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1月号第10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1月号第10辑

整理 fcs2002

1.官员退出是改变协会“二政府”的必需

2. 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3.立法禁啃老，不单单是家事

4. 从高考报名模糊“敏感信息”说起

5. “吃拿两个苹果”被通报是对制度的“妖魔化”

6. 大学“诚信超市”，没必要寄望过高

7. 倒闭潮下的东莞，已经在顺势转型的路上

8. 股潮退后，小鲜肉们还好吗？

9. 大城市“人多”只是病状不是病因

10. “认养”围楼需要有不变的法律承诺

11. “乡医院无医生”阻碍分级诊疗落地

12. 艺校生聚众吸毒再证“封劣”必要

13. 用意良善的“校长陪餐制”何以难受待见

14. “不归我管”离“不是局长”有多远

15. 种粮补贴成“唐僧肉”，监管去哪儿了？

1.官员退出是改变协会“二政府”的必需

王传涛

民政部新近发布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提出：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设行政级别，不得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公务员兼任。记者发现，“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协会”，仅官网公布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旧有106个，多数行业协会商会都有现任或退休部级领导“挂名”任职，有的还多达10余人。《办法》落地后，至少有百名部级高官将离开协会商会。（11月24日央广网）

现职官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商会任职的规定，终于出台。一些官员的名片上，也可以少一些头衔了。但民政部发此文的用意，显然不只在于减少官员的头衔，而在于改变我国协会商会的“二政府”特色，弱化协会商会官办性质的同时，淡化协会商会收费的行政色彩，继而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7月份，中办和国办对外发布《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其中对于官员任职协会商会也有明确的指导意见。现在明确现职官员不得任职协会商会，同时去协会领导的行政级别，也应该算是对于以上意见的落地执行。这对于推动协会商会去行政化，显然有着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许多行业协会商会都以“二政府”自居。所谓“二政府”，基本有两个体现：一是背靠政府机关尤其是行业的主管部门这棵大树；二是由现职官员坐镇并摇旗呐喊。这容易造成这样的假象——协会是权力所办，也似乎理应由权力所办，得到协会的认可，就能得到官方的背书，更能通过协会打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继而打通企业与政府机关的绿色通道。应该说，这是长期以来各个企业形成的官方认可依赖症的表现，也是企业最真实的生存状态写照。一些企业，为了得到所谓的官方认可，也往往不再乎什么会员费、赞助费等，只要协会商会的文件一发，缴钱就会非常积极。因此，在协会商会的“二政府”状态下，协会商会下的有关企业是“愿打愿挨”的。

但是，近年以来，一些协会越来越像盈利化的企业组织，距离公益、维权等行业团体的本性越来越远。即便是一些未经过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的评比、期刊和展览，一些协会仍然打着权力的旗号向企业索要各种费用。如此一来，许多企业实际上对协会的各种收费不胜其烦，但因为协会领导就是政府官员，企业也不想因为一些小费用而抹了领导的面子，更不想僵化

从本义上讲，协会商会就是行业内由企业共同组成的维护行业权益、提升行业形象的社团组织，它从来都不应该与权力、与官员有这样那样的暧昧关系，不应该依附于政府机关和官员。从这个角度出发，现在要求现职官员退出协会商会就是一种价值还原与常识回归，既能让各协会商会回归到它的原始状态，又能真正为企业服好务。

2. 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胡印斌

大雪不期而至，带来寒流的同时，也装点了大千世界。中新社日前报道，小雪节气，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雪景照，网友纷纷点赞，“白雪镶红墙，碎碎坠琼芳，美得这么安静”。更有网友造句，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南京就成了金陵，西安就成了长安?? 雪落在北方的原野，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连着两天，我在寒风中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头顶是金黄的树叶，脚下是金黄的落叶，视野所及处，则是白雪覆盖下的各色建筑。往昔的坚硬和丑陋，在积雪的覆盖下，都显得格外内敛，甚至有一种沉静之美，这样的景象，在以往并不多见。下雪后，寻常景致都有了不一样的韵味，更何况原本就美得让人心悸的故宫？ 红墙、黄瓦、白雪??颜色的反差固然是激发美感的一个因素，不过，之所以“北京就成了北平”，或有更多的意味。

北平是什么样的？大抵多数转发微信的人并不晓得，至多是从文献中、乃至影视剧中得来的一些片段印象。比如《城南旧事》中清脆的驼铃，巍峨的城楼等等；或者如沈从文抗战胜利后写下的文字，“历史的庄严伟大，在北平文物上，即使不曾保留全部，至少还保留了一部分。”但这些零碎的印象，并不影响人们笃定地认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沉静、美好的北平，而落雪正好是绝佳的穿越通道。

这种穿越，带给人的心理满足显然十分强大。很多人拍摄的故宫角楼沧桑奇崛，引人遐思，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这种穿越的因素，只不过因其是局部印象，远不如一场大雪来得铺天盖地罢了。

