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观后感3000

篇一：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中国相声史读后感

耿 瑛

今年1月，倪锺之著《中国相声史》刚刚出版，就送我一本，我喜出望外，看完全书后写成这篇杂感。

早在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就出版了王决、汪景寿、藤田香合著的第一本《中国相声史》（以下简称“三人本”）。万事开头难，那本20年前问世的“相声史”功不可没。但是，作者受到占有资料所限，书中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又因为此书的三编是三人分工撰写，体例也不统一。

“倪本”中前有《引论》，后有《结语》，正文设有《古代篇》《近代篇》《现代篇》《当代篇》及《域外篇》，全书共二十章，章下均有小节。体例统一，论述的更全更细更广。此书从纵向看，贯通古今，从横向看，跨越中外。下面我仅通过全书五篇的部分章节，略加评述。古代篇

在《古代篇》中，共分八章。前六章是从《先秦及秦时的优人滑稽》一直说到《清代的滑稽表演》。其中第二章《两汉南北朝的优人滑稽及影响》和第五章《元明流行的滑稽表演》，都填补了“三人本”的空白。第七章《历代笑话的积累》与“三人本”的上编第二章《历代笑话》的内容相同，可“倪本”列举的古代笑话更多，且有两篇正是单口相声《糊涂县官》和相声《贼说话》的出处。第八章《笑话与口技的结合—— 明清隔壁戏》，则是“三人本”中没有论述的内容。这一章关于隔壁戏的记述，正是相声由“暗春”到“明春”演变的重要阶段。

近代篇

“倪本”的《近代篇》中，包括第九章和第十章。

1848年（清代道光二十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相声是否已经产生，尚无更多文献可证。但是道光年间的子弟书《风流词客》中，描写了相声艺人马麻子的艺术生涯，这是有文可考的。在第九章第二节《近代相声的创始者》中，作者记述了八角鼓票友出身的相声名家张三禄和京剧艺人出身的相声名家朱绍文及其弟子。因为张三禄没有弟子，仅知他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就在北京献艺，是他将全堂八角鼓中的“说学逗唱”四功，作为相声的四门功课，流传下来。作者没有照抄他书，把张三禄硬列为相声第一代艺人。对于朱绍文及其传人，因为有艺人师承谱可证，因此书中的记述也很详细。

在《“肃亲王禁相声”及其影响》一节中，作者通过艺人的口述资料和有关文章，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清代光绪年间，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艺人处境艰难。北京相声遭禁演后，客观上也促使了北京相声艺人到外地献艺求生。从而使相声艺术走向各地，扩大了这个北京曲种的影响，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合乎情理的。

在第十章第一节《相声向外地传播》中，作者根据有关文献，论述了相声在天津、沈阳的实况。对于相声在河南、山东、江苏、湖北、上海等地的传播，虽然仅是一笔代过，但是也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相声艺术的传播很广。第二节《“相声八德”及其同辈艺人》，第三节《“清门相声”的流传》，第四节《两代“云里飞”演唱的滑稽京剧》中，记述的全是清末民初的一些著名相声艺人。这里，我仅说说“清门相声”和“滑稽京剧”。

“清门相声”是指八旗子弟在全堂八角鼓中表演的相声，与其相对的则是艺人系统传承的“浑门相声”。“清门相声”自从阿彦涛收徒起，“清门”与“浑门”两派相声便开始融合。民国八年（1919年），由于八旗子弟的钱粮停发，迫使一些票友下海从艺。作者根据现有史料，为民国后的“清门相声”著名演员华子元、谭伯如、陈子贞、广阔泉、高玉峰、谢芮芝六人都作了小传，列举了他们常演出的曲目，其中有人还留下了唱片，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

相声的珍贵资料。

在上述这些“清门相声”中，有人曾是京剧票友，熟悉戏曲，因此才能编演出腿子活《捉放曹》和反映戏迷生活的《戏迷闹学》《戏迷卖切糕》等相声。又因为“清门相声”演员多比“浑门相声”演员的文化水平高，才能编演出《夸住宅》《开粥厂》《八扇屏》等曲目。因此，“清门相声”对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是起过重要作用的。

