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脱口秀
浅谈“脱口秀”节目
“谈话节目”（talk show）英文原指美国广播电视中一种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形式，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在谈话现场一起谈论各种社会,政治,情感,人生话题，一般不事先备稿，脱口而出，因而被港台的翻译家们形象地译作“脱口秀”。在美国，广播和电视中的谈话节目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媒介的发韧期，在80年代真正成为一股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外电视媒体中容量很大，很主要的一种成人节目。和美国一样，中国最早的谈话节目也是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90年代初期电台广播中采用嘉宾和电话参与的谈话节目大受群众的欢迎。但近年来随着电视第一媒介地位的确立，电视谈话节目以绝对优势取代了广播的位置。虽然中西具体语境有所不同，但从本质上来讲，脱口秀这种节目形式都是通过建立一种全国或地域性的谈话系统来实现它作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它为大众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古代议事厅那样的公共话语空间。与古代不同的是，当代电子媒介的平民化性质造成了这种公共空间的私人化。“脱口秀”就公共领域私人化的典型代表。
与以往的纸质媒介相比，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当代电子媒介视更为平民化的，它们对受众的素质要求很低。这种受众定位就确定了它们所传播内容的价值取向。当代媒体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在以图象为主要传播介质的电视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就现代传媒的理念来看，电视的生命在于对人的关注：关注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于他们生活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等等。人们在不断地寻求表达对人的关注的最好方式时，“脱口秀”就应运而生了。
当代媒体的这种平民化倾向，观众和电视至少是表面上看起来的这种平等关系使得大众对其产生了虚拟的信任感：他们可以把自己关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从来不和自己多年的左邻右舍说一句话；他们可以害怕街上的陌生人，怕他们是潜在的罪犯：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不信任感。 然而这些越来越孤独的人们却要在广播电视中感受真实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播和电视中谈论几乎所有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痛苦和心灵创伤。 “电视和广播的谈话节目已经成为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权威。他们象城镇厅后社区集会场所，在这个日益数字化和原子化的地球村中把集合在一起。”只不过与以往社区集会议论公众事务不同，他们更为关注个人生活中的难题，对从悲剧和丑闻到人际关系故障等，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从这一点来看，“脱口秀”这种节目兴起的重要的社会原因就在于在工业社会或者后工业社会,人们的话语空间被分割的越来越小, 大众有要求沟通和倾诉的欲望，迫切需要一个公共的话语空间,一个“公共论坛”，脱口秀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由此可看出，谈话节目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空间”或“公共论坛”。从世界范围来看，“脱口秀”是一种符合当代电视节目发展趋向的节目样式。当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私人化的趋势和电子媒介平民化的特质使得这类节目的产生有了客观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大众不满足于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所拥有的越来越小的公共空间而强烈渴望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愿望又为它提供了主观上的某种必然性。中外“脱口秀”的兴起究其根本都离不开这两点原因。
中外“脱口秀”节目也有着多方面的差异。
(一)在选择主持人方面：美国重阅历，中国重学历
从选择主持人来看，美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大多都已上了不惑之年。美国电视界在选择主持人时，最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容貌和仪表，而是学识和阅历。
比较之下，我国的脱口秀主持人在年龄、社会阅历方面都稍逊一筹。原因很简单，我国最早的电视脱口秀节目是1993年东方电视台推出的《东方直播室》。短时间的发展没有让我国产生出适应脱口秀节目的专业化主持人。
(二)从话题选择方面：美国重自由，中国重指导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在节目中所涉及的话题范围非常广，侧重话题的猎奇性。有时候甚至是拿名人政要“开涮”。
而在我国，主持人的话题多侧重于教育性和宣传性。目前，中国大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不是作为娱乐节目运作的。他们一般都定位于社教类或新闻专题类。在观点上带有明显的舆论导向，选题范围狭窄，大多是一些不太敏感的社会问题。
(三)从主持人引导现场讨论方面：美国重冲突，中国重友好
