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就职演说

篇一：梅贻琦就职演说

梅贻琦是清华第一批直接赴美的留学生，１９１４年起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首席教授、教务长等，１９３１年起任清华大学校长，至１９４８年。１９５５年在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１９５５年，梅贻琦自美赴台，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他亲自勘定台湾新竹县东郊赤土崎为校址，１９５６年兴建第一批校舍。同年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教室上课。１９５７年首批校舍落成。同年，他延聘著名化学家陈可忠为教务长。梅贻琦生前心系大陆，始终不肯将研究所改称清华大学，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１９６２年，他病逝后，在陈可忠任内，台湾清华大学正式挂牌。

【以下是他的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篇二：梅贻琦的教育思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梅贻琦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并以此指导教育工作，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使清华大学在短短十年内由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迅速崛起成为国内一流的大学。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通才教育思想；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大师论”思想以及学术自由的思想。下面对

这些方面一一探究。

1.通才教育思想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清华大学得以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众多卓越、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抗战时期，梅贻琦在代表作《大学一解》中理论地概括了这一思想。梅贻琦认为在大学期间，“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梅贻琦《大学一解》）。梅贻琦再《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他认为要想实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就必须在大学阶段给学生以充分的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大学着眼于“通识”的训练，才能便于学生在毕业后能接受更高深、更专门的学问或研究。否则，“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一解》）梅贻琦自己提出了“大学而不重专门，则事业人才将焉出”的问题，他回答说(转载于:www.zaIdian.cOM 在点 网)培养专才“固别有机构所在”，例如“大学之研究院”，各类“高级之专门

学校”和“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等等。

依照梅贻琦“先通后专”的原则，清华的学生从第二学年起才进入专业领域，而在第一年实行通才教育，即大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的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这样学生便能拥有较宽的知识面，为进行专深研究打下广博的基础。进入二年级后，学生开始学习本院系必修基础课和专业课程。必修课数

目并不多，不苛于求通求全，而选修课则科目繁多，学生可以跨系自由选择。

梅贻琦将学分制和选修制相结合并运用于通识教育之中，而且很好地兼顾了文、理、法、工各专业课程的特点及专业的个性。这给学生提供了纵横交错多层次的知识结构，做到深广并重，而且在广泛选课中，照顾了个人的学习兴趣、个性差异，而含有因材施教的特点。这样的制度不仅有利于培养眼界、思路开阔、知识面广、专业目标明确的“通才”，而且有利于调动教师授课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以科研促教学，

以新知创见教好新课的压力。这也正是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在教学中的集中体现。

反观当今的教育领域，片面强调知识的吸收、传承，忽视学生综合综合素质的发展，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优劣标准的教育体制的确存在着诸多弊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曾表示，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需要至少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大学过早地划分了专业，忽视了对学生的通识教育。因此，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我们，还是对于当今的教育工作者，梅贻琦所推崇的“通才教

育”思想都能带来许多深刻地启示。

2.德智体美群劳诸育并进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关于德育，梅贻琦认为“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所谓整个之人格，“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皆有修明之必要。他所推行的德育，主要是爱国主义和健全人格两大项，这两方面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统一的。梅贻琦在1934年12月3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中说：“养成勤俭德行，尊重团体秩序，是最关重要”，“希望吾们更造成

健全人才，以备国用”。这是梅贻琦德育思想的体现。

为了强调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要作用，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师的人格和学术精神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这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梅贻琦主张的“智育”的核心是“通才论”，此处不再赘述。在学校管理实践中，梅贻琦所推行的智育非常注重抓学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教学纪律方面，首先从教师抓起。对于学生，有关考勤，考试的纪律也十分严明。对于这些纪律梅贻琦都严格地掌握执行。清华大学的入学标准也十分严格，一律凭考试成绩。然而对于真正优秀的特殊人才，学校也会不惜破格录取。华罗庚从小店员成为清华大学的教授经历“三破格”