滑稽京剧，又名滑稽二黄。作者引用了北京相声名家白全福先生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述。侯宝林、白全福等相声名家都是先学唱滑稽京剧、后改行说相声而名扬全国的。我想，侯宝林曾演的曲目，正唱逼真，歪唱可笑，这与他当年唱过滑稽京剧下过功夫是分不开的。现代篇

《现代篇》中包括了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在第十一章中，分节记选了《“冯家门”相声在东北的流传》《“马派相声”的形成》《张杰尧从南方回到北京》和《一代名家张寿臣》。这些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民国时期各地的代表艺人。在第十二章第二节《“女相声”演员的兴起》，提到了来小如、德淑珍、苗喜珍、冯洪飞等鲜为人知的早期女艺人。在《相声著作的出版》中，记述了张笑侠的《相声集》（第一辑），此书中的《相声总论》一文，是一篇研究相声艺术的重要文章。连阔如的《江湖丛谈》是曲艺民俗专著，书中有许多评书和相声史料。张履谦的《民众娱乐调查》书中有《相声》一章，记述了河南省开封市的相声艺术及主要艺人。这些民国年间的图书，都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在第十三章中，作者着重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作家老舍与艺人欧少久合作的“抗战相声”和在华北沦陷区天津市常宝?矣氤Ｊ舷嗌?Ｔ诳拐绞逼谟虢夥耪秸?诩洌?夥徘?那?栈疃?校?卤彼凳橐杖撕?鹣楹臀骱哟蠊囊杖送踝鹑?加泄?系募炎鞔?溃??嗌?春苌伲?诘笔庇跋煲膊淮螅?庖卜从沉私夥徘??车氖登椤?/p>

在第十四章第五节《“俗文学”研究中的相声》，谈到了1938年出版的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一书。此书把俗文学分为五类，其中的讲唱文学，相当于今天的曲艺。郑所记述的历代讲唱文学，包括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与子弟书等等，却没有提到相声。这是因为相声曲目多是艺人口传心授，没有文本可查，因此研究相声者也很少。1946年出版的杨荫深著《中国俗文学概论》中，设有相声专章，并有《相声起源》《相声与双簧》等节。此外，只有散见于报刊上涉及相声的短文，数量也不多。不过，当时的俗文学家们，开始重视讲唱文学，并有人注意到相声，这也算相声研究中一个可喜的开头。

当代篇

在《当代篇》中，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术曲折发展之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分别写了“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新世纪”四个阶段的相声状况。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4月“文革”前夕，相声艺术几上几下，是在曲折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建国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曲艺老艺人都欢欣鼓舞，其中鼓曲艺人编演了许多歌颂新中国新人新事的大量新曲书；评书艺人也根据《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著名长篇小说改编过一些新评书，还有的艺人根据“二五长征”等党史上的真事，创作过短篇评书。可是，相声艺人却遇到了难题，不知道相声这种艺术形式，如何才能跟上时代，如何才能为人民服务。1950年，“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在老舍等人的帮助下，把传统相声《菜单子》改成《维生素》，把《文章会》改成《假博士》，都是试探性的改编作品。演出后，观众认可，也使艺人对改进相声有了信心。天津艺人常宝?掖醋鞯摹缎碌泼铡犯?歉杷绦律缁岬募炎鳌＝ü?跗冢?涤嘧髡叽醋鞯摹兑剐屑恰贰洞虬俜帧返纫慌?孪嗌????ㄒ笛菰毖莩龊螅?钍芄壑诨队?Ｆ渲凶骷液纬俅醋鳌⒙砣?⑹籽莸南嗌?堵蚝锒?酚跋熳畲螅?鞯匾杖苏?嘌莩觯?鞯乇ǹ?追鬃?兀?髌匪茉炝恕奥泶蠊?闭飧鲆帐醯湫汀？墒钦馄?嗌?惨?鹆艘怀≌?邸５笔庇跋熳畲蟮奈囊绽砺劭?铩段囊毡ā芬捕韵嗌?堵蚝锒?氛箍??/p>

