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开幕词,解读

篇一：政治考研系列会议解读：中共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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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考研系列会议解读：中共八大

考研大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部分在章节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由原来的十五章调整为十三章，其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章内容合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一章，这是最大的一个调整，同时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独立成章，在作了此调整之后，我们发现其内容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内容极度相近，当然，在不同的学科设置中必然会有不同的考查角度，但这并不影响考生对于此知识点的系统把握。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就是中共八大的召开，从前面的讲述中也会发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的考点无论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命题都是可以的，从命题角度来看，中共八大的知识点是比较容易命制选择题的。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史纲一个重要的线索，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有助于帮助考生了解当时阶段的社会主要任务，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重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需要考生注意的是明确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并不是在八大，而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来的。

2、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的是在党的哪次会议?答案是中共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路线，考生还需要了解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这些方针路线都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的，考生需要加以比较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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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党的八大开幕词说起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从党的八大开幕词说起

开幕词是会议的序曲，好的开幕词不仅应该具有宣告性、导引性，阐明会议的宗旨、任务、目的、意义，还要有鼓动性，激励与会者的参与意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通过精练的文字，流畅明快的语言、生动的口语，营造和谐、融洽、庄重、热烈的会议气氛。

中共八大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八大开幕词也以经典地位载入史册。

1956年9月15日，会议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以后，来到休息室。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代表们纷纷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以极其赞赏的口吻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个年头，参与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56年，他为毛泽东起草的党的八大开幕词(经过书记处讨论修改)，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极具毛泽东的风格。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就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满意的一句话。

田家英之所以能胜任并出色完成开幕词的起草工作，确非易事，也决非偶然。

一、委以重任——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

（一）深得赏识

1948年8月，年仅26岁的田家英经胡乔木介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注意到了田家英这个名字。1941年至1943年，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写发表了《奴才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诸多史论文章或杂文，鞭挞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俗话说，文如其人。由于毛泽东颇为赞赏田家英的文章，也引起了他对田家英的注意。一次，毛泽东正在散步，走到教室附近，无意间听到田家英在给机关干部上课，讲解古文，毛泽东为田家英的讲课所吸引，不知不觉地停下脚步在窗外听起来。田家英思维敏锐、方法灵活是被公认的，26岁就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很能说明问题。

在50年代，几乎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找田家英去谈话或交办事情。他们交谈的内容很多、很广泛。

田家英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他的

各项工作都得到毛泽东的褒奖，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

由于田家英工作出色，尤其是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给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了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有一段时间，有些省市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安排到他们那里工作。毛泽东坚决不舍，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

（二）不负所望

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作报告、演讲、写文章，都不习惯让别人代笔。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有的人，自己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当然，不是一切都要自己写??要自己出主意，让别人去写。”

八大开幕词恐怕是例外。

说到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曾亲自起草过两稿，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于是交给他一向赏识的田家英。毛泽东告诉田家英“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熬

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毛泽东审阅后比较满意，立即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过修改，最后定稿。全文短短3099个字，文脉贯通、神采飞扬、气势恢宏。

二、熟能生巧精神相通——热爱并懂得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受毛泽东影响至深。

毛泽东非常注意文风，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认为不好的文风“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田家英一定不会缺乏这方面的思维训练。从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可以读到许多毛泽东关于写作的思想和意图，比如，什么地方需要润色，哪里需要修改等，可以说田家英得到了毛泽东文风的“真传”。杨尚昆同志评价：“家英整理的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稿，不仅忠实地表达了

原记录稿的思想内容，而且成功地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字上特有的风格和气质。”

逐渐熟悉了毛泽东富于前瞻性的思维习惯。比如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之际，毛泽东就想到了下一步的问题。一次，毛泽东忽然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住

了，就觉得“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思维习惯就是由不适应到适应再到习惯的。

田家英与毛泽东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兴趣和爱好。

毛泽东是政治家，也是诗人和文学家，喜欢读中国古书，喜欢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旧诗词。

田家英佩服毛泽东渊博的学识，开阔的思路，过人的记忆力。他也有这方面的特殊爱好。

田家英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曾著有《中国妇女生活史话》，在《新中国妇女》上连载。田家英特别喜欢赏字，酷爱碑帖字画，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藏品丰富精致。他的记忆力有过目成诵的天分，许多古文和诗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熟练背诵。相同的志趣引领他们走进对方的精神世界。

田家英不仅是毛泽东阅读的得力助手，还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阅读一些书籍。如毛泽东经常给田家英这样内容的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

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如

篇三：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之一大到八大

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解读之一大到八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0年夏至1921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作为两者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建党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

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党的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

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地举行了北伐战争，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大会围绕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

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代

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主张把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迅速加强农民的斗争。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由于国内当时正处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开会地点，加上1928年春夏间将相继在莫斯科召开赤色职工第四次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但这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本身主要方面和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就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了长篇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重要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七大原定会期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陈云、彭德怀、张闻天、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博古、高岗等，他们的发言受到大会的普遍欢迎。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的一个重大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条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４４人，中央候补委员３３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闭幕式。毛泽东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他在闭幕词中向全党发出了鼓舞人心的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的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２０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

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