而日益现代化的新北京，尽管依然有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美，但在人们的眼睛里，仍不免过于浮躁，炫目。色彩刺激虽然强烈，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并不能在人的心里留下深刻印象，更不要说有所谓的韵味了。崭新的建筑也好，整个的色调也罢，很美，但那是一种张扬、跳脱、激情的美，恰恰缺少一点安静。

落雪之后则不然，大地万物统统在白雪的遮掩之下，整个世界显得清寂、沉静，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意味。这个时候，相信每个人都会感到很熨帖，凝神静气，端然肃然，乃至有那么一点历史感。

可见，穿越的背后，人们聚焦的还是当下的城市审美。不管是北京、南京还是大大小小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已经足够美丽，哪一个都是簇新簇新的，都有各自的醒目地标，都有各自的开阔广场，但从审美的眼光看，却也不免太过单调，甚至“千城一面”，走到哪个地方，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倦怠感。

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几乎所有城市的景观和面貌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畸变，难以计数的有价值以及尚未来得及认识其价值的街区、建筑构成的独特的城市景观，转眼之间就土崩瓦解。北京的很多胡同、四合院，南京的很多梧桐、民国老建筑等等，都难逃被铲除的厄运。一方面各地在花费巨资建设美丽城市，打造宜居社区；而另一方面，城市的审美系统支离破碎，让人丧气。

其实，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韵味和灵魂，这就是人与自然在千百年共处互动中积淀下来的精神气质。北平有北平的气质，金陵有金陵的气质，那是北京、南京替代不了的。一场大雪，固然可以让人们短暂地重回历史现场，感受到城市独具的美好，但若想这种感觉长期存续下去，还有待于城市管理者多一些沉静和可知，停一停拆迁和建设的脚步，让历史在城

1950年，文学史家曹道衡从无锡国专插班到北大读书，初到北京。“到前门站下了车，一出站，往内城望去，就看到一大片房子，都是一色的红墙黄瓦，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中反射得很亮。‘这就是故宫’”。曹先生特意注明，那时北京的空气特别好，晴空万里，天总是那种鲜艳的蓝色。想来，那时北京的色彩更丰富，也应该更接近北平。（

3.立法禁啃老，不单单是家事

朱昌俊

日前，吉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吉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并决定明年5月1日正式实施。本条例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11月25日的《新文化报》）

在吉林立法对“啃老”说不之前，已有多个地方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中，明确了老年人有权拒绝年轻人“啃老”这一规定。于老龄社会加速发展之下，这类立法举动可以看作是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种现实回应。而据说在当下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甚至65%的家庭存在“啃老”现象。就对该问题的应对而言，立法的积极姿态与初衷并不难理解。

然而立法作为一个严肃议题，不止要保障初衷的正确，其执行力如何更是关键所在。从相关规定的表述来看，都是声称对于年轻人主动“啃老”现象，老年人有权拒绝，言下之意，它并未将老年人主动对于年轻人的“资助”算在内，这也算是务实之举。但问题在于，那种强行要求父母“资助”自己、而父母却想拒绝的现象到底有多少？要知道，相关统计所指的65%的家庭有啃老问题，是包括了父母对于孩子的主动“接济”，典型如父母给孩子付购房首付。那么，排除父母“你情我愿”或不得已的接受“啃老”之外的“恶性啃老”现象，是否真的到了必须立法加以干预的地步？

还要看到，即便是那类父母想拒绝而拒绝不了的主动“啃老”行为，其实在更严格的法律意义上，已是涉嫌侵犯个人财产权，而无需强调“啃老”与否。这种行为在已有的法律中包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有相应的表述，那么再明确在地方法律中对“啃老”作出专门规定，是否有必要，就更加值得商榷。所以总体来看，立法禁止“啃老”固然初衷可嘉，却很可能陷入“良法难断家务事”和多此一举的困境之中。

不可否认，近年来无论是“常回家看看”还是“啃老”的入法，都体现了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视角。然而，立法的方式看似态度鲜明、直接，却往往又表现出对于复杂问题的窄化处理思维。比如子女未常回家看看或说啃老，在传统的社会中本来就会承受不小的道德压力，但为何在今天这类现象多被视为无可奈何，这显然就不应该只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国外也存在着“啃老”现象，但在应对上，都往往是从就业和福利保障等社会角度来加以反思。比如，当一个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遭遇挫折，除了家庭的庇护，他能否获得应有的公共救济？且还要注意的是，“啃老”一词在传播的过程中就已暗含了一种污名化的扩大效应，但父母有能力又愿意“接济”自己的孩子，真的就不能被接受吗？至少，家庭的涵养功能不应该被一同污名化。

不管怎样，都还是需要承认，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多少人会主动选择“啃老”。如果确有年轻人恶意“啃老”，牵涉到财产权的纠纷，按照相关法律进行裁决即可。若仅仅只是为了保障老年人权益，就已立法的方式来为所谓的“啃老”划一条红线，既可能脱离社会现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更很可能伤及亲情和法律的权威。

在亲情和道德的领域，法律的介入从来就应该慎之又慎。在社会治理的角度，“啃老”等“新问题”的出现，还是应该回到社会大环境下来求解，它远比立法要复杂得多，更远非一条简单的立法表述所能够解决。若一味依赖如此“立法”治理的简单方式，只会掩盖真问题，比如如何让年轻人拥有更多的“独立”的机会与能力，比如社会养老机制的完善和观念

