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剪辑错了的故事.. (800字)
复旦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试卷
课程名称： 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课程代码： CHIN119008.01 开课院系： 中文系 考试形式： 课程论文 学生姓名： 袁松 学号： 10300680121 专业：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一、下列题目任选一题撰写一篇论文
1. 我看当代小说
2.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思考
3. 就本课程所学内容自拟题目学一篇论文
二、具体要求
1．正文字数在3000字以上（不包括注释和参考书目等）。
2．严格遵循论文写作规范（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3．必须提交A4纸打印的论文稿，并以此试卷作为论文封面，于左上方边角处装
订。
4．字体：凡是正文一律用宋体/五号字，注释用小五号字，大标题用宋体/三号字/
加粗，小标题用宋体/五号字/加粗。段落：一律采用标准间距、1.5倍行距。
5．论文写作格式：
5.1 包括答卷页眉、论文题目、正文、注脚、引用及参考书目（或“参考文献” ）
5.2 答卷页眉包括学号、姓名、选课代码、选课名称，右对齐
5.3 一律使用脚注。需包括作者、篇名/书名/期刊名、页码、出版社和版次/
期刊号。
5.4 文末须列“引用及参考书目”，需包括书名/期刊名、作者、出版社和版次
/期刊号。
6．如果所提交论文不合规范者，必须改写。如果两次改写后，仍不合规范者不
予以评分。
7．严禁抄袭，一旦发现按零分处理。
8．12月25日前提交。个别需改写的可顺延三天，最迟于日之前
全部交毕。逾期按零分处理。
对《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批判和再思考
袁松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剪辑错了的故事》首次将对文革的思考目光投向历史纵深，历来对其的分析角度多样，然而从个人和社会结构及演进的角度分析和思考甚少。本文利用极权主义和帕累托改进的理论对小说进行新的梳理和思考，得出茹志娟笔下社会场景的极权主义特征，以及作者思考的局限性部分原因也是来自于此；同时分析和批判了小说中社会的激进演进方式，提出采取帕累托改进的社会发展理论，并指出小说直抒胸臆的结尾给人带来担忧。
关键词：反思文学 极权主义 帕累托
----- 基于社会结构及其演进分析
一 引言：
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政治环境的放松，使文学再次成为民众的扩音器，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在经历旨在揭露文革给广大群众内心带来的深刻伤痛的伤痕文学短暂繁荣的同时，一批在文革之前便经历过反右倾的“归来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力图从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角度去反思文革的历史根源。而1979年《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自此拉开了反思小说创作的序幕。
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其流派的划分也经历波折。小说的一经发表，便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内容上，该小说第一次涉及到了文革前的左倾思潮，在一年多里得到了许多文学家的赞许和褒奖，称其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场”歌德和缺德”1的讨论中，《剪辑错了的故事》屡屡被提起，被划为了以“揭露和宣泄”为主题的“伤痕文学”的范畴之中。而随着以历史反思为题材的小说不断涌现，80年代初，茹志娟的这部小说正式被研究界划归为“反思小说”的开端。 1 “歌德和缺德之争”由1979年《人民文学》第六期发表的《歌德与“缺德”》所引起，文中对“伤痕文学”对阴暗面的揭露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评，称其为反社会主义文学。
与此同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和研究《剪辑错了的故事》。有的从小说的内容方面，比如刘雁冰指出茹志娟的这部小说与刘真的《黑旗》“不谋而合地对我国现代史上同一重要篇章的缺点的一面，首次作出了真实的反映”1；而不久茅盾则陈赞其批判了极“左”思想的不容忽视的残余影响，探索了“更深的历史教训”2。洁泯评价其“揭示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农业生产的瞎指挥可以造成大灾荒以至生离死别”3。当然，也有很多人从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上来对小说进行分析。黄秋耘从艺术风格上指出，此作表现了作家“从微笑到沉思”的转变，标志着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深化”的正确方向；也有很多人对作家重拾现代西方艺术手法，采取时空切割、幻觉梦境、场景切换、情节跳跃等手法，使小说的表现力的到了大大的增强；同时人们对于小说是否采取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学科间的交叉影响，对小说的讨论和研究也更加深入和多元化。有的从语言学中“话语冲突”的角度，来剖析在小说情节中人物老寿所面临的农民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冲突。
