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派
-朦胧诗派-“双百方针”-“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思潮-“颂歌” -50、60年代的文学创作概述-《三里湾》与《山乡巨变》
第三讲 别样的革命史诗-林道静--“伤痕文学”-朱老忠-《茶馆》 -林震(王蒙)-高晓声、谌容、张贤亮、古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诗歌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冻”后逐渐进入高潮时期，其标志便是1979年3月号《诗刊》上北岛短诗《回答》的发表，随着《回答》一诗的发表，“朦胧诗”开始由地下状态进入公开状态，新诗潮诗人不仅很快就占领了各种文学报刊的主要版面，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民间诗歌刊物《今天》杂志，推出了一批优秀诗人的作品，如北岛、杨炼、顾城、江河、舒婷、芒克、严力等，并且引发了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的一次历时数年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这类诗歌在创作手法上大量使用象征的艺术表达方式，使得诗歌的文学意义充满多样性和不明确性，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人们在反思和对自我价值的探寻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的位置，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就是为后人提供历史的见证，因此，“提供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 1985年11月出版的《朦胧诗选》收集了这些诗人的作品，这也是朦胧诗派一词的来源之一，又因为相当一部分朦胧诗人都在《今天》上发表过作品，朦胧派也往往被称为今天派。
20世纪80年代开始，朦胧派被陆续出现的新诗潮流派取代，从1984年开始，中国新诗潮诗歌运动进入“后朦胧派”发展阶段。
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海子。北岛的代表作是《回答》、《结局或开始》、《一切》。其中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已经成为中国新诗名句。舒婷的《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顾城的《一代人》是他的代表作。《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最后海子的代表作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中国当代文学”的定义
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新中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开端，而且还象征性地预示着从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时期文学活动趋向一体化、政治化与体制化过程的起始。 -第一次文代会
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召开于北平，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做了报告总结。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选举郭沫若为主席。第一次文代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会议。大会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做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百花齐放”是一个形象的比喻，“百家争鸣”借用了历史典故。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他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了“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陆定一在会议上说：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
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艺思潮
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将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向新高潮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对这次运动有过精辟的论述。运动中，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是指出：“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为党的九大作准备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举行。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
-50、60年代的文学创作概述
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其曲折发展的过程，显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学轨迹，为以后总结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提供了经验教训。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但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有着形态的单一化趋向，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线索的小说的主张，取得绝对统治地位。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等。在当时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
第二讲 中国农村的风情画卷
-为什么说《三里湾》与《山乡巨变》是描写中国农村社会的风情画卷？ 《三里湾》通过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故事情节，描写了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与变化，生动而真实的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广阔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揭露了封建思想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显示了实现合作化的艰巨性、复杂性。 《山乡巨变》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它由正、续篇组成，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三里湾》里的“糊涂涂”与《山乡巨变》的“亭面糊”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有何异同？