的普及如何跟上老龄化社会的需要，而不再仅仅被视为是“家事”。（

4. 从高考报名模糊“敏感信息”说起

司马童

近日，来自湖北的两则消息，都与教育信息安全有关。

一是关于考生信息保护的。记者从襄阳市教育考试院获悉，2016年湖北省高考有关政策做出适当调整，为保护考生信息安全，高考报名不再采集“联系电话”“联系人”两个敏感信息点。（11月25日腾讯教育）

二是涉及学生被办信用卡的。今年10月，毕业于黄冈罗田一中的小方（化名）去办理贷款买房的手续时，因有不良信用记录被银行拒绝。查询得知，在他高三那年曾办过一张信用卡，随后7年间的年费一直未交。恍然大悟的小方称，自己从未知道有这张卡的存在。（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诚如相关人士所解释，高考报名不再采集“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将会大大减少学生及家长受骗的概率。至于高招录取时高校如何与学生联系的问题，其实在志愿填报阶段再添加以上信息，便能大大降低学生信息被泄露或利用的潜在风险。然相比之下，湖北黄冈那名读书时疑似“被办信用卡”的小方，如今处理起莫名其妙留下的“不良信用记录”，肯定得劳神费劲好一阵子了。

毋庸讳言，高考考生信息安全、学生被办信用卡等的案例，只不过是教育信息安全的冰山一角。现实语境下，浏览媒体报道可知，每年都会曝光大量的这类事件。分析教育信息安全漏洞频现的原因及后果，有的是人的问题，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时候涉及学生的利益，有的时候则涉及教师的利益。然而，尽管信息泄露的警报早已拉响，若问各界对切实加强教育信息安全的保护有多重视、有何良策，恐怕更多的还是焦虑归焦虑、无措归无措。

教育信息安全的时现漏洞、不容乐观，自然与眼下公民个人信息被无孔不入地任意盗取、大肆买卖乃至用于违法活动大有干系；当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信息数据和资源，都能通过转手交易、变现牟利时，点多面广、易被惦记的教育信息，又岂能独善其身、不受侵扰？譬如，去年底的时候，一条“130万考研信息疑似全泄露”的惊人消息，在乌云漏洞报告平台被爆出。预警发出后，有关官网及时修复了严重的安全漏洞，却也有部分网友发出了“谁把这漏洞给爆了，我保证不打死你！”、“做假证又要找其他漏洞了”的无奈恐吓。

一边是缘于有隙可钻、有利可图，一些不法之徒便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铤而走险；另一边，“互联网+”的时代，使得个人信息在网上留下的痕迹也越来越频、越来越多，且由于网络应用的领域越显宽广，它给“盗痕者”带去的价值也就更大，所以“用网有风险”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确凿也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这方面，各类教育机构及教职员工，尤其是涉世不深、经验不足的高校学生，或因疏于防范，或因麻痹大意，往往容易掉入坑骗陷阱，成为教育信息安全漏洞之下的受害者。

值得警醒的是，对教育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缺乏足够重视，还不仅仅只是学生、教师的个人利益，以及相关教育机构的良好形象受损；更远地来看，大数据、个人征信、移动金融等日益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假如相应的加强信息保护、惩治信息犯罪的法律法规滞后太多，其对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的巨大危害，也会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

治乱当用重典。有专家称，当前个人信息泄露的严重状况已经超出我们想象。可想而知，教育信息安全也需尽快敷起一张严密可靠的“创可贴”。坦率地说，“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充分运用，要想使包括教育信息在内的安全保护做到“踏雪无痕”，显然不太可能。但是，企业和个人的收集利用信息资源，哪些属于合理范畴，哪些属于“雷池”和“底线”，显然需要一部“人个信息保护法”来廓清模糊、依法而行了。

警惕利益勾兑之下的教育信息安全漏洞，为之筑起周密屏障，已是当务之急，切勿拖沓轻视。（司马童）

5. “吃拿两个苹果”被通报是对制度的“妖魔化”

陈广江

近日，山东省巨野县纪委通报：该县田桥镇政府办公室主任魏衍顺到县城了解苹果价格，在某水果副食超市聊天时，吃了一个苹果没交钱。在另一超市，老板送给魏衍顺一个苹果当样品，魏也没有交钱。身为公职人员，吃拿商户苹果，影响公职人员的形象，根据规定，县纪委对魏衍顺诫勉谈话处理。（11月25日《齐鲁晚报》）

消息一出，立即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从网络舆论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防微杜渐”的点赞声少，“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吐槽声多，也不乏“纯属作秀”、“形式主义”的质疑声，甚至还有“得罪领导”、“有人使坏”的阴谋论。总之，这则由两个苹果引发的通报事件与民意期待相去甚远。

诚然，全面从严治党就应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将违纪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再严的纪律也有一个度，逾越了这个度就有滑向极端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危险，甚至是把纪律和制度“妖魔化”。这个度是什么？概言之，人之常情。

