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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的三个不同版本内容

经典美文2019-01-09 13:32快读网秩名

  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一共出过三个版本,在出版界分别被称为灰皮本、全本和定本。三个版本都是不同程度的政治契约。“灰皮本”是溥仪写就的45万字的版本,最原汁原味,1960年出版,但印数有限,且只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购买阅读。“全本”是经过李文达(未署名)改写后的版本,主要删去了灰皮本中过于意识形态化的自省性文字,增加了大量史实,共50万字。后来全本送各级领导审阅后,依据修改意见删去了16万字,这就是从1964年出版至今,发行了将近200万册的“定本”。这样的发行量意味着它至少有1000万的读者,推动了真实情况的进一步浮现。200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全本,最近又重新出版发行了灰皮本。

  20世纪50年代,溥仪作为伪满战犯,在公安部所属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管理所要求每位在押的伪满战犯写反省笔记,几乎所有人的题目都叫做“我的前半生”。从1957年开始,溥仪在他的反省笔记的基础上,开始正式口述《我的前半生》,由溥杰代笔(溥仪刻意不留字迹),历时一年半左右,在溥仪获得特赦之,前完成。他的妹夫万嘉熙,以及一同关押的蒙奸兄弟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为了减刑,帮助刻蜡版,日夜工作。印出的油印本,由战犯管理所送公安部领导传阅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参阅,引起浓厚兴趣。周恩来在看过灰皮本后,对溥仪说:“你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与旧社会宣战,彻底暴露,这是不容易的事,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得到肯定后,1960年初,群众出版社赶印出少数《我的前半生》,发至政法系统17级以上的干部,因为其灰黄色的封面,后来被称为“灰皮本”。

  灰皮本总的来说原汁原味,编辑孟向荣介绍说,除了改了错别字,及人名、地名错,其他一律没做改动,也保留了溥仪某些自造的表达方式,比如“野望”是想说“野心和欲望”。“灰皮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溥仪的心态,他记述的宫内生活比较真实,其次是版本带着时代的真实痕迹,和后来的全本(溥仪也参与其中)反映了溥仪在认识上叠进的变化。”溥仪的文笔并不很差,在地理上回忆北京时,往往带着抒情的优美的笔触。当时没有条件查资料,溥仪全凭自己和周围遗老的回忆,以及一本叫做《清官十三朝演义》的野史作为参考,但叙述的事件极繁、涉及人物众多,而写到他自己的生活,经常涉笔成趣,令人忍俊不禁。但涉及会被定罪的历史问题,溥仪就显现出避重就轻,为自己辩护的倾向。比较后来的全本,灰皮本还有大量的意识形态影响,书中自嘲自骂的地方比比皆是,几乎每段叙述完事实,他就会把自己责骂一通。“从内容上看,当时的溥仪带着严重的犯人心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学泰对本刊记者说,“他渴望出去,比较随意地采取当时社会上最容易被接受的结论,讨好关押他的部门。”

  比较典型的是胡适的例子。溥仪年轻时受他的老师庄士敦的影响,看了胡适的书,把胡适召进宫里,向他提到三四个问题,充满对腐朽的宫廷生活的厌倦。胡适日记中关于这次会谈,提到溥仪曾说道:“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但是在“前半生”中他写到胡适的关系,则侧重嘲笑胡适的“遗老”心态,还有和庄士敦的关系,从庄士敦的著作《紫禁城的黄昏》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关系很融洽,但是在“前半生”中,他把庄士敦写成是帝国主义分子。那时候,一写到外国人必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这种时代的局限,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仍然有这种倾向。

