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为一句话名人的名字-胡适

篇一：胡适与名人传记

胡适与名人传记

内容摘要：胡适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他认为传记具有强大的感化教育功能，相信传记作品对人格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启蒙者、学界名流的显赫身份和社会把位又使他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约束，他的自传难以避免他所指出的中国传统传记的缺陷，即忌讳太多，即便如此，胡适对中国传记文学特别是名人传记的贡献几乎无人能及，称其为奠基者毫不为过。 关键词：胡适 名人传记 羞惭

胡适自从1919年9月在留学日记中第一次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起，终其一生，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特别是名人传记，这基于他对传记文学的重视和热爱。他认为：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正因为柏拉图与色诺芬念念不忘他们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师，才有苏格拉底的传记和对话集，另外，他认为传记具有强大的感化教育功能，相信传记作品对人格的塑造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作为一位做学问强调充分证据的历史研究者，胡适无疑对传记文学保存史料的功能也尤为看重，因此他提倡传记文学的一个更为实际的目的即是希望以此保存真实可靠的历史材料。但是，由于中国忌讳太多缺乏保存材料的公共机关还有文字的障碍等原因，传记文学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佳作极少，胡适在《四十自述》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

篇二：趣谈文化名人的名字

趣谈文化名人的名字 名字一般都是父母所定，然而，近现代我国不少文化名人其风行于世的“文名”，却是由自己取的，其用意耐人寻味。

一、有些名人以改名的方式来表明其志趣抱负、情操品格或思想实践：

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原名恩润。“韬奋”是1926年他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时改的名。他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奋’是奋斗不息，不过自勉罢了！” 科普作家高士其，原名仕其（加“金”旁）。他年轻时留学归来，决心“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把科学知识贡献给人们，故改名高士其。

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原名永祥。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对三哥永康说：“我志向不想升官发财，愿做人民公仆，名字改做‘公朴’，‘公朴’者，公仆也，字就叫‘仆如’吧。”

时光回到30年代，东北有一对并肩战斗的青年作家，女的叫张廼莹，男的叫刘鸿霖。张廼莹20岁时，为反抗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了流浪生涯。1932年，她与刘鸿霖同居，合写过小说集《跋涉》，又一起到上海会见鲁迅先生，在其指导下从事文学创作，特取了“萧红”（张）、“萧军”（刘）两个笔名，合起来即“小小红军”，表达了他们追求光明，患难与共的坚定信念，后来萧军干脆改姓萧，子女亦皆姓萧。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原名文濬.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时，对社会和人生问题发生了兴趣，并接受了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改名知行。后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又悟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而后知，不行便不知”的道理，并先后作了《行是知之始》等演讲。一次，他在征求意见本上看到了学生写的一段话：“先生既相信行是知之始，为何仍名知行，何不翻它半个筋斗”。受此启发，遂改名为行知。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出生于四川成都，母亲是比利时人。周月宾27岁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旋即赴马来西亚开设医院。迫于当时海外对华人的歧视，她加入了英国籍。为了表示自己是炎黄子孙，她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笔名“汉属英”，后来就依谐音改成“韩素音”。

汪精卫，原名兆铭。1905年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并任《民报》主笔，以“精卫”等笔名，发表了大量驳斥保皇谬论，宣扬革命思想的文章，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精卫”原是《山海经》中所载的一只神鸟，相传为炎帝的爱女，叫女娃。因游东海不幸淹死，于是化为精卫鸟，每天不懈地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汪以“精卫”为笔名，目的是显示其反清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可惜，此人晚节不保，终堕落为汉奸，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二、有些名人的名字则是为了纪念某些对自己触动、影响较大的人物或事件：

胡适，原名洪驿。他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时，因听国文教师杨千里演讲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思想震动很大，故改名为“适”，字“适之”。 诗人柳亚子，初名慰高，后更名弃疾，字安如。因仰慕法国思想家卢梭，改名人权，字亚卢，意为“亚洲之卢梭”。后觉不像谦逊，改为亚子。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据他说，“巴金”的“巴”字来自于一位在法国项热投水自杀的北方朋友（巴恩波），巴金说：“我和他很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则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他找的一个容易记住的字，取自巴金当时正在翻译的《伦理学》一书的作者克鲁泡特金。

三、有的名字似信手拈来，毫不经意： “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原名赵平福（又作平复），取意“平安是福”。后来，他家乡浙江海宁有个豪绅也为自己的儿子取了相同的名字，便不准他再使用原名。他见家乡有座桥名“金桥柔石”，觉得不错，于是就用“柔石”作为笔名，有时也署名“金桥”。

人民音乐家聂耳，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1931年4月，考入明月歌舞社拉小提琴，后升任首席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听觉又灵，社里有人叫他"耳朵先生"，于是他便改名为聂耳。 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因幼年即丧双亲，与妹妹廖冰相依为命，故取笔名为“廖冰兄”，意为廖冰的兄长。郭沫若闻之，“恍然大悟”道：“哦，原来邵力子的父亲叫‘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叫‘郁达’！”

四、有的文人则干脆采用拆字法：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他取"舒"字的一半，自命"老舍".