不同类型的脱口秀节目具有不同的谈话方式，在美国，以时事政治类话题为主的《拉里金直播》通常是一种严肃、谦虚、友好的方式；而《戴维莱特曼深夜节目》则是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与嘉宾进行访谈。总的说来，直率的、犀利尖锐的，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不留情面的提问是西方世界提问的传统，节目本身选择的话题就是具有争论性和对抗性的，因此他们的谈话方式多为辩论。为了增强节目的娱乐性和吸引力，美国电视谈话
节目从来不回避冲突，甚至刻意加强和利用各种潜在的冲突。
在中国，多数的脱口秀节目都是像《实话实说》和《鲁豫有约》那样委婉，心平气和的以一种漫谈的方式“和平”进行，如鲁豫在节目中总是温柔敦厚、设身处地的提问，给嘉宾正面的、善意的暗示。即使是热闹的《锵锵三人行》，窦文涛的角色也只是引导嘉宾发表据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营造日常聊天的形态，谈笑风生的气氛，力求轻松、惹笑，强调平民化。
(四)从主持人与观众方面：美国重现场和谐，中国重嘉宾发挥
“对于美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到电视里发言更像是一种表演，他们沉迷于这种‘一朝闻名天下知’的神奇效果”脱口秀主持人通过轻松愉快的方式与现场观众拉近距离，使观众获得了一种沟通和提升思想的满足，达到现场的一种和谐度。
相比较中国的脱口秀节目，观众在节目现场则显得“文雅”很多，他们更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台上的讨论，显得被动。主持人与嘉宾的谈话就构成了节目的绝大部分内容，台上的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嘉宾都是“遥远”的明星。
（五）主持人的角色不同。美国“脱口秀”节目的名称多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如《拉里·金直播》、《奥普拉·温弗瑞节目》。一旦主持人不在，这档节目也就撤销了，主持人的个人魅力和能力被提到了第一位，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但中国电视业长期形成的是棚内串场型主持人，缺乏主编型的主持人，国内清谈节目的主持人大多没有平面媒体从业经验，表达的全是幕后人员的想法 。主持人还停留在主播的角色。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脱口秀如今的"脱口秀"已经成为中外电视荧屏上一种非常重要的节目形式。对于它给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双面性。一方面它在社会中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有着存在的必然性。在某种程度上，私人生活的问题被吸收到公共领域当中，在新闻机构的监督下，这一问题即便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也至少被公开化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化过程，由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领域获得了次内心领域的特征，而私人意识也得以提升。从某种程度上讲，脱口秀是当代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的一个缩影。 “脱口秀”的价值并不在于是否能够彻底的解决那些不断困扰人们的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公开化。谈话节目使在一个无序、绝望、愤怒的时代里为社会和个体提供的一种解毒剂。它把普通人的悲欢展现出来，让人们知道不仅仅是自己在饱受磨难，别的人也同样在恼怒和痛苦，挣扎和奋斗，从而使人们平静下来以一种平常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对待现实。同时人们也看到，如今西方"脱口秀"正处于消极面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在电视节目激烈竞争的今天，美国的脱口秀大多以收视率为指挥棒，更为强调娱乐性，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喜剧类的，主要的目的是搞笑娱乐，这是占很大比例的一种。还有一种是争论式的，观点越对立越尖锐越好，在国外的很多节目都是以当前最敏感的焦点问题进行现场争论，甚至会出现真正的争吵和打斗。所以在美国，脱口秀一方面竞争激烈，另一方面越来越可怕的垃圾化，消极面不停的扩大。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国外很多谈话节目注重选题的猎奇，猎艳，哗众取宠，肆无忌惮地把社会混乱和个人痛楚公开曝光，从而使得这些现实问题更加严重。
与美国相比，国内谈话节目虽然存在着粗制滥造、模仿克隆的现象，总体上来说它们基本上还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尤其像《实话实说》、《对话》等优秀的谈话节目仍然大受欢迎，并被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值。我们也注意到国内谈话节目正在慢慢地发生着一些变化。近日，《国际双行线》节目由于嘉宾之间观念的冲突而导致谭盾退场的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中国“脱口秀”未来走向的关注。这一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脱口秀”已经真正地能为人们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正确的引导或者甚至成为节目的某种卖点的话，它就会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面对马上要来临的电视网络的全球化的竞争，中国的谈话节目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既能吸引观众又不至于走上美国的老路，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