作为反思小说的开篇之作，人们在称赞其相对于“伤痕文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时代所带有的理性和深邃，以及在时空剪辑切割的艺术表现手法时，同时指出了其反思的力度的不足，具体表现在思考结论简单化，将历史事件的起因归之于对优良传统的放弃和“为民请命”的传统思维模式。然而，在主题思想层面的研究和论述，却没有太多人从社会结构和演变，个人和政治主体性等角度来对小说进行解读和阐释，并指出茹志娟亦或者反思文学时期作者思想的局限性内在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而这方面的探究有利于我们对《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反思文学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对当时作者思想局限性给出新的阐释；于此同时，从文学的发展方向来看，对人的价值肯定和人性的解放的追求成为了后代作家常常探究的主题。
因此，本文将采取个人与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演进的角度来对小说进行批判和再反思，具体的说，则是运用“极权主义”和“帕累托改进”的理论来对小说文本以及作者的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指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对于个的体忽视以及作者思想局限性的原因所在，并用“帕累托改进”的社会演进思想对作者的发展思想进行批评。
本文将采取如下结构进行论述：文章的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从政治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的文献，并说明本文的贡献；第三部分简要回溯了小说的大致情节和主题思想；第四部分中分为小节分别用极权主义和帕累托改进理论从人与社会结构、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小说进行深1
2 参见刘宾雁：《人民，只有人民……》,《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2期 参见茅盾：《解放思想，发扬文艺民主—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及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1979 年第11期.
3参见洁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谈一九七九年若干中短篇小说》,《上海文学》,1980年第1 期
入剖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得出的启示。
二 文献综述：
应该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之所以历来被评论界视为地位特殊的小说，其重要意义在于具有挖掘历史反思“极左”思潮的勇气，引领当时的人们从历史的纵深来反思过往，而非仅仅是揭露和宣泄，因此小说中所反映的政治含义尤为重要。很多的人曾经从各个涉及政治的角度对于小说文本及思想做过粗略或者专门的探讨。胡莹莹从话语冲突的角度，认为小说的重点并非简单的落在干群关系的重新检讨问题上，而是小说中不同话语的申诉，不同价值立场的冲突和不同思想信念的交锋。小说中的老寿面临着作为农民身份的民间话语和经历革命带有政治色彩的政治话语的冲突，两者间的之间的激烈对峙最终以老寿的溃败告终。民间话语让位于政治话语并非来自于后者的暴力征服，而是来自于前者对于后者描绘的理想蓝图的憧憬、信任和向往，继而产生信念折服和情感认同，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类似一种准宗教，能克制规约遵循者的行为和思想。刘传霞在《饥饿的政治文化诗学—论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的饥饿叙事》中引用梅洛?庞蒂的话“世界的问题，可能从身体的问题开始”阐释道“世界的问题，可以从饥饿开始”。并由此谈到《剪辑错了的故事》通过农民的饥饿问题，表达对革命宗旨的与目标的最大背叛与背离。而张光芒则谈到小说自身存在政治宏大叙事的问题；从作家主体性来看，茹志娟通过这篇小说，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政治革命身份的认同。这种追求体现在老寿内心设想出来的战争，因为在文革中真革命和只会批评别人的革命家在混乱中无法得知，而唯有一场战争就可以立见分晓。徐德明和郭建军则从“政治现代性”的角度入手，指出中国的传统民众接受了处于草创阶段的政治，体现了中国的本土现代性，而 “剪辑“错了原因在于革命创造未来的政治现代性逻辑自身出现了问题，错在历史的约定难以实现，因此茹志娟担心农民会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支持战争，她在算政治账，想要衔接好两个时代，延续时代性承诺的有效性。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贡献为：1 首次从个人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利用政治学上极权主义和经济学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对小说内容进行剖析，为小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 在以上的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传统社会思想解释了小说局限性产生的原因；3 结合理论阐发出了跳出来沉思和点滴改进的启示