镇干部“吃拿”两个苹果被通报有违常情。就像普通消费者买苹果先尝味道一样，镇干部了解苹果价格吃了一个、拿个样品，是人之常情，与吃拿卡要有本质区别。另外，这事纪委是怎么发现的？商户举报的可能性不大，除非镇干部平时吃拿卡要成习商户有意报复，但从通报看并无此内容，所以也不怪网友猜测其被人“暗算”。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号曾在解读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新常态”时，总结了八个字：“不拘常例，不违常情”。何为常情？千百年来老百姓心中最朴素的常识、常情、常理。对群众吃拿卡要“零容忍”，是常情；镇干部了解价格时，吃个苹果，拿个样品，也是常情。若制度背离了常情，就会变味走样。

把完全可以坦然处置的事情上升到违背廉洁履职规定的高度，有“妖魔化”纪律和制度的嫌疑。何为“妖魔化”？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把事情看得比其本质更加恶劣、恐怖、更有杀伤力和毁灭性。加以升级，认识远远偏离真相，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实际上完全可以坦然面对。”在这种情况下，网友才质疑当地纪委“抓小放大”、“形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究竟是谁认为镇干部“吃拿”商户两个苹果，影响了公职人员的形象？纪委监督执纪，也不能任性。（陈广江）

6. 大学“诚信超市”，没必要寄望过高

堂吉伟德

南开大学设在学生宿舍楼内的“诚信超市”日前开张，从选购商品到投币付款，全程无人看管，都由顾客自助完成。不少学生直呼：“这是对一个人诚信度的考验！”南开大学学工部生活指导中心老师朱庆磊介绍说，目前的情况让人感到欣慰，自“诚信超市”运行以来，收支基本平衡。（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

所谓的“诚信超市”，其实是诸多“无人售物”的另类形式体现。既然标以“诚信”的名号，当然也就成为检验小范围诚信状况的试纸，从已有的经验来看，诸如社区等熟人社会里，“无人售物”跟有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受众的整体诚信度都极高，“无人售物”的模式也能得到延续。不过，在流动率较大而相对陌生的环境里，这种模式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也有难以为继的尴尬，从而让人发生“人心不古”的感概。

据报道，福建省福州市一家名为“五饼二鱼”的小型自助餐馆以“无账单”的理念经营，让顾客们自主估价，为自己所消费的食物付款，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经营者所想象的那么乐观。这家餐馆的厨师兼合作人彭勇透露，大约有20%的顾客吃“霸王餐”，事后大摇大摆走出餐馆，毫无羞愧之感。今年“双十一”期间，成都一家卤菜店采取取菜之后由顾客自助付款的模式，2天时间下来，顾客的自助付款率不足三成。通过这诸多个案，能否说社会的诚信已下滑至让人不耻的程度？事实当然不是，诚信的体现既有自律性，也有他律性，以“诚

信超市”这样的方式，去检验社会的诚信其实是一种不智的行为，其得出的结论也难有代表性。

如同统计学上的概率原理一样，样本的代表性至关重要，只有样本数越多才越具有代表性。虽然必须承认，时下社会诚信确实“大不如前”，但其真实状况显然不能用“诚信超市”来验证。省去人力成本之后的“诚信超市”，既然定下“看菜下单”的规则，那么就会面临由此带来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诚信的实现需要靠外力的约束和机制的保障，其不可能在缺乏基础支撑的情况下实现，越是诚信体制完善，诚信才越有成色。

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征信体系，由于辅以了严厉的惩罚机制，才做到了以他律来促进自律的实现。换言之，假若没有这种机制的保障，那么整个社会诚信同样难言乐观，“诚信超市”也会面临着亏多盈少的窘境。近年来，一些组织或者机构，总是倾向于采取“测试”的方法，对社会的诚信状况进行验证，比如在马路上丢一个钱包，看各色人的表演；或者对“无人售物”之类的样本，进行过度的解读，甚或将其作为验证社会诚信的标配，久而久之已让人产生了某种审美疯劳。

“诚信超市”的做法当然值得尝试，不过若是状况良好也不必唱赞歌，情况糟糕也不必忧心不已。把诚信寄托在乌托邦的形式上，那样的境界过于完美和纯朴。诚信不是虚无飘渺的存在，若不能接地气也始终难以实现。当前最大的问题恐怕在于，一个社会的诚信饥渴下，对其标准的要求太过苛刻，以至于到了极其完美的境地。诚信的实现，除了道德的说教和完美的测试，最终还得靠机制的保障。故尔，不必对大学“诚信超市”寄望过高，因为诚信不是抒情叙事，平实化的写意才能彰显其内涵。（堂吉伟德）

7. 倒闭潮下的东莞，已经在顺势转型的路上

然 玉

加工制造业让东莞市有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近一年来，“熄火”、“衰落”和“危机”成为外界加在东莞身上的标签。当地加工制造业很多工厂订单流失，不得不关停或将生产线转移。当地流传的说法是，近一年以来，至少有4000家企业关门。以电子行业为首的生产制造业企业成批量倒闭，媒体称之为新一轮“工厂倒闭潮”。面对现实的困境，东莞官方开始大力度推进“机器换人”、“腾笼换鸟”运动。（11月25日《新京报》）