便是典型的例子。

重视体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贻琦曾说“体育至关重要，人所尽知，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国势之下，外患紧迫之时，体育尤应人人去讲求。身体强健，才能担当艰巨的工作，否则任何事业都谈不到。”（《体育之重要》）梅贻琦不把体育单纯地看做“粗腕壮腿”的手段，而是“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梅贻琦希望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培养团队精神、急公好义、守纪律等品格，以后他又把体育作为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精神的途径。梅贻琦要求，“凡在校诸生，每学期皆为必修，学分固不算在学分总数之内，然非体育及格者，不得与毕业考试。”在当时，每天只要天气晴朗，下午四时所有的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小卖部尽行关闭，学生必须到体育场上活动1小时。梅贻琦在体育方面堪称表率。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

常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和比赛。

他的体育思想对清华体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948年以前，清华一直是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体育大校”。作为当今清华学子，我们仍应当响应马约翰先生“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重视体育锻炼，

为以后更好地奉献社会奉献祖国打下良好的基础。

注重美育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中的重要方面。清华大学的张清常教授回忆说，他在清华读书的那段时期内，清华不仅在哲学、中文、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属于美育方面的内容，配备有像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而且还设有音乐室、古音社（业余团体）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团体。那时的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业余社团活动、讲座、

展览、演奏经常举行。

梅贻琦的群育思想并不是着眼于表面上的“集体化”、“社会化”，而是有着更深刻地意义。他曾在著作中说“夫友，所以祛孤陋，增闻见，而辅仁进德者也。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之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安所遂生之道，且进

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大学一解》）。

梅贻琦的“劳育”思想，不是强调大学生在求学期间要参加多少体力劳动，而是强调大学生在校时就要养成一种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例如他曾在讲话中说：“吾们要记住，外面的环境像这里的很少。大

家要准备着出去受劳苦。倘在校养成享受习惯，出外不耐劳作，则殊自误。”

3.“大师论”

梅贻琦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说道：“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而是造就人才。”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认为“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职演说》）他提醒人们：“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层，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梅贻琦认为教育应当在知、情、志三个方面培育学子，这上文已经提过。他认为，优秀的教师应当不仅在“知”方面循循善诱，而且应当在“情”、“志”两方面给学生作出榜样，树立楷模。这种教育，应当“于日常生活中予以自然之流露”，使得“从游

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这便是古人所谓的“身教”，“以善先人”之教。为了体现教师的引导在德育中的重

要作用梅贻琦还用“从游论”进行了生动的比喻，前文已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梅贻琦的“大师论”突出了大师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把他们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以后，首先对教授表示尊重。他在清华大力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把教授作为学校的办学主体和依靠力量。梅贻琦对待教授的态度使得许多知名学者因此愿意留下来之教。同时，梅贻琦还十分注重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对校外名家大师，总是设法延聘。”对于到校任教的教师，他完全信任，十分尊重，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梅贻琦为了使教师安心教学，解决后顾之忧，还大幅度提高了清华教师的生活待遇。梅贻琦的这种教育思想使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学者，有不少是世

界知名的学术大师。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高校中无与伦比。各个学院也由此得以充实和发展。

众所周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的条件极为艰苦。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教师们以爱国乐教的情怀认真执教，其敬业严谨的教风对学生们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西南联大在恶劣的环境中，培养出了“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清华大学在数年中跨入“黄金一代”，这些都是一大批大师们辛勤耕耘，为国育才的结果。反观当下，大学的物质条件、教学环境优良，而难以实现如西南联大时期那样丰硕的学术成就。人们也感叹，斯日大师已远去，当今时代大师难寻。这或许与当今浮躁的社会风气与学术风气有关。但至少，我们知道梅贻琦的“大师论”没有过时，它在现今有着很强的时代价值、现实意义。我们的大学需要大师，我们的整个民族需要大师。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快速发展，培养、造就或者引进一批名师大家非常关键。梅贻琦的大师论应当获得当今教育界乃至当今社会的重视。