三 小说概述和问题引出
小说的出现和其表现形式是有其客观原因存在的。首先文革的结束以及对过往伤痕的揭露需要人们从更深的角度去反思历史，与此同时，西方的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渐渐传入，使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有了更大的张力。
《剪辑错了的故事》取景于20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以农民老寿和老甘为主要人物讲述了甘木公社跟随时风放卫星的故事。小说采取了时空切割、幻觉梦境、场景切换、情节跳跃的手法，将过去和现在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前后对照引人深思。我们可以用以下图表来简单描绘出小说的情节结构。
小说以大跃进时期放卫星为明线，以老寿的因现实引起对过往的回忆和梦境为暗线，二
者在作者的剪辑中有机衔接在一起。第一部分描绘了甘木社在全国放卫星的形势下也开始大放卫星并且全村征粮，并引起了老寿的质疑，担心全村人吃不饱饭。第二部分中，由此老寿回忆起了在解放战争中老寿勒紧裤腰带捐粮食给老甘战斗的情景，不过彼时是百姓心甘情愿。第三部分回到现实当中，老寿对于现在的革命产生怀疑，而公社领导决定迅速砍掉老寿指望过冬的梨园。第四部分的场景回到了淮海战役中，为了解决前线急需柴火的问题，老寿主动砍掉了几百颗枣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让他感到踏实和开心。第五部分回到了现实中，甘书记为了革命不顾老寿的央求砍去了梨园，而老寿也被撤销全部职务。第六部分描述了老甘的梦境，在反侵略战争中，老寿代表全村寻找能够带领和拯救大家的老甘，却不料等来了现在只会从老百姓手中要粮的甘书记。第七部分老寿从梦境中被小孙摇醒，外面正在为大炼钢铁庆祝，而老寿则更加迷茫，决定再找老甘，最终在1878年得以实现。
小说中也通过对老寿和老甘的刻画来表现干群关系的变化和优良革命传统的遗失。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国家建设时期，在全国性的浮夸风、极左的思潮中，老寿依旧保持着中国农民原有的淳朴和善良，以不变的内心和方式保持对党的忠诚；而老甘却在大跃进中由以往被百姓所敬重的领导，变成了盲目博取上级欢心，追逐革命“形势”却于农民的考虑不顾的甘书记，让老寿感到疑惑和动摇。
茹志娟在通过把眼光投向文革前的极左运动，试图反思灾难发生的根源。这既是出于时
代的需要，也是基于其个人的经历1，促使她去反思那些积累依旧的问题，对友好的干群关系的传统表达怀念。而从小说的题目、结构和立意上来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不仅指过去和现在的故事场景打错时间顺序交叉排布，更意指在领导革命和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那些关心人民利益的传统，实现人们美好期待的承诺的错位，而这些本应该是前后连贯一致的。
后来的文学评论界在重新审视这部小说以及其所属的“反思文学”流派时，常用以“理性的回归”、“对人民的歌颂”、“对人性的反思”等词汇来称赞其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局限于一定历史政策环境下的反思，却凸显出了作者反思力度的不足以及反思角度的扩展性不够等问题，导致小说的思维模式和结论相对简单，起于为民请命，终于因果的历史观2。那么为何茹志娟抑或说很多反思小说作家没能够跳出这样的思维框架呢？小说的表达存在怎样的问题？很多人探究过茹志娟要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却很少对于这个问题做出深刻探讨，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因此接下来，本文将就这个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四 个人与集体，结构与演进
（一） 极权主义及茹志娟笔下的社会
人类从孤立软弱的原始状态中走出，单个的个体渴望相互拥抱，期待能够利用他人和集体的力量更好的生存下去，追求美好的目标。个体和集体保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和状态，或者说我们在联合的前提下保持多大的自由度决定了我们所处的国家社会体制。从专制中走出来，追求社会改良以及个人自由的形态被称为民主社会；而成长于极度苦难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则迫切地希望摆脱困境，迫切地希望借用集体的力量达到美好的目标，也就更迫切的希望自己以及他人能够拥抱集体和对方，尽管个人自由被极度压缩，这种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体制，在向我们展现惊人力量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极端状态。