曾经辉煌的东莞，如今正面临着麻烦。制造产业普遍呈现的衰败迹象，越来越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无论是称作“工厂倒闭潮”，还是表述为“转型阵痛”，其事实本质总归是确定的。那就是，以下游代工和低端制造为产业基础，以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为核心竞争力的“旧东莞模式”，时至今日已经难以为继。就这样，一度被视作经济奇迹的东莞样本，也终于挣扎着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

现阶段的“东莞困境”，大致可以分解成几个部分。首先，经济下行、需求疲软导致“订单锐减”，而当地高度同质化、过剩化的产业结构，又放大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以及国内的产能转移，东莞赖以为生的区位优势发生动摇。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毫不费力就可取代东莞地位、复制东莞经验??现实语境内，资本持续流出，劳动力却不再流入，东莞由此陷入了尴尬的泥潭。

现状不尽如人意，当地官方却并不认为这就是“危机”，而更愿意将之描述成优胜劣汰、产业升级。且，客观来说，这套说辞绝非只是自我安慰。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当地银行业早已有意识地、选择性地收紧了企业贷款，从而加速了某些低端制造工厂的关门——显而易见，这是当地主动“转方式调结构”的结果。市场的无形之手，加之官方的顺势引导，其实是东莞此轮“倒闭潮”的两大推动力。

也许应该承认，东莞正遭遇着危机。但是，危机也是契机。面对周期性的机遇，东莞没有采取“强激励”手段逆势而为，而是适时推进“机器换人”、“腾笼换鸟”等举措。可以说，这既是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是区域产业定位的根本性调整??在这一思路中，培

育、引进创新性、先进型的现代企业，被看作是救命稻草。可以预见，为了实现此一目标，东莞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吸引“先进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事实上关系到社会结构的系统优化。完善的产学研基础，低成本、畅通的融资渠道，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以及更简单的政商相处模式，更完整的契约精神与司法兜底系统，这一切都是“先进企业”成长的必要元素。就此而言，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在新形势下率先出发、积极求变的东莞，能够再一次走上正确的路。（然 玉）

8. 股潮退后，小鲜肉们还好吗？

邓海建

思凡（化名）是长春市一所大学的大四学生，他自称因“用学费投资股票全赔了，着急还钱”，随即转向借贷。本要借1.7万元的他，却陷入高利贷的圈里。如今早已还出了本金，但还在拖欠。而对方称，他签有合同，金额和期限约定都属于自愿。（11月26日《新文化报》）

学费和高利贷是不是砸进了股市，当事人自己才清楚。但在上一轮牛市效应下，除了广场舞大妈们，大学生扎堆涌入股市，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据《新华每日电讯》针对大学生炒股现象进行的调查显示，31%的大学生在炒股，其中26%的炒股学生投入5万元以上。按照2014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547.7万人计，“31%”的背后可能对应着数百万人的数字。不过，股市如江湖，跌宕凶险。类似“大学生网上学炒股遇‘股神’ 两万‘学费’被骗”的新闻，也并不鲜见。

大学生离“财务自由”还有千万里之遥。炒股的钱，要么是学费与生活费，要么就是拆借的贷款。不管是哪个路径，本质都属于“借钱炒股”。在这一轮杠杆股市中，最令人担心的也就是全社会“借钱炒股”。道理不复杂，借来的钱，都不是做长线，爱如潮水来得快，恐慌退场也走得急。股市最怕的是系统危机，那么，对于借钱炒股的大学生来说，恐怕最承受不起的，就是急跌与大波动。于是，一旦股市进入调整期，原先在牛市中叱咤风云的小鲜肉们，基本都被打回灰头土脸的屌丝原形。高利贷不相信眼泪，“不作不死”能怪谁？ 借高利贷炒股，不是股潮退后的事。严峻的后果，却只有在退潮后才能发现一大波“裸泳者”。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则，所谓烂俗的“财商”，是炒股炒出来的吗？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聚宝发布的《2015年大学生理财报告》中，有个有趣的结论，说理财成绩更优秀的学生往往出自“211”、“985”的名牌高校。也就是说，财商更优秀的学生身上的标签并非“富二代”，而是高材生。这个结论也许未必靠谱，甚至让人有点沮丧，却也说明一个最浅显的问题，理财是专业智商领域的事，并不是蓝翔新东方双学位能PK的。啥也没有，啥也不懂，就去跟风炒股，“财商”不会从天而降。

二则，盲目鼓励大学生信贷消费，迟早要承担失范的恶果。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支持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不过，消费信贷的主体，应该是生产者，而不是“纯消费者”。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浙江杭州市下沙地区出现不少专门针对大学生的高利贷组织，其放贷目标全部锁定为在校大学生，根据不同学历，额度从5000元至20000元灵活掌握，贷款月息从5分至2角不等。一些学生因为还不上贷款，受到人身威胁。眼下，看看各地高校内热火朝天的“大学生贷款”招贴，不难联想到后续的故事。

