城镇化和城市经济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到来。
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1991年到2003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3．8％下降到37．1％，下降了13．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6％下降到45．6％，下降了12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反映了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明显升级，这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需求空间，也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1978年到200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49．9％提高到92％；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则由50．1％下降到8％。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的上升表明中国工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已经大大减少，说明农业对工业化的外汇贡献已微不足道。
总之，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已经充分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
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制度保障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刚跨越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折时期，正在向大规模反哺农业时期过渡，在这个阶段，应重点抓好四项制度建设：
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按照公平的原则，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为重点，改革户籍制度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福利体制。
二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主要思路是：一是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
件，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进入农村开展金融服务；二是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适合当地发展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新模式；三是积极稳妥地支持民间金融、特别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形成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相结合的有序竞争格局。
三是完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一是要明确界定政府的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并严格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二是提高公益性用地的补偿标准，搞好“以土地换保障”工作，同时还要建立经营性用地的市场定价机制；三是引入听证制度，强化社会监督机制，提高土地征用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四是完善土地占用审批管理制度，废除土地占用审批权与土地占用费收益挂钩的做法，打破批地越多、预算外收益越多的机制。
四是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根据工业化进程，分两步走改革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是目前按照低水平、广覆盖、有保障的原则，初步构建最基本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规范化的政府救济制度，使农村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二是到工业化中后期，可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标准，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过渡。 此外，还应因地制宜、合理划分各级政府在工业反哺农业中的职责。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地方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对于少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市，不仅要明确省市政府是反哺农业的主体，而且还要强化它们通过横向转移支付补贴落后地区反哺农业的责任。对于经济落后、财政比较困难的地区，要通过垂直转移支付，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有效地支持这些地区的政府履行好反哺农业的职责。
四、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措施
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就需要政府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村与农业的投入，才能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要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制，健全农业投入机制。要进一步放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采取贴
息、补助、税收等措施，发挥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导向作用，鼓励社会资本积极投资开发农业和建设农村基础设施。逐步降低中西部地区对涉农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配套比例，不得采取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进行资金配套。继续加大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整合力度，鼓励以县为单位，通过规划引导、统筹安排、明确职责、项目带动等方式整合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明晰产权，明确责任，充分调动各方面投资建设和管好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微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资产归合作组织所有。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也可拍卖给个人经营。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地方人民政府要给予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加快小型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步伐。推进农村小型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工程原受益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在完善运行机制基础上强化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拓宽业务范围。农业银行要继续发挥支持农业、服务农村的作用。
贯彻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发展。针对农村具体情况，要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农村中学也要加强农业先进实用技术教育。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还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要
坚持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农村医疗救助工作，实施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农村医疗服务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加强艾滋病、血吸虫病等重点疾病的防治工作，推动改水改厕等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抓好“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农村重大文化建设项目实施力度，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巩固农村宣传文化阵地，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切实提高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水平，做好送书下乡、电影放映、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工作。
对于农村存在劳动力大量剩余的现实，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有效地带动农民和农村资源从农业中解放出来，有利于形成少数人种多数人的地，扩大人均生产面积，为结构调整创造有利条件，使规模化经营成为现实。把土地、水面、山林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逐渐转移到少数人手里，使农村劳动力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为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扫清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可以冲破一家一户的壁垒，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作者系泰安市委党校副教授 泰安市政府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农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