曹禺原名萬（即"万"）家宝，他将姓氏"萬"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两部分，化为"曹禺".

又如，"查良镛"才是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的真名实姓，"金庸"二字实际上是由"镛"字分拆而成。

五、有的名字则颇具出处：

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又名沃尧，原名宝震，字小允。后自号茧人，取"作茧自缚"之义。四十一岁时，又取《庄子。天道》中“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之义，易"茧"为"趼". 小说家张恨水，原名心远。“恨水”二字出自南唐李后主《相见欢》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

冰心，原名谢婉莹。“冰心”一语出自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绝句。《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意在表白其玉洁冰清的操守与品格。

探究这些文化名人取名的用意，我们或可略窥其所以成名之秘吧。

篇三：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

我们对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 胡适是一面旗帜，一方面拒绝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拒绝了拘守现实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它表现在如何对现代中国持有一个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性主义的眼光，尤其是既有一种坚守理性主义的基本能力，又能保守我们的文化传统，这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对胡适表示敬意的最切近的理由。

有人说胡适是被台湾的保守分子气死的，也许这个说法言过其实，但很显然，胡适的基本主张由于最理性、最合理地切进了现代中国建构的核心命题，因而他从来不讨激进主义者和保守分子的好。今天大家可能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文化名人来对待，成为一个符号性意义。

我们有必要去重新激活这个思想符号吗？ 对于激活这个思想符号我们是没底的，可能更为关键的并不是想去清理胡适的遗产，而是想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现从晚明以来一直处在现代转变的中国的当下，他还有没有政治上的指引意义？这就是《重思胡适》这本书的来历。 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不弱于大陆新儒家

仅就“重思胡适”这个论题来讲，我想强调两个意思：一是我们在学术史上应当认真对待胡适，二是在当下谋求中国出路应当借重胡适。

大家都知道，今天流行的、中国大陆的新儒家理念，对胡适充满着与港台地区及海外新儒家一样的愤怒，有人骂胡适先生掘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祖坟，是中国文化的叛逆。我想，今天，无论是中国大陆的还是港台地区的，或是海外的新儒家，对胡适的理解都有不到位的地方。

港台地区及海外新儒家因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而且接受过传统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破坏的条件下的文化教育，他们有资历与胡适讨论尊重不尊重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资格与胡

适商榷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怎么样。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其实很多也是我们的同道、朋友，是学术界长期合作的研究者，我想对他们说一句话，不要以为胡适的传统文化修养，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会在任何层次和角度上，弱于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事实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中的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的修养远远不及胡适，对传统文化所怀抱的敬意、理性程度更远远低于胡适。

我们对

胡适的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要确信，胡适从来没有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轻薄的态度。这不仅是胡适先生受教育的背景所注定的，也是他的研究志向所决定的，他晚年花巨大的功夫来注《水经注》，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胡适先生仅仅当作一个激进的、向传统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甚或五四运动的推手。新文化运动并不必然跟传统文化构成对立关系。不要以自己认定的对峙性理念，认为胡适也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关系中才能够张扬现代。其实，这是当下对峙传统与现代的学者，以自己确立的对立观念，去轻薄地对代胡适。

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醒轻薄胡适的学者意识到，胡适对现代的召唤，其深沉、其执著、其理性，尤其是其博大的世界视野、人类眼光，以及对传统所怀抱的亲和态度，远非一般眼光狭隘地盯住所谓传统的人士所能赶得上的。

胡适精神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正处在一个大国崛起的十字路口，像胡适先生那样，能够对内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对外以世界主义的眼光超越民族和国家，用一种稀缺的人类眼光，在国家与世界这样两个层面上，理性审视中国现代发展的学者，真是极其稀少。在这两个视角中，胡适确确实实是为当代中国立下精神规则和建国规则的一个伟大人物。

我们面对胡适，勿需以对胡适的崇拜感，来面对胡适。因为胡适不需要这样的崇拜。他不过是一个动力。这一动力，旨在推动我们去探讨中国问题，去努力建设好一个常态的现

代国家，去把中国的现代建国事业、社会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顽强地推向现代境地。这可能是我们从精神深层面上与胡适先生发生共鸣的最重要的理由。正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理由，促使我们受他的精神感染，理性展开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对世界问题的思考，由此才不至于落到以偏概全、无比激愤的状态。

胡适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一方面拒绝了激进主义，另一方面拒绝了拘守现实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它表现在如何对现代中国持有一个真正符合国家需要的、理性主义的眼光，尤其是既有一种坚守理性主义的基本能力，又能保守我们的文化传统，这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这正是我们对胡适表示敬意的最切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