股市不是提款机，躺着赚钱的时候是小鲜肉，股指大跌的时候就成小韭菜了。理财也好，炒股也罢，都无可原罪。不过，在大学课堂被低头族占领的时候、在专业课老师纠结要不要“放水”的时代，鼓噪大学生去搏杀在物欲最前线，合适吗？把大多不适合在股市流连的孩子召唤回来，这是当下高校的使命与责任。（邓海建）

9. 大城市“人多”只是病状不是病因

舒圣祥

“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的表述，首次出现在中共北京市委全会的决议中。这是北京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的一个新动向。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说，“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人口无序过快增长，是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11月26日新华网）

2014年常住人口2151.6万的北京，提出了人口2300万的“天花板”目标，这意味着留给外地人进北京的指标“已经不多了”，或者说，“北京欢迎你”已经成为过去式。众所周知，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上广等大城市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多”——因为“人多”，所以交通拥堵，所以污染严重，所以房价高企??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惟英曾建议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清华大学教授文国玮则建议，“外来人口想要取得北京户口，可以考虑进行考试审核”。人口准入制也好，考试审核制也罢，说白了都是要“参照国际经验”将大城市搞成需要签证准入的“国中之国”。可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诸如“工作许可制度”只能对外国人适用，而不应该包括自己的同胞。

更何况，如果“大城市病”确实是种病，“人多”充其量只是病状，而不会是病因；将药方开在治“人多”上，实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人总是跟着资源走的。一个地方之所以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工作机会多，比如前些年的东莞；也可能是因为公共资源多、公共服务好——我相信，那么多人选择北京，绝不是因为喜欢那里的雾霾和沙尘暴，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个人发展的机会在那里，因为全国最好的资源都聚集在那里。

因为资源过度聚集，因为地域发展失衡，因为公共福利悬殊，所以“人往高处走”，这是必然的规律，也是“大城市病”的根源所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虽然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但城市化进程依然需要加速推进，要问这些“新市民”最想去哪里，恐怕还是北上广等超大城市。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设置各种进入门槛去“堵”肯定不行，必须从“单中心，摊大饼”的资源过度集中发展模式上改起。

通过分流城市资源来分流城市人口，这应该是最基本的思路。具体的做法，可以是东京、首尔等大城市普遍采用的“城市副中心”模式，将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国企单位等，向周边的卫星城和城市群转移，通过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当然，解决资源分配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需要全国一盘棋通盘做考虑。其实，国人是最讲故土观念、最为安土重迁的，涌向大城市不是非此不可，无非“为稻粱谋”。

“大城市病”应该对资源过度集中的大城市独吃模式形成倒逼，而不是高筑人口准入门槛；“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说到底都是治标，要解决“大城市病”，要鼓励“逃离北上广”，关键还得公共资源分流，还得公共福利补齐。（舒圣祥）

10. “认养”围楼需要有不变的法律承诺

华 评

韶关市始兴县249座客家围楼，既有古代中原坞堡建筑遗风，又带闽、粤、赣等地客家古堡建筑风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颇高。然而，由于长年缺乏维护，渐渐变成废墟。如何保护围楼？始兴县开始了新的尝试———围楼“认养”：由有财力且对保护历史文化感兴趣者来“认养”围楼，成为古堡“堡主”，并对其进行修复和维护，也可进行活化利用（据1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对散存各地200多座古近代具有独特风格的客家围楼，无力修缮维护，寻求社会对保护历史文化感兴趣且有财力的仁人志士进行“认养”，担当这些古堡的“堡主”，在对其进行修缮维护的同时，允许其“活化利用”，确实不失为保护这些历史古

建筑的一项务实举措。而且“认养”不意味着对这些古建筑的一认了事，不但所有权依然归当地政府，“认养”人只能修缮维护，不能改变整体风貌结构甚至“推倒重建”，在“活化利用”的过程中，既能达到保护和利用的“双赢”，又能使这些带有闽、粤、赣等地客家古堡建筑风格的客家围楼得以完整的可持续保留下去。

按照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的“认养”程序，认养者要与政府签订《围楼认养意向书》和《始兴县围楼认养协议书》，借此规范围楼业主、认养人和监管单位(始兴县博物馆)三方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而从前期已经“认养”的情况看，认养者不但将荒草丛生的废墟被“盘活”了。在外表没变，内部结构仍然按照原样修复，将原已腐朽的木楼梯、地板和栏杆重新更换之后，还接通了水电安装了Wi-Fi，改造了洗手间。整个围楼古堡已经“焕然一新”，成了颇受游客喜爱和欢迎的“古堡客栈”，尽管暂时还没有形成旅游效应，但从其受欢迎的趋势和前景来看，要实现宾客盈门带来滚滚收益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养大了”的问题，尽管认养者与当地政府签署了一系列的“认养”协议，白纸黑字鲜红大印也是“手续齐全”，但总让人心里有些不踏实。在当地政府财政困难无力修缮维护的情况下，主动以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有财力的社会人士去“认养”，包括认养者为“活化利用”而修建与围楼风格一致的新楼建筑，地方政府和监管单位都没有进行任何干预，然这样的新建筑出现在围楼内，尽管与围楼的整体风格一致，却没有经过更权威文物部门认可或文字批准。