“糊涂涂”：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真实而典型的人物形象。其中对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等落后人物描写得更加生动 ，塑造更为成功。
“糊涂涂”是个封建落后自私的中农典型，在政治上保守糊涂，在谋私利方面精明能干，甚至是用“糊涂”的名声掩盖自私的行径。利用范登高的错误反对扩社，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阻挠合作社开渠。在家庭生活中，顽固维护“马家院”生活方式，小铁桶一般保持一定程度的封建秩序，不准媳妇们参加家庭大事的讨论，不许儿子跟这个那个恋爱，而逼迫他与老子看中的人结婚。最后反而弄巧成拙，儿女们革老子的命，马家院四分五裂。
“亭面糊”：这位老农，简直就是《暴风骤雨》中那个逗人发笑的老孙头的亲兄弟，显得十分丰满并富有立体感。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山乡巨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每一章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描写一件事情。作者善于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富有个性的行动，突现人物性格。学习古典小说刻画人物的技法明显可见。 《山乡巨变》具有浓郁的南国的地方特色，湖南山村清秀俊美的乡风水色和当地特有的风情民俗，赋予小说一种特殊的文化蕴涵，并创造出令读者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
周立波是驾驭语言的巨匠，《山乡巨变》中语言洗练流畅，清丽自然；人物对话幽默风趣，含蓄传神。特别是对湖南方言土语的运用，更见语言大家的功力。
第三讲 别样的革命史诗
-林道静形象分析
小说描写了林道静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出走）。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
二是追求探索阶段（觉醒）。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
三是锻炼成长阶段（成长）。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行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前途。激越青春、民族危难、革命风暴、坎坷爱情，交织在一起造就了坚强、隐忍的林道静。
青春是对理想怀有美好的意愿、单纯的热情，也带着涉世尚浅的经验不足。林道静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却又在充满险恶的社会中陷入迷茫；她被余永泽搭救后深信自己找到了真正的爱人，却因与余永泽信仰上的差异痛苦的诀别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她以为呼喊奔走就是用行动在为党组织贡献力量，却最终发现自己受了奸人利用??林道静是一个在失败中慢慢成熟起来的革命战士是一个不懈追求自由的女性，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当发现余永泽与自己渐行渐远时，她坚决地与之分手。也正是由于对党的信仰让她对卢嘉川产生了朦胧的爱意，而当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最终发现江华才是自己真正的所爱。
-朱老忠形象分析
朱老忠是《红旗谱》中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这部作品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朱老忠是一个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人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里，他从父辈那里继承好爽正直、刚毅不屈的斗争精神，传统的农民英雄的性格特点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他增长了斗争的才干，提高了革命觉悟，在原有的农民英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质”，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农民英雄典型。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和善用智谋的斗争精神是朱老忠性格的核心。
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在与敌手冯兰池的斗争中失败，他的父亲和姐姐惨死之后，他只身一人远走他乡。他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尽管身在异地，但时刻没有忘记复仇，所以，几十年之后，他带领妻子和儿子千里迢迢重
返故乡——锁井镇，重新开始与冯兰池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不甘屈服的反抗意志。在几十年的奔波生涯中，增长了对敌斗争经验。因此，与父辈相比，他有着更多的斗争的智谋，懂得了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恰当地处理“脯红鸟事件”，便是他善用智谋这一性格特点的显露。朱老忠有句口头禅：“出水才见两腿泥。”这可以说是他韧性性格的一个凝结点，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农民英雄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出水才见两腿泥”有两方面含义，其中除了蕴有韧性精神之外，还有一种必胜的信念。例如，高蠡起义失败后，他痛苦万分，但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与敌人斗志到底的信念。尤其是他后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他的这种性格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小说在表现朱老忠韧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心肠。这种侠义心肠在朱老忠身上表现为：讲义气、重团结、救危扶困、舍己为人的优良品质。朱老忠对朋友赤胆忠心，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为了支持好友严志和的儿子江涛去保定二师读书，他不惜卖掉自己家的一头耕牛；运涛参加革命后被捕入狱，严志和家遇到灾难，朱老忠挺身而出，带领江涛千里迢迢去济南探监。这一切都是他狭义性格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认识朱老忠这一性格时一定要把他和古代农民的骑士风度区别开来。朱老忠在革命斗争中，把这种英雄品格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它与革命斗争的宗旨统一起来，因此，这种传统的英雄品格在朱老忠身上便放射出崭新的光彩。