一场大讨论，有人叫好，有人反对，这在相声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可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却把何迟打成了“右派分子”，就连首演者马三立也在劫难逃，被迫离开舞台多年。本来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达后，强调了“双百”方针，文艺界很活跃，新相声也很多。可是在1957年“反右”之后，作者们都不敢写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相声了。正因如此，在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中，相声节目只有《社会主义好》《天上与人间》《水兵破迷信》《别泄气》等歌颂相声。其中有的作品，是歌颂“大跃进”中的“敢想敢干”精神的，甚至是美化浮夸风的。虽然在1958年年末，党中央就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大搞“反右倾”，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相声创作又进入了低谷。在建国十周年时，只有相声《昨天》是通过一个人的奇特经历，描写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不愧为相声佳作。

直到1962年在广州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开始“反左”，文艺界反响很大，不仅小说、戏剧出现了一批佳作，相声也产生了马季编演的《登山英雄赞》《英雄小八路》《找舅舅》等新节目。而在1963年和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后，文艺界，尤其相声界，又一次遇到了难关。作者对于这段历史作了如实记述。

《“文革”中的相声》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相声的真实情况。文革十年在曲艺界经过了“受高压、强挣扎、被利用”的三个阶段。文革初期，许多相声名家，被打成“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斗。全国各地的曲艺团队一度解体，相声在文艺舞台上一度消失。

1971年林彪一伙垮台后，部分曲艺团队恢复，有的相声名家也归队，重新登台。1972年马季的《友谊颂》等新相声在电台播出后，受到广大听众欢迎。“倪本”中还提到1972年天津的相声《挖宝》，作者没有细说，我补充几句。这篇写猪身上有百宝的相声，不仅运用了传统相声“子母哏”和“贯口”等艺术手法，而且冲破了当时“四人帮”大力推行“革命样板戏”“三突出”的创作模式，是当时难得的佳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艺大解放。相声舞台上出现了一大批揭露四人帮的节目。如1977年出现了《舞台风雷》《特殊生活》等相声，让观众们非常开心。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的曲艺调演中，出现了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大受好评，“假大空”被人称作是继“马大哈”之后又一个反面人物艺术典型。此外，还有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反思相声《如此照相》，影响很大。为了繁荣相声创作，1984年举办的全国相声评比中，又有一批新相声获奖，后来的两届中国相声节，都产生过许多优秀作品。自从1982年在中央电视台首届春晚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吃面条》后，年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都必有小品与相声的竞争。在有些小品中，运用了相声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声演员也改演小品，一直坚持演相声者，不仅有马季、姜昆等相声名家，还有来自湖南的奇志、大兵等一代新人。

新世纪以来，相声回归剧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京津等地的小剧场相声很火爆，但是小剧场相声也出现了新问题，如在经济大潮中把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停演的荤口相声又搬回舞台，还把上流传的荤笑话改编成相声，因此，受到文艺界和观众的批评。

更为难得的是本书不仅论述了祖国大陆的相声，而且还论述了宝岛台湾的相声和海峡两岸的艺术交流，也记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声及与相声相似的曲种，如藏族中的藏语相声，蒙古族的笑嗑亚热 ，朝鲜族的漫谈、才谈等等。

在《当代篇》中，对于相声艺术的研究成果也有评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侯宝林等编写的几本相声知识读物，进入新时期后，在相声研究方面，史论传等无所不有。如侯宝林、薛宝琨、汪景寿、李万鹏的《相声溯源》，薛宝琨的《中国的相声》，汪景寿、藤田香的《相声艺术论》，王决、殷文硕的《相声行内轶闻》，金名的《相声史杂谈》等都给相声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域外篇

