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写给杨绛的情诗

篇一：钱钟书眼中的杨绛 演讲稿

钱钟书眼中的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始终一如既往的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她就是杨绛。

杨家是无锡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而杨绛也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一直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便是钱钟书。两人初见，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1998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篇二：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2015年3月14日老大赠于大大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转 载 于:wWw.cssYQ.COm 书 业 网:钱钟书写给杨绛的情诗)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作者：杨绛

篇三：杨绛谈与钱钟书的婚姻：其实我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

杨绛谈与钱钟书的婚姻：其实我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

我原是父母生命中的女儿，只为我出嫁了，就成了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而钱钟书家呢，他两个弟弟，婚姻都由父亲做主，职业也由父亲选择。

钱钟书的父亲认为这个儿子的大毛病，是孩子气，没正经。他准会为他娶一房严肃的媳妇，经常管制，这个儿子可成模范丈夫；他生性憨厚，也必是慈祥的父亲。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钟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钟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钟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我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我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还是喜剧、散文及短篇小说作者等等。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钟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