此一时彼一时，若干年后，当这些客家围楼一座座都被认养者倾注巨大精力财力“抚养成人”，既容貌光鲜又招来财源滚滚，在遇到地方政府人事变动、决策思路调整或国家相关政策有所变动，这些被认养者抚养长大的“孩子”，地方政府是否会以各种理由再强行“讨回抚养权”？那些曾经与基层政府签下的“认养协议”又具有多大的约束力？显然都是未知数。而且因为地方领导变动或国家政策调整，基层政府翻脸让类似投资者血本无归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以“认养”和允许“活化利用”的方式，对这些独具特设的历史文化建筑进行可持续保护，从眼前来看确是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一项务实举措，但这终究是权宜之计，保护古文化建筑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当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力足以支撑之后，这些所有权归国家的历史文化建筑，自然要回归到国家“抚养”，但在现实需要“认养”保护的情况下，为了保障认养者的合法收益，当地政府必须给认养者一个足以应对一切变数的法律承诺，不但签订各种认养协议要严谨规范，对认养人新增的各类设施投入都应当确权认实不留后尾，尤其要明确承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需要收回都必须做到平等协商合理补偿。坊间有句话叫“先君子后小人”，现在的认真和计较即是为了将来“生意不成仁义在”，政府的公信伤不起，别再让今天的“疏忽”成为将来的新的“历史遗留”。

11. “乡医院无医生”阻碍分级诊疗落地

王传涛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四川自贡市自流井区现有5个乡镇卫生院，均没有设置专门的外科诊室，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自贡市卫计委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科科长陈玉琼表示，人才流失导致的医师力量不足是一些乡镇卫生院面临的现实情况。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市卫计委已在研究如何招人、如何留人的办法和措施。（11月26日《成都商报》）

堂堂乡镇公立医院，村民们却连一般的外科伤也不能看，这让许多人开始怀念无证无本的“赤脚医生”。村民们受了伤，或者要辗转到相邻乡镇医院，或者要去城市的大医院，这在当下而言也当算是“看病难”的另一种表现。然而，乡镇医院缺医少药仅仅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一个表现，乡镇医院各个方面的软硬医疗条件与办公条件都全面落后于城里的医院。此语境下，推行分级诊疗就可能只是官方的一厢情愿。

近年来，卫生部门一直致力于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着力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改变一

生病就往大医院跑的现象。今年9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分级诊疗制度也基本在全国慢慢铺开。然而，如果医疗资源在城乡之间仍然不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则显然患者与病人并不会买分级诊疗的账，哪里能看得了病、哪里能更好地看病，仍然是患者与病人选择医院的最主要理由。

解决基层医院无医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全科医生；但培养全科医生并能留得住全科医生的关键，在于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这些在国务院发布的指导意见中都有所表述。说白了，如果各级卫生主管部门不能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基层医院，即便是培养了全科医生，也未必能让他们安心呆在基层。因此，在转岗、培训、工资分配、绩效考核等方面，卫生部门都应适当向基层倾斜。

除此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下“教师城乡轮岗”和“公务员发基层补贴”等做法。今年，许多省市都出台了县域教师城乡轮岗实施办法，要求将所有公职教师统一排列并完成常态化、制度化、长期化的城乡轮岗，以确保城乡师资力量均衡。同时，自去年以来，国务院也提高了基层公务员的待遇水平，各地基本都以基层补贴、交通补贴的形式发放给乡镇公务员，这些也确保了乡镇公务员队伍的稳定。

然而，补贴福利也好，推行政策也罢，都不过是乡镇医院留不住人的一个原因。最大最核心的问题，恐怕仍然在于高级别医院的营利化、市场化与低级别医院的公益化、慈善化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间产生的收入差距，恐怕不是多几个补贴就能拉近的问题。当更高级的医院每天都在拼营业额，医生和医院都能在药品提成与利润中积攒高收入，想必政府投给基层医院用于补贴医生的那点钱也不会太有吸引力。因此，破除大医院以药养医、趋向营利化的体制，才可能让基层医院从业人员心理平衡。如其不然，留住人才就是奢望。（王传涛）

12. 艺校生聚众吸毒再证“封劣”必要

司马童

11月25日，有网友爆料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被警察突袭尿检，“三百余人接受尿检，不少受检人员被带走。”对此，学校校长张帆回应称，对于这些犯错的学生，学校给了他们极大宽容：“我们盼望他们尽早回归学校，继续学业。”（11月26日《法制晚报》）

啥叫“闻所未闻”，何谓“触目惊心”？一所经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批准注册，成立于1993年，据称在国内属于数一数二的私立音乐学校，一夜之间竟有十余名学生因聚众吸毒被警方带走，这种消息甫一传出，坊间能不目瞪口呆，舆情能不迅即汹汹？