在《域外篇》中，即第十九章与第二十章，记述了中国相声在海外的影响，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新时期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林培瑞（中文名）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过《论侯宝林》，还访问过天津的相声艺人；朝鲜血统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崔淑英也来华访问过侯宝林；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尼古拉·莱仙客多年来研究中国相声，并把其研究成果写成文章编入教材。1981年他与我国沈阳相声作家白纪元，著名相声演员名家杨振华互相通信，探讨相声问题，加强了两国的相声学术交流。

此外，本书对于与中国相声类似的外国艺术，也有简述，如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流传的“漫谈”与“才谈”，日本的“落语”与“漫才”等等。

通过本书《后记》中作者的自述，我对这位曲坛老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与相声真有缘，天地人三才都占全”。从天时上看，他不仅亲眼见过相声艺术的整旧创新，而且还赶上新时期相声复兴，见到了曲坛百花争艳，笑林绿树成荫。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有些相声艺术家当选为各级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还有些相声名家当选为中国曲协和省市曲协正副主席。在2006年至2010年，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中，获得终身成就奖者共有27人，其中相声艺术家就有6人。

在全国数百个曲种中，相声是流传最广的曲种之一。据我所查，《中国曲艺志》的29卷中，有26卷的“曲种表”包括相声，开列相声条目者多达18卷，只有3卷的“曲艺志”中没有相声，但不等于本地没有相声，只是相声并不是本省的主要曲种。可见，相声艺术流传之广，影响之大。

新时期以来，相声选集与相声论著大量问世，再加上这位有心人又搜集了许多各地内部出版的各种曲艺资料及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与文章，乃至相声名家音频资料，这些都为作者写这部书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从地利上看，作者生在相声宝地天津，从小就常听京津两地名家相声，喜欢相声，热爱相声。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文艺骨干，上台演过相声与话剧。虽然从天津城市建设学校毕业后在天津市建筑工程局工作，但他发表过关于相声的文章，并引起了一场争鸣，让相声界知道其人。1962年，他被调到专业曲艺团工作后，写过许多曲艺论文。“文革”时，曲艺团解散，他调到天津市和平区文化馆做文艺辅导工作，还给业余文艺工作者讲过相声课。1986年文化部在天津创办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他成为“中国曲艺史”和“曲艺概论”两门课程的教授。1991年他撰写的《中国曲艺史》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1996年他退休后还主编过《曲艺讲坛》，后来又出版过《民俗曲艺与曲艺民俗》等书。因此他接受了这部《中国相声史》的任务后，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完稿。

从人和上看，倪锺之为人随和，人缘很好，文艺界的良师益友对他的帮助很大，曲艺界的晚辈都尊称他为倪老师，这也是他在曲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原因之一。当然，仅有天时地利人和还不行，这与他的敬业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博览群书，从当代文献到近现代文学、戏剧，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在《后记》中，他说：“尽管我给汪兄等人的著作提了很多意见，而自己这部著作究竟如何？则又是一个问题。还请专家和读者品评吧！”

这本书的研究成果是肯定的，年近八旬的作者写作态度是严肃慎重的。凡是至今尚不能下结论的问题，他都凭个人理解猜测用“可能是——”来表述。对于前人口述中不同的说法，也都是二说并存的，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长达50万字的长篇专著，实在难得。但是由于占有资料的寡众，难免有些地方粗细不均，尤其是音像制品比如盒式带、光盘、络资源方面所谈较少。