《剪辑错了故事》中描述的状态和极权主义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这样一个社会场景中，所有的人被要求和驯服保持对统治者的绝对忠诚，也由此，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中，当老寿在思索“做工作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功夫，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满意”时，不禁心惊害怕“可不得了，咱这不是有点反领导的意思吗？”……“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人们对于党和领导的忠诚超越了自我信念和意志。与此同时，在统一追求共同目标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窥视出，任何源于目标的行为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话语1
2 茹志娟的丈夫在“反右倾”中被打成了右派。 小说中茹志娟通过老寿的多次疑惑以及小说末尾的大团圆结局，表明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便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兴盛，而对其背离则可能造成社会的动乱、人心背离。
权，超越个人意志和信念，这一切建立于对于美好未来的信仰和急切心情之上。和战争时期相比已经变味的甘书记充当了这样一个狂热信仰者的角色，对于领导和集体的理想丝毫不怀疑，同时也不允许他人产生任何的怀疑，甚至可以用这种信仰来合法地规范他人的行为，于是乎甘书记面容严肃，说道：“我们现在不是闹生产，这是闹革命，需要的时候，命都要豁上…….还是一个党员，像话吗？”。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任何有悖于集体理念和理想的声音都将会被毫不留情的抹杀掉，甚至被采取极端的方式，老寿在最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并且后来慢慢精神恍惚便是最好的例证……小说中老寿和老甘完美代表了这样社会中的两种角色，一种是狂热的拥护者，得到集体的重用；而另一种是质疑者，最终却招致抛弃。但实际上，两者都是一样的受害者，不过被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小说中的场景继续生长，最终导致的便是那场震撼人心的十年浩劫。再回想起来，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感到不解和恐惧。所有的人都被强制纳入了敬奉唯一领袖、急切追求终极目标的国家机器之上，不得有所抗拒和脱离，他们展示出了强大的效率和力量，集体的身份标签让每个人都精神抖擞，斗志高昂。然而，正如小说《玫瑰之名》中所说的那样：“信仰和疯狂只有一步之遥”。集体和统一的过度扩张，将自己凌驾于历史、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最终可能导致自我崩溃。历史上德国纳粹，前苏联的斯大林时期等都以残酷的现实警示我们，我们离疯狂有多么的接近。我们本来想要追求美好的目标，因而团结在一起，最终却陷入集体性的混乱，这是一种怎样的困惑和可悲。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究竟该如何去拥抱彼此？太远，我们无法自立；太近，可能会如刺猬般刺伤彼此。不管如何，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任何极端，都必将带来巨大的伤害，不论多么靠近的的群体，个人的尊严和独立性都是必不可少。
我们可以看见，茹志娟叙述的这样一个场景时候已经无意之间带有了强烈的极权主义的影子，这背后实际上触及的是个人以及和社会关系的理解。这样一个群体中，当我们追求憧憬中的美好生活的时候，应该如何审视我们每个个体本身、自己的价值、以及对待自己和所处的集体，这在任何的社会形态特别是现代政治手段普遍建立的现代社会，都值得我们思考。然而，作者在无意间笔触其中的时候却没能够对那个时代进行再深入的探讨，没能够感受到过往岁月中人性被极度扭曲压抑所散发出来的恐怖和胆寒，而最终偏向了历史因果论的道路，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于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回归之上，多少让人遗憾。
再回过头，或者从事后免责的角度上来观察，为何当时的作者局限于宏大叙事下的历史反思推论，导致反思的力度不足，角度的局限？ 原因有多个，当然，究其根本则在于对人作为独立个体及其价值思考的缺失。在我们对于经典文本解读的时候，应当最大程度的还原