4.学术自由的思想

学术自由，是梅贻琦办学的灵魂。梅贻琦积极吸取了蔡元培改革北大所采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以创造性的构思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他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儒胡瑗的话来说明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梅贻琦说：“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他还辨析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荡放主义”（libertinism）的不同。接着，在文中他还把学术自由提到了“新民”的高度，认为学术自由不仅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还是新民的基础。他说认为“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而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学术自由，“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

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

梅贻琦是学术自由思想的践行者，梅贻琦在30年代白色恐怖正浓时容许冯友兰先生去苏联观光考察，回来后在全系大会上公开宣讲苏联之种种优越制度。梅贻琦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甚至怀疑，然而他却容许被国民党反动派深恶痛绝的所谓“共产分子”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并无视种种压力，多次护卫他们的安全。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回忆说：“梅先生办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蓄，校方不应干预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梅贻琦对政府干涉学术自由的政策还给予坚决的抵制。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为加强党化教育，政府加紧对大学的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将其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的《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转呈教育部，对专制的党化教育提出公开批评。此文

在当时被视为民主教育思想与专制教育思想的公开决裂，表明了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

梅贻琦以博大的胸怀，学术自由的态度努力凝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地教师力量，使烽火连天的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三校精神融于一体。冯友兰说：“在风雨飘摇、惊涛骇浪的环境中，联大保存了原来三校的教学班子，维护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一直维护到抗战胜利，三校北返。”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对于人才的培养是十分有益的。大学之所以为

大学，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学风。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保持自由的学术风气对于高等教育的可

持续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5.小结

清华老校长浦薛凤说：“梅师之教育精神，在学问则诲人不倦，在事业则以身作则，在品德则潜移默化，尤其在德育与群育方面，熏染陶冶，一出于?无言之教?，其收效至为宏大。盖一般青年学子，都于不知不觉中，受梅师朴实伟大人格之感应。可见生活教育，当求之于躬行实践，而不在标语口号。”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也正印证了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梅贻琦先生的教育理论和思想，以及教育实践活动，对二十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些经验和思想都是值得后人加以吸收、总结和珍藏的。同时，这位在教育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教育家博大的胸怀以及爱岗敬业、

爱护学生、严谨笃实、勤俭清廉的高尚人格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本节参考文献：

《就职演说》 梅贻琦

《大学一解》 梅贻琦

《赠别大一诸君》 梅贻琦

《体育之重要》 梅贻琦

《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 黄延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吴洪成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网络资料：百度百科 “梅贻琦”条目

篇三：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

1931年底，梅贻琦临危受命，出任清华校长。自罗家伦1930年离职后，因为长时期没有合适人选，清华校长不断易人，国民党政府只好令“留美学生监督”梅贻琦出山。对这一任命，梅贻琦虽感荣幸、快慰，却担心不能胜任，便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当时的心理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诚恳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用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求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贻琦儒雅、谦和，人称“寡言君子”。他虽是校长，却不大权独揽，只要有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工作中遇到问题，他也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么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么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而从无疾言厉色。不仅如此，为了清华的发展，他还创立了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的校务委员会制度。校务委员会委员由教授会选举，在梅贻琦领导下，学校的主要决策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极大地发挥了教授的作用，使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治校既能博采众议，又对自己认定的事固执不移。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相悖，但他一意坚持只唯实，不唯上。他还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表达他对清华的挚爱。身为校长的他，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清华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不愿把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以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到台后，他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住院期间，他的病桌旁始终有只手提包，他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仁、朋友和学生。闻一多被害，悲愤之余，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立即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他先拒绝，然后悄悄通知吴晗离去。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他派卡车把学生接回。当局要逮捕、开除学生，他想方设法给以保护。有学生被捕，他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总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

正是凭借梅贻琦的圆融谦逊和果敢刚毅，在那非常的岁月，清华不但保存了元气，还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跻身于世界名校之列。

（摘编自张昌华《梅贻琦：清华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