凡事最忌“一棍子打死”。所以，我愿意相信有关的介绍，该艺校有着摇滚音乐“黄埔军校”的美誉，除了各专业的主任讲师，还经常聘请大批现代音乐界著名的乐手作为客座讲师。而同时，对于警方念那些学生是初犯，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将对他们从轻处罚的做法，我觉得也值得体谅和认可。不过，由此及彼，似也有必要旧事重提：有关部门实施的“封杀劣迹艺人”举措，非但不能怀柔松动，而应更加严格执行。

近几年来，一句“贵圈真乱”的背后，是演艺明星触律犯科被抓事件的层出不穷：房祖名、柯震东、张默、宁财神、黄海波、郭美美等人，或涉吸毒，或涉嫖娼，或涉赌博，均被处以行政拘留乃至有期徒刑。于是，去年下半年，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吸毒”“嫖娼”行为被明确点名，也随之引发“圈内”的极大震动。

艺校生聚众吸毒再证“封劣”之必要。对于总局的“封杀令”，外界一度争议颇多。有人称，让“法律归法律”，明星在依法受到处罚后，再予“封杀”是否合理？业内也有怨言，称犯事艺人“一人做事一人当”，株连到有关影视作品的一并被“封”，算不算“殃及池鱼”？现在看来，上述声音虽属就事论事，但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重要一点：“劣迹”艺人的言传身教，其无形“教唆”的负面毒害，的确不可小觑。

艺校生的聚众吸毒，自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在“尝毒”之始，或是听

多了“劣迹”艺人的“灵感传说”，也有可能，平时接触的“艺人教授”，未必没有对种种“劣行”不以为然的耳濡目染。换言之，外界的环境一“污染”，单纯的头脑一“迷乱”，久而久之，怎能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必定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

据媒体报道，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多位委员建议，草案中应该增加引导从业人员自律措施，设立行业禁入制度，对涉及“黄赌毒”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影人要有严格的限制规定。由此，劣迹艺人要不要“封杀”，再度成为热议话题。我的理解是，出来混总要还的，普通人留了案底要影响工作，作为波及面更广的明星艺人，既然吃了这碗饭，还是好好“珍惜羽毛”，莫去做劣迹斑斑还能“网开一面”的春秋大梦了！（司马童）

13. 用意良善的“校长陪餐制”何以难受待见

堂吉伟德

近日，广东出台关于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制度，规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每学期陪餐4次以上。此外，每学期各食堂陪餐次数20次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陪餐人员和学生一起排队，付费购餐，同区域就餐；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就餐食堂当天食品安全有关情况等进行监督；对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做好记录。（11月27日《信息时报》）

确切的说，在食品安全责任体系中，校长陪外制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因为共同利益关联之下，责任往往能得到不打折扣的落实。其中最经典当属“降落伞合格率”的例子：二战时，降落伞合格率已逐步提升到99.9%，而美国军方要求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认为达到这个目标很难。于是军方在验货时，要求随机从产品中抽一个，由厂商负责人亲自从高空跳下，于是降落伞的质量很快就达到了100%。

另一个例子，便是实行了很久的矿井“同上同下制度”，此制度让隐患高发的矿难得到了很大的遏制。很简单，再高的利益追求也抵不过对自身性命的保护，当逐利者的安全与其他人捆绑在一起之后，其自然就会尽职尽责，竭尽全力。“校长陪餐制”的制度用意，显然也是基于“利益捆绑”的考量，学校领导不再“吃小灶”而“与学生同食”，饭菜好不好吃，安全不安全，其心中也自然有数。

基于此，早在2012年，教育部等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明确规定，为确保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很显然这项制度并没有落到实处。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吃不吃谁来监管，不吃又如何处理？因为校长们事务繁忙，其完全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开脱，同时即便有限的几次“陪吃”，也可能曲径通幽而沦为形式。因为如何让学校负责人落实责任，恰是监管面临的最大难题。

这方面有很多的例子，比如今年6月以来，浙江丽水市一些家长在网上反映学生午餐饭菜味道差、饭盒有异味等问题,并发出了请教育局局长到学校吃午餐的邀请。教育局相关回应称,为监督午餐质量,教育部门领导以后将常到学校试吃。这样的邀请其实也是对相关制度落实不力的控诉，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校长陪餐制”的良善在实际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其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发挥。

在这种情况下，若是一味强调“必须做”而不解决“如何做”的问题，那么校长陪餐制就可能“可望而不可求”，也因为长期的形式化而折损公信与形象。事实上也有这种趋势，广东省出台的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制度，虽然有具体的量化指标，然而在次数与形式上都有所打折，相比于其他各种类型的陪餐制度来看，其更未能解决问责能效的瓶颈，基于自觉与自律的“陪餐制”，缺乏得到落实的坚实基础。

用意良善的“校长陪餐制”何以难受待见，皆因长期的形式化而让信任全无。为此，一方面需要制定出“未陪吃”的问责机制，给学校负责人一个“笼头”，让其行为受到约束和

限制，并真正扮演好“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要给学生畅通的举报权，让其监督权得到发挥，以便更好的维护自身权利。（

14. “不归我管”离“不是局长”有多远

司马童

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