到当时的社会和语境之下来进行思考，探究个人也应如此。鲁迅先生曾将中国民众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两种历史状况，甚为精辟，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宗法结构、以及儒家忠孝的政治伦理下，中国农民的内心根植着一种难以抹灭的奴性，个人的意识是向外和被引导的，而非向内和自我主导的。与此同时，长久以来在革命和集体主义熏陶中成长的人们，对于这样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主义的形成始终不弃的信仰，在不自觉之间成为这样一台轰隆隆的集体机器中的一个部件，融入高度统一的群体之中忘却自身，以至于当这台机器由于负压过重抛锚时，依旧未能够完全清醒，重新思索应有独立性的个体。因此，作者在对历史和过往的一切反思都基于一个不容也害怕质疑的前提：对于主义、集体的不背离和不质疑，使自身始终很难跳出那样一个固定的圈子，审视自己所在的世界。而对一个思想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身处其境思考世间，更为难得的是能够跳出身份羁绊，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探寻我们所处的世界。
（二）社会演进和帕累托改进
以什么样的形式结合决定了怎样推动社会演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组成形态下得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对社会目标和理想的追求方式实际上为社会形态深刻影响。极权主义社会在强大的现代国家力量下把所有的人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以统一的步伐集中力量来追求最终目标。这样的行动以其极高的决策效率和资源的快速整合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成效，然而短期成果却往往容易使人陷入喜悦和不理智当中，对集体力量和最终目标的达成产生过度的自信，甚至于忽视社会发展和自然规律。而为了能够统一步调，集中力量、提高效率，“最终目标”常常被用作成为扼杀不同声音，扼杀个人自由的强制力；逐渐演变成了手段而偏离其本身的目的性，其对个人空间的压制最终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和集体性的恐怖。
甘木公社所上演的故事便在不经意之间表现出了这样的发展方式选择色彩。苏联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成就多多少少刺激了这个开始进行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从中央一直到每个基层组织，生产指标不断提高，社会情绪不断高涨，然而现实的生产条件没能够给目标的实现留下充足的空间，中国的农村大地上开始放起了一颗颗卫星。其他不知道如何如何按照科学方式提高产量的村在外界以及共产主义目标的刺激下不甘落后，只好采取欺骗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高产田，甘木公社便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巨大的风险的，为了防止被他人看穿，工作必须做的滴水不漏和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而大队长还是被问得一件白褂子湿了半件；但更为严重这样的“发展”是以全村人可能会挨饿的代价换
来。尽管如此，各个公社的“甘书记们”依旧不为所动，反而认为革命的一时牺牲是必要和正常的。最后公社的梨园被无情砍去，在集体的狂热之下，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被破坏。尽管老寿出于农民利益的考虑提出自己的担忧，但是却被甘书记：“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所“教育”。在这里，共产主义成为了压制不同声音的武器，在集体主义和“共同目标”下，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变得不堪一击、无足轻重。小说的末尾，老寿从梦中被叫醒，全社的人正在庆祝另外一场正轰轰烈烈开展的大跃进的进行，而这样的演进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恶性膨胀直至崩溃1。
诸多的历史事件以及文本中的故事都触及到了一个问题：面临这样的困境，我们应当如何促进社会的演进和发展？ 我们就像站在泥泞道路的一边，想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投到看似安全的道路另外一边，且心情急迫，然而很有可能的情形是，对面的人可能面临着同样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正把目光投向此岸。走向任何一种极端造成的都是毁灭。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经济理论----帕累托改进：指在不使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的前提下，某项政策至少能够增进一个人的福利；而当帕累托改进无法实现的时候，便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即达到了社会财富和福利的最大化。比如NGO组织的存在，就是对政府力量不足的弥补：给予社会、民间力量发展的空间，既能够改进社会问题，同时也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帕累托改进实际上隐含在告诉我们，极端激进的措施必将导致一部分人最终是绝大部分人利益的受损，在发展的道路上，真正重要的不是在于两种状态的如何选择，而是清醒的面临现有的问题，在尽量保护个人正当权益的同时，一点一点地对问题进行修正，最终踏平泥泞，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杜威曾说过：“进步并不是一种批发的买卖，而是零售的生意，应当一部一部的定约，—批一批的成文。”