因此，朱老忠是一个具有民族性、时代性、革命性的新农民英雄的艺术典型。他急公好义、有胆有识、坚忍不拔，在他身上，体现了深广的历史内容。朱老忠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小说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中，通过各种境遇多侧面地全面刻画，人物形象十分丰满，栩栩如生。朱老忠形象塑造是小说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第四讲 新生活颂歌
-闻捷“颂歌”形式诗歌创作的艺术特点。
<天山牧歌>的艺术特色:
1.把新疆各族青年热爱劳动、建设家乡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结合起来，以纯真的爱情激发人们的美好情思。
2.善于选取动人的生活片段和简洁的景物描写，把叙事、抒情、绘景融为一体，铸成一种诗情画意交融的艺术境界。摄取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恋爱场景，描摹情人间微妙的内心活动。
3.语言清新明丽，节奏匀称，韵律和谐，具有牧歌色彩。
-《茶馆》的艺术成就
作为老舍的代表作，《茶馆》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集中体现了老舍剧作的风格。
首先，剧作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本质，展示了历史反战的必然趋势，但是它却没有选取重大的社会题材，没有去描写中国近戊戌变法以来的重大实践和重要的人物，而是通过“侧面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的方法，通过“裕泰”茶馆的兴衰来展现的。茶馆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就是一个小的社会。通过它的每况愈下，最终为黑暗所吞没，展现出一个时代不如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揭示出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的历史规律。
其次，剧作突破了传统的戏剧手法，不求故事情节的连贯，矛盾冲突的紧张激烈，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结构”，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的命运、沉浮，来完成作品的主题。剧作所反映的内容，时间之长，跨度之大，人物之众多，都是话剧创作中罕见的。在全剧出场的70余个人物中，有名有姓的就多达50余人。对这样多的人物，作家采取了主要人物有壮到老（如王利发等），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如刘麻子、唐铁嘴等）；每一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儿，又和时代结合起来；无关紧要的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且剧种的各色人物哪怕只出场一次，只有三言两语的台词，也都对深化作品的主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三，作品还比较集中的体现了老舍剧作的民族风格，充分发挥了作家熟悉旧社会、擅长写北京市民生活的特点，具有浓郁的“北京味儿”。剧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北京人，其性格特点、心理状态、精神气质、语言习惯都是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产物；而环境则是典型的北京茶馆，茶馆的陈设、布局，人物间的对话，都是地道的北京味儿。尤其是作家还把曲艺这种民族的艺术糅进剧作之中，不仅有机地介绍了剧情，解决了时间跨度大等难题，更增加了我们民族艺术的表现力。
第四，《茶馆》写得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作者是立足于今天来反映过去的，因此，蕴含着强烈的新旧社会的对比。作者让在人们看到往昔苦难的同时，更珍惜今天的幸福，热爱我们的新社会。这同老舍建国后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样，出发点仍然是歌颂社会主义的光明。
第五讲 文学创作形态的多样化
-“伤痕文学”
这是在文学创作的反思时期产生的。“伤痕文学”不是“文学性”，“审美性”高，而是当时的社会时代特殊的。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
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伤痕文学”的特点：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是对文革的整体否定。即，它不仅是对文革中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的否定，而且是对文革及其之前的'瞒'和'骗'的创作方法的否定，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
其次，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 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文学只能'歌颂现实'的情况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了以悲剧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作品中塑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小人物形象，如《啊！》中的知识分子吴仲义、《月兰》中的农村妇女月兰。 然而，做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
“伤痕文学”的不足：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比如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里“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治感召，她浑身冒汗，嘴唇哆嗦”
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
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
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
“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者有刘心武与冯骥才。刘心武的代表作是《班主任》，冯骥才的代表作是《铺花的歧路》。
第六讲 直面人性深处