  “在灰皮本中,还可以看到溥仪的感性和理性形成的冲突。”王学泰说,“他批判的事情和他感情的指向有时不是一回事。”特别是那位对他期许甚高的老夫子陈宝琛。陈师傅是对溥仪影响很大的人,经过政治上的起伏和后来的思想改造,溥仪对曾经在他身边生活过并力图影响他的人物大多没有好感了,下笔时往往流露出厌恶,唯有写到陈宝琛时虽然也不无微词,但暖意还是不经意流露出来。“有王虽小而元子哉!这是陈师傅常微笑着对我赞叹的话。他笑的时候,眼睛在老花镜片后面眯成一道线,一只手慢慢捋着雪白而稀疏的胡子。”溥仪口述道。但随后却议论一番,陈师傅灌输给他的帝王思想怎么污染了他的心灵。溥仪狡黠多变,如他自己说述,同屋战犯说他是“干活愚笨,外交擅长”。感性和理性文字分裂的时候,具体形象的描写却给了我们最真实的答案。“溥仪的‘前半生’写得栩栩如生,在某种程度上他想通了,从小接受的帝王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他不幸的根源。他直到40多岁时在战犯管理所,才在认识上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但潜意识能接受多少?生硬地加入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不是溥仪的本真。”王学泰说。

  溥仪三次称帝,两次入狱,一生大起大落,性格之复杂,所处环境之多变,结交历史人物之众多,世所少有,即使一个常人也很难记得全,何况他没有积累材料、记录生平的习惯。除了史料的欠缺,再有就是他带着沉重的悔过心情写这本书,很多教条式的复述也给灰皮本打了折扣。安全部首任部长凌云在定本的序言中写道:“这种认罪过头也不是实事求是,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到战犯,思想转变过程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于是他约请时任群众出版社的编辑主任李文达和刚获得特赦的溥仪、溥杰兄弟到全聚德吃烤鸭,促成了改稿,即日后全本的诞生,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

  本来以为一个月能完成的工作,李文达和他的几位助手一共紧密工作了两年左右,对溥仪周围的人物做大量的采访,查阅历史档案,去他待过的地方实地考察,最后完成了这个另起炉灶的版本。当时的工作程序是,李文达入住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在植物园劳动完,就过来找他做口述,看稿子,之后李文达通宵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们成了好朋友,溥仪对李文达无话不谈,大小事都与他商量。全本完成于1962年,出于政治需要,李文达并未署名。李文达在文学修养上是真正的大手笔,他删掉了溥仪生硬的意识形态上的反省,增加了很多史实,宫廷生活、历史事件的回忆被丰满了许多。在思想认识上和之前的版本保持一致,但不像溥仪那么急于表现,而是用一件件有说服力的事实慢条斯理地道来。是完美的自我辩护,却不再那么露骨,政治正确,而历史真相也隐藏其中。

  相比两个版本,总让人感觉似乎是李文达说服了溥仪很多,更多的暴露显得更加真诚。研究溥仪生平长达30多年的贾英华向本刊记者介绍了李文达不为众人所知的一面。贾英华在李文达的晚年和他成为朋友,他说:“李文达出身于天津大资本家家庭,193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长期承担地下党的工作,历任中社部上海情报局工作人员,和他的哥哥合称‘二李’,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特高科高级别的卧底。李文达还是一个神枪手,他和日伪时期的大汉奸万里浪是连襟,曾经进到国民党军统‘76号’教他们枪法。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赴朝谈判时特意调他来做贴身警卫员。他还曾打入青洪帮做卧底,最完整的青洪帮的黑话,也是李文达帮助整理出来的。”也许可以从他的经历中看出溥仪缘何信任他。

  “人只要立场一歪,尔后的一切行动,便都会随之坍倒下去。”在灰皮本中,溥仪口述道。当时他自己其实已经有这样的认识。

  全本完成后,即送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高法、高检,以及史学界、文学界诸多专家学者审阅,根据各方反馈的意见,对书稿(主要是后半部分)进行了调整和删减:删去了序言“中国人的骄傲”、“伪满十四年”的部分内容,第七章中“远东军事法庭”,溥仪的打油诗与占卜的卦辞等内容;由于淖仪当时在与李淑贤谈恋爱,根据他的要求又删去了涉及李玉琴的近10万字的内容,形成了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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