小说中甘书记对共产主义的急切追求，人们大放鞭炮庆祝的大炼钢铁，试图一夜跨进社会主义…..都是对违背帕累托改进的良好说明。然而值得思忖的是，小说最后一段话：“结尾于一九七九年元月，老寿老甘重逢之时，互诉衷肠之际。奋斗，寻求多少年的理想，多少年，多少代价啊！终于付于实现之年，中国人民大喜，大幸，大干之年。”言辞之中，作者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表达对战争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回归的喜悦，让人能够理解，在经历如此多的苦难后终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其中的感慨和喜悦不言自明。但与此同时，作者所表1 这里指的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革十年动乱。
达出来的强烈的情感，以及由“大干之年”等字句所表达的急切心情不免让人感到担忧，因为对未来的无限激动，甚至没能够完全去除冲动。在没能对于过去种种苦难的原因，没能够对于未来的道路进行潜心的思考，无疑增添了不知不觉再次走上过去激进前行的老路的危险。在相对诗歌来说需要更多沉淀和思考的小说来说，这样直抒胸臆的激动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够成熟。
五 总结
本文基于前人对《剪辑错了的故事》的政治分析和对茹志娟反思的局限性入手，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演进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批判和再反思。小说中的场景实际表现出了极权主义社会的特征，高度统一的集体，对终极目标的强烈追求，以及对个人自由的极度压缩，导演了当时以及后来的悲剧。值得让人反思的是如何从新定位个人的价值以及合适的社会构成形态，然而茹志娟在无意触及其中时却擦肩而过没能够深入探讨。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成长和生活于这样一个强调服从的环境当中对其思想和性情的塑造正是其不能跳出思维框架冷静旁观和反思力度不足的原因。然而，这样的跳出思考对于反映人们思索和引导积极社会思潮的作家来说显得必要
同样，用怎样的社会演进方式，怎样的道路来追求我们心中飘渺的终极目标，在于的不是选择两种极端方式中的一种，而是如何对自己现有的状态进行修正。从帕累托改进的角度上来说，最理想和保险的方式乃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对问题进行一点一点改进，宁可效率低一些，也不冒无法承担的风险。小说中所表现得激进和荒唐的生产场景恰恰是对帕累托改进的违背。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没能够洞察其中，让人遗憾的同时，作者表现出来的激动和亢奋之情甚至令人隐忧：这样的思想如果是普遍存在是否会重演过去的错误。尽管现实总体看来是令人惊喜的，但对历史和思想的沉淀对于小说作家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为过的。
参考文献：
[1]: 茹志娟, 《剪辑错了的故事》, 《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2]: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1月1日第2版
[3]: 《经典文本中的“话语”真相——从“话语”冲突角度解读<剪辑错了的故事>》, 《名
10300680121 袁松 CHIN119008.01 当代中国小说选读
作欣赏》, 2011-01-01
[4]: 刘传霞, 《饥饿的政治文化诗学——论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中的饥饿叙事》,《扬子江评论》, 2009年第3期
[5]: 张光芒, 《反思的力度及其局限——重读<剪辑错了的故事>》, 《名作欣赏》2010年12期
[6]: 徐德明,郭建军, 《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主体与“政治现代性”》, 《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
[7]: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著, 林骧华 译, 《极权主义的起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第1版 (2008年6月1日)
[8]: 茅于轼, 《快乐的‘帕累托改进’》, 搜狐博客, maoyushi.blog.sohu.com/108819293.html
[9]: 施战军, 《茹志鹃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学》, 南方文坛, 2001.1.15
[10]: 刘景清, 《文艺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从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谈起》, 《社会科学》,1980-03-31
[11]: 哈维·S·罗森, 特德·盖亚著, 《财政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