-高晓声、谌容、张贤亮、古华的代表性作品及其人物分析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陈奂生：1980年发表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高度评价。陈奂生在文章里说：“我是半夜里来的呀！”在这句话里可以知道陈奂生的性格是纯朴、朴实、敢厚、细腻。然后陈奂生在招待所付钱之后不怕弄脏房间，在这里可以看到陈奂生心理从小心到大胆的变化。在回家的内容中，“陈奂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华地值透。”在这里可以想到陈奂生是一个虚伪的人物。在文章的最后陈奂生因自己独一无二的经历而他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的多了。在这里又看到陈奂生的真实的性格特点。总之，陈奂生拥有着“虚荣”和“真实”两个矛盾的复杂性格。
谌容的《人到中年》陆文婷：小说中的陆文婷是一位中年女医生，面对生活里的种种苦难、困厄、不幸和烦恼，她总是以一种少女初恋般的热情肩担生活的重负，忍受生活的磨难，毫无怨言甚至没有厌烦之感。她尽管身体垮下来，几乎丧失了生命，但最后不仅战胜了工作、经济、家务的重荷，而且战胜了病魔和死亡。
陆文婷的形象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一个中国母亲的写真。《人到中年》在艺术表现上非常新颖、独特，不同凡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善于借鉴并创造性地运用“意识流”手法。
小说开篇就把仰卧在病床上、处于病危昏迷状态中的眼科女大夫陆文婷推到读者面前，一下子紧紧揪住了读者的心。然后，作者通过陆文婷昏迷中的意识活动，通过在病房护理或探望她的亲人、朋友、同事、领导的言谈、举止、表情与回忆，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将陆大夫对待事业、工作、爱情和家庭的态度与感情，将她生活经历中最动人的部分，一桩桩、一件件、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映现出来，使读者清晰地看到陆文婷丰富的精神世界。
陆文婷有敬业乐业，严谨，高尚，专注，细腻的性格特点。
张贤亮的《绿化树》章永璘：小说塑造了一个从劳动人民身上得到精神净化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形象。章永璘正是这带有资产阶级家庭烙印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充满痛苦和骄傲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跟《陈奂生上城》里的陈奂生一样，拥有着虚伪和真实两个矛盾的独特性格。 古华的《芙蓉镇》胡玉音：胡玉音的身上同时糅合着柔弱与刚强的矛盾性格。作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她经历丈夫自杀后痛不欲生，被罚扫街病倒时陷入绝望??同时，她又作为一个刚强的女性独立挑起家庭的重担，面对一个个打击，咬着牙挺过来，与秦书田在艰难困苦中迸发爱的火花，从怀孕、难产到独自带着儿子长大，忍辱求生，辛酸备尝。胡玉音顽强生存，与命运、世俗抗争的复杂性格在小说中充分体现出来，小说展现了胡玉音由一个默默忍受、相信命运的女性，成长为反抗命运压迫的坚强女性。 总之，胡玉音拥有细腻，坚强，柔弱，真实的性格特点。
第七讲 新时期历史的见证者
-林震形象分析
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是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勇于进取的人。他来到当的组织部门，对党的工作者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故而与刘世吾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他们的矛盾归根到底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两种不同态度的矛盾。
林震还年轻，他也有弱点。他的理想主义不是从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例如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党的工作者的，所以会碰壁。
他单纯，不免幼稚，和刘世吾等人相比是弱小的，还曾有过惶惑，但没有退却。在讨论麻袋厂问题的区委常委会上，他勇敢地站出来，提出一个人们需要深思的问题：“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
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并掷地有声地表示：“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他在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中成长、成熟起来，懂得了生活的真正美好和分量，懂得了斗争的困难和价值，渐渐明白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
林震拥有直率，不拘小节，心衣坦荡，谨慎，认真，敏感多疑的性格特点。
-解释王蒙的文学创作能成为时代的见证者的原因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王蒙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直到上世纪末的创作时期。
在1979年至198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蒙相继发表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中短篇小说，对西方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尝试与创新。
“王蒙的这六篇小说连同他以后创作的意识流小说重新开始并加速了已中断多年的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过程，使之以全新的面貌与格调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
王蒙这六篇小说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模式与时空观念，不再以外部故事的进程为结构线索，而是以人物的内心活动、意识跳跃、情绪变化、心理背景为结构纽带，采用内心独白与内部分析、自由联想、时空交错及象征等艺术手法，开辟了当代小说走向人性与心灵世界的方向，使小说创作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叙述自由与广阔领域，首开了新时期小说文体变革的先河。
王蒙在这些作品中运用了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如时空蒙太奇、内心独白、内部分析、感官印象、象征等。
《布礼》和《蝴蝶》两篇小说中时空交错最为明显，这两篇小说所描述的时间都跨越了30年。
作者采用心理时间的结构，通过主人公内心思想意识的流动将过去、现在相互交叉、渗透，只不过《布礼》主要是时间交错，《布礼》中以钟亦成的心理矛盾为中心线索，打破自然时间，按照心理时间构思全篇小说。《蝴蝶》则时空交叉都有，小说呈现着空间发射性的结构，描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两天的心理活动，通过这些心理意识的流动如内心独白、幻觉、闪念等展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