篇二：3000字读后感

这本书以人类史上信息传播媒介的变迁和发展为主线，重述每一种媒介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对人类认识论的影响。作者的观点是赞扬15世纪繁荣起来的印刷机文化，抨击19世纪后期开始萌芽并在随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文化，警醒世人不要在这个充满信息垃圾的世界里迷失，不要成为娱乐的俘虏。 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码；而接下来的这次“图像革命”则是如精确制导炸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的七寸，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从这个时候起，工具不再是中性的，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与字词句子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或者另外一张照片与它配合都可以奇妙地衍生出一段新的信息姻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已经毫无诚信可言，它可以被制作者和阐释者任意歪曲，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对文字一样通过自己的抽象思考来获取知识、价值和观念，在自由世界的商业社会里，信息制作者们为了取悦大众获得不菲利润，一场盛大的娱乐盛宴必然开幕。而在铁幕之背后，它就必然成为独裁者们心爱的玩具；电视的出现终于引爆了信息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娱乐不再遮遮掩掩，它名正言顺地处死了严肃话题，大众甚至津津乐道这次弑君行动，人类臣服于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慢慢退化。

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没有像如今无可替代，但他也对可以预见的电脑时代提出警告，而今日的事实比他猜想的更悲观。互联网表面上集合了印刷术与电视机，为两者提供了貌似公平的决斗，实际互联网上的文字信息多是电报的升级版，只不过它努力做到“更快、更黄、更无趣”，网络阅读和电子书虽然延缓了人类智力的退化，但它们依然阻止不了娱乐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只不过是用凌迟代替了枪决，更加缓慢而痛苦，我的观点与波兹曼一致---大学，只有大学这座人类最后的真理堡垒才能帮助不甘自毁的人们发起反攻。其实，当年的波兹曼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西方文明会被娱乐轻而易举地攻陷，读过甘阳的《通三统》中对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体制的介绍描述之后，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已经建成了一个牢不可催的文明传承机制，在两年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我的同龄人将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熏陶，在第一流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细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吉本、索福克勒斯这些圣哲的经典作品,甘阳对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有过如下的描述“芝加哥大学大一的学生进来都傻傻的，水平完全不如我国优秀的大一本科生，而四年之后，则完全脱胎换骨，成了一个“enducated person”，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是精英”，一个每年都会培养出几百万熟读《理想国》、《荷马史诗》，有着深厚人文社科素养公民的社会，怎么可能会输给娱乐？思想建筑起来的高墙任一万个好莱坞、一万个《美国偶像》也是击不破的。不幸的是，在中国，这道防线已经全面失守。

由于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娱乐方式几经变化，从多样性到特殊政治情势下的单一性，再到开放后的多元化。中国的娱乐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着质的变化。同美国的“树墩演讲”一样，我们可以拿我们的传统相声作为例子。这门产生于民间的艺术，诞生初期在市井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就像听演讲的美国人民一样，中国的老百姓在休闲之时，在天桥地场、甬道路旁，热闹的场面以及人们由衷的笑声也许是今天的人们所不能想见的，与美国的“树墩演讲”不同的是，演讲所表达的是普通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而相声则是将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幽默化的讽刺。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然而，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时代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错乱的信息，到底信息越来越多，还是我们学会了选择？娱乐的形式慢慢成为人们浮躁心理下的载体，娱乐发生的变化正是人们心态的变化。同样从演讲和相声来说，现代的美国社会，演讲多成为政客们政治秀，人们通过电视画面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在演讲时的形态，而不是聆听他们的内容和思想，当视觉画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神经时，人们的大脑和耳朵被忽视，公众话语真正转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娱乐至死》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任何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倾向性。古时智人在洞穴壁留下的图案倾向于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印刷机的发明倾向于以准确客观的方式传播文字信息，而电视和网络的发明倾向于快速和多样化地传播各种信息。电视和网络这种以时效性为核心的传播媒介，必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信息发放的速度代替信息的内容成为主导。信息以奇快的速度不断更新，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和洞察信息的实质。

娱乐成了电视时代人们的刚性需求，使波滋曼忧心忡忡的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政变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

娱乐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之一，它会产生喜悦和愉快的情绪，并鼓舞人们生存的欲望，使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娱乐的意义是宽泛的。波兹曼在“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一章节中，充满怀念的笔调描述了在19世纪的美国人民是如此的热衷于街头或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演讲，尽管时间漫长，句法繁复。可是那时候即便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自由地激情四溢地进行“树墩演讲”，绝对不用担心没有听众。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承认的是，在印刷机的时代，人们的语言是古典而华丽的，相对应人们的理解力也是超凡和令人叹服的。因此波兹曼会发出“人们从理解信息到知道信息”的感叹。

