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六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那本书引发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回忆热潮，很多长辈、亲戚、同学、同事、邻居、朋友纷纷向我提供补充材料。更有大量以前不认识的读者给我写信、打电话——

　　“我二姨是您叔叔的同事，我向她朗读了您书中的相关章节，她流泪了，并花了半天时间，回忆了当时情景。我把记录稿寄给您……”

　　“实在抱歉，我父亲的所作所为给平民百姓带来这么大的祸害。有几个历史细节的片断，可能对您无用，但我还是写了几段，也算参加了一场民族记忆……”

　　“我就是您益生哥的那个女友，请允许我写这么一封厚厚的长信给您，这信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多月……”

　　“我岳母说，她年轻时曾作为一个土改工作队员到过你家乡，她还记得余家村和朱家村……”

　　“特把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鸦片烟馆的资料选印给您，供参考……”

　　给我提供最多感性材料的，是我的两位舅舅，以及一位老长辈的女婿。

　　这一切既使我高兴又让我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连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不能仅靠自家人的回忆就梳理清楚，而是有着无限可补充、可校正的余地。那么，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又会怎么样呢？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老人们的回忆内容，有很大一部分互相矛盾，甚至完全相反。不仅与别人的回忆相反，与历史的记载相反，而且与他们自己的其他回忆也相反。这就需要我用最苛刻的标准来鉴别了。多个标准中哪一个最苛刻？答曰：情理标准。任何历史证据都可以伪造和曲解，唯一无法伪造和曲解的只有寻常情理。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已经提出，艺术比历史更真实。

　　根据苛刻的情理标准细细比较、层层剔除，结果，能够留存的内容变得

　　越来越简洁。唯博方能返约，唯有最多才能回忆最少，这个道理再一次被我体验了。

　　简洁的故事就像浓雾散去之后的黄山，筋骨脉络终于显现。原来，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竟是两件丑事：一是我祖父吸鸦片，二是我外公赌博。从这个“肮脏的起点”出发，整个叙述系统就重新活跃起来，走出了一条更真实的长路。在真实之外还有大量难解的神秘，我想，那就是隐藏在现代传奇背后的古代传奇。因为难解，我只能尊重，却不能疏通。

　　这一来，眼前这本书就与《借我一生》完全不同了。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

　　我还是称它为“记忆文学”。起点是记忆，终点是文学。我要以此告诉读者，我们每个人从小就生活在文学之中，因此天天能与千百年前的祖先沟通。而且，这种文学还拥有不止一个版本。

　　原来已经不想再写，就像我的妻子不想再演，理由在书中已有约略表述。但是，一年前在汶川大地震中突然迸发出来的对陌生生命的高度崇敬，使我重新认识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才知百年承受，都是准备。于是，我写了这本书，妻子演了音乐剧《长河》。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

　　这既使我高兴，又把我吓了一跳。原来一个小小家庭的历史，也有无限可校正的余地。那么，我们经常要面对的那一部部宏观大历史，又会怎么样呢？

　　材料越多，越会互相冲击，互相淘汰，结果反而使内容越加简洁。这就像散去了雾霭的山脉，筋骨终于显现。这下我发现了，我家现代传奇的真正起点是两件丑事，一是我祖父吸食鸦片，二是我外公沉溺赌博。从这两个“肮脏的起点”出发，整个叙述系统也就活跃起来。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从古典，到荒诞，从平静，到高潮，应有尽有。

　　但是，“真实”又是什么？我重复地陷入了从庄子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描述过的苦恼之中。这个世界需要真实吗？如果需要，又需要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能够肯定的真实只有一项：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

　　直到今天，我还未曾使用电脑，这部书稿仍然是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不知道今后还会有多少人保持这种书写方式，因此我十分珍惜地把这部书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

　　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余秋雨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