但是我要说的是，无论是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还是集市上的“树墩演讲”，这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他们的心态是愉快和放松的。情不自禁的掌声和喝彩，能够给他们带来情绪上的满足和愉悦，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娱乐的一个最重要特性。因此娱乐的出现或者说产生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让娱乐成了媚俗的代名词，成了实实在在的“愚乐”呢？国内有不少学者都主张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文化娱乐化，但是，正如魏英杰在《中国青年报》上说过的：这些学者将文化娱乐化等同于文化媚俗化，他们既昧于对市场经济文化型态的了解，更不懂娱乐为何物，如此的反思只能留于肤浅。

信息时代，也许其实质应该是信息垃圾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吃进大量的信息垃圾，于是习惯了麻木，沉溺和放纵，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我们可以因为看了一段离奇古怪而又毫无中心思想的视频而笑翻天，却再也没办法写出一段优美婉转的诗句。我们可以创造出类似“给力”“浮云”“神马”之类的违背语法结构和逻辑的荒诞词汇，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这些“网络词汇”实际上已经到了神经病的边缘。但也难怪，当整个社会都热捧这些现象时，谁又想成为异类呢？也许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词会变成热门词汇，只不过口口相传罢了

当人们习惯了周星驰的搞笑，就注定已经无法理解幽默；当人们热炒历史戏说，就注定已经无法耐心阅读正史；当易中天出现在不同的电视节目中，就注定他不再是一个专于学术的教授。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娱乐已经变成了“愚乐”，一切媚俗的东西出现在各个领域，有政客的作秀，有游戏的粗俗，有名人的炒作，有普通人的南柯一梦。当这种“愚乐”成为娱乐并为人们习惯接受时，我们就回归到了尼尔的思想之下——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也许，在“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的外表下，真正的却是“Fooling Ourselves To Death”。赫胥黎说得很有道理：也许摧毁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相反，是我们热爱的东西摧毁我们

篇三：2015央视春晚观后感2000字

备受瞩目的中央电视台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在喜庆的乐曲声中启幕。历时4个半小时的晚会上，共有36个节目亮相，其中小品7个，相声3个，杂技、魔术、戏曲节目各1个，创意类节目4个。精彩纷呈，笑声阵阵，伴随着千家万户送走马年，迎来羊年。

齐心唱响中国梦

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节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本届春晚的一大亮点，多个节目充分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人以振奋和鼓舞。

由歌唱家莫华伦、吕薇搭

档演唱的歌曲《把心交给你》和青年歌唱家张英席、王莉演唱的歌曲《时代的勇气》，唱出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人民谋福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时代赞歌。《共筑中国梦》由歌唱家廖昌永和殷秀梅演唱，旋律壮阔激昂，展示了中国人民满怀豪情，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向前的精神面貌。《强军战歌》则由歌唱家阎维文倾情演唱，歌声嘹亮，声震四方，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现身直播现场，展示了人民军队的飒爽英姿，令人震撼。

两个创意节目将中国功夫与传统文化密切结合，久负盛名的莱州武校和塔沟武校皆亮相春晚，虽然参演的演员年龄不一，但是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古英雄出少年》将现代街舞与中华武术结合起来，叠罗汉的人形高塔，小男孩单腿跨脖子，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头上顶人360度轮滑旋转，小奶娃徒手后空翻，看得人眼花缭乱。武术节目《江山如画》串连琴棋书画，将古琴、对弈、书法、茶道和武术结合起来，张震在现场演奏古琴，吴京在高处表演武术，其神韵浑然一体，武术豪情尽显!段奕宏、张丰毅、朱亚文三位荧屏硬汉演唱的歌曲《中华好儿孙》，将三顾茅庐、精卫填海、岳母刺字、煮酒论英雄等多个历史文化典故融入歌词之中，力道十足地唱出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晚会特别设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类节目，以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作为切入点，通过栩栩如生的刺绣工艺作品展示营造出唯美意境，同时还启用全息投影这一从未在春晚上使用过的技术手段，呈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并让首上春晚的李宇春在节目中上演分身术，令人炫目。

回家过年温情浓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哭。家和万事兴是今年春晚的主题，这首由刘德华作词并演唱的歌曲《回家的路》，旋律优美、歌词温情，打动了千千万万游子回家过年。

纵观全场晚会，家字成为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围绕家字展开的各类节目让整场晚会亮点频现。开场歌舞《四世同堂合家欢》分别演绎《春节序曲》《今夜无眠》《新春快乐》和《喜洋洋》四首代表不同年龄段的歌曲，营造出全家其乐融融、共度新年的联欢氛围。青年歌唱家雷佳带来的歌曲《乡愁》则演绎了思乡归乡的愁绪，勾起人们对故乡、对家的热爱和回忆。莫文蔚的歌曲《当你老了》饱含着对韶华易逝、父母老去的无奈和心酸，朴素内敛的意境叙述了一个深刻厚重的亲情话题。歌唱家刘欢带来的《从前慢》演绎出一种幽静恬然的慢节奏复古情怀，饱含着对过去生活的怅惘，渗透着点滴对老家的怀恋。陆毅一家带来的欢快歌曲

《幸福家家有》则独辟蹊径，用一种带有童真的快乐将家的温馨撒播给每一位观众。此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刘和刚的《拉着妈妈的手》、孙楠的《搭把手》等歌曲，均质朴感人，深深打动了观众。

同样讲述回家故事的还有几个小品，《社区民警于三快》中孙涛饰演的民警于三快要调回老家工作并在年三十返家过年，但因牵挂工作而屡次返回，最终误了车。蔡明、潘长江的小品《车站奇遇》，讲述除夕夜打不到车而上了潘长江的涉嫌无人驾驶的破车，蔡明仍不改毒舌本性，但最终两家人一起过年的结局却很温馨。冯巩的小品《小棉袄》将任性老爸对女儿的那份爱表达得淋漓尽致，舍不得女儿出嫁的心情也格外引人同情。而最令普通人自豪的不光是星光大道民间高手的精彩表演，还有大妈大爷们的广场舞也跳到了春晚，他们伴随着《最炫民族风》的音乐，欢快起舞，舞出了自信，舞出了风采，引来阵阵喝彩。

反腐节目压大轴

本届春晚的三个反腐题材节目最受公众关注。曾在彩排阶段被毙的相声《圈子》，最终搭上末班车，重回春晚舞台。作品讽刺了托关系、走后门、建立小圈子的陋习，批判了靠关系好办事的不良风气。与苗阜、王声的相声《这都不是我的》和开心麻花成员沈腾、马丽等人的《投其所好》一起，成为最接地气、最受欢迎并为春晚压大轴的节目。

相声《这都不是我的》是陕西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的央视春晚处女秀，讽刺力度最强，讽刺了贪官五子登科—即妻子、孩子、房子、票子、车子的理想生活，内容中暗示了很多贪腐细节，其中领导经不住诱惑但内心又无比纠结为自己找借口，不停地绕弯子，说这礼不是我的，其讽刺堪称入木三分。而马丽、沈腾、杜晓宇表演的小品《投其所好》，讽刺的是某位女科长扮演马屁精巴结领导的故事。由于新来领导清明廉洁，最终让马屁精女科长下课。2014年，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绩显著，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敢腐已初见成效，不能腐的机制正逐步建立。这种情况下，把腐败官员之丑搬上舞台，不仅能对官员起到警示作用，还能让群众提高监督腐败的意识，上下形成一种合力，在全社会刮起文艺清廉风，而且今年的语言类节目多数为定制作品，话语尺度空前，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