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师生断交事件”(高考时评)写作指导

“人大师生断交事件”时评写作指导

【原题再现】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近日，媒体上一则报道引发了人们的热议。研究生郝相赫在为微信中对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阎步克教授和韩树峰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出言不逊——皆称之为“垃圾”；导师孙家洲教授在劝导无果的情况下，发表《告高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宣布断绝与新招研究生郝相赫的师生关系。随即郝相赫用实名微博发表《情况说明》加以辩解，后又收回《情况说明》，表示“我充分认识到妄议前辈师长是多么年少无知，一定深刻检讨痛改前非认真学习。”有人指摘孙教授小题大做有失风范，太过小气；也有人觉得郝相赫太过轻狂，咎由自取；有人说??

对此你有怎样的感悟和认识？请自选角度，明确立意，自定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经典时评剖析】

人大教授公开清退狂徒，何错之有？

2015-09-26 来源：红网 作者：王雅莉

——本文系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参赛作品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发布公开信，申明因其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多次在朋友圈嘲讽老师，遂决定与其断绝师生关系。【简要引述新闻事件】虽然不少网友认为孙家洲此举等于“断人活路”，但我认为并无不妥。【针对网络论调提出个人意见、看法，迅速亮出观点。】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礼治”的社会。所谓“礼”，即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学术界自有学术界的规矩，尤其是像历史学这样重视传统的人文学科。传统父权要求人们不能“犯上”，并不仅仅是因为长幼尊卑，更多的是为了使后辈能适应社会规则，和别人好好相处。历史的学术圈子能有多大？像这样骂了这个骂那个，把圈子里的人都得罪了个遍，分明是自断活路，根本无需导师清退。再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未出师前是师父的脸面，出师后也常被人问起“师承何处？”，弟子“犯上作乱”，承受压力往往是师父。这一点想必郝同学并未考虑到。【从社会行为规范和师徒关系角度分析，指出郝相赫“犯上” 的错误行为】

当然，如果他只是说某老师“平庸”，事情或许不会闹到现在这么大。关键是郝同学张口闭口就称老先生为“垃圾”。在现代文明社会，争论可以，但一旦涉及人身攻击，尤其是带脏字的人身攻击，你说的再有道理，旁人也会认为你矮了三分。比如前段时间王思聪质疑张馨予是“毯星”，本来说的挺在理，但一句侮辱性的“你的管真宽”，瞬间让舆论形势反转。对事不对人，是争论的前提。争论不带脏字，更是论战时应有的风度。【从郝相赫张口闭口称老先生为垃圾的角度来分析，并联系与此事类似的王思聪质疑事件来说理。】

不过，郝相赫在这件事上做的最错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真本事。有人借题发挥，说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给郝相赫洗白，试问，郝同学有“真理”在手么？文人相轻，学术圈里各派系之间互相轻视的事多了，学生瞧不起老师的事也屡见不鲜。钱钟书当年曾口出狂言，“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一连骂了西南联大外文系的三巨头，但其导师吴宓爱慕其才，非但不将他逐出师门，反而极力劝他留校任教。反观这位郝同学呢？他本人才华如何我并不知晓，但只就他发的那几条朋友圈而言，结论太多，论据太少，没有任何干货。什么才是正确的吐槽老师的姿势？不如学学维特根斯坦。拿出一篇水平远高于老师的博士论文，再怎么嘲笑老师们“永远都弄不懂这些问题。”也没人非议他半句。郝相赫式的狂傲，不是恃才傲物，而是犯中二病。讨论学术问题，并不是互骂“垃圾”、贬损对方，而是用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文斗”。【批驳网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给郝相赫洗白的论调。在观点富有争辩性的作文中，驳论是最常用的写作方法，这也是写作时评的常用技法。】

还有网友拿“言论自由”来说事。这么说水平低的人都不能质疑老师了？当然不是。人人都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不侵害别人权利的前提上而言的，这一点约翰·穆勒在《论自由》里说的很清楚。而郝相赫的言论，是对老师名誉的严重侵害，和那些网络喷子没什么区别。对此，郝相赫辩解称，朋友圈 1

和微博不一样，自己朋友圈里都是亲戚和朋友，是私人空间。朋友圈到底是不是私人空间？网络发展到现在，朋友圈早就不是私人空间了，什么都能截图存证，就连饭桌上的话都能被偷拍视频，更何况加了许多人的朋友圈？说实话，谁私下没抱怨过自己的老师和领导？季羡林上大学时还说过自己的老师是“混蛋教授”呢，但他那是写在日记里，后来成名后发表了，我们才看得到。郝私下里议论师长的行为虽不光彩，但也无可厚非，关键是他分不清私域和公域，想借贬损师长来炫耀自己“博学多识、敢于反抗权威”，只能说是很傻很天真。【批驳言论自由论调，一是驳斥对方论点，言论自由是建立在不侵害权利的前提上而言的；二是驳斥对方的论据，朋友圈和微博一样，不再是私人空间。】

批评不等于辱骂，有才不等于炫耀。郝相赫此次触犯众怒，完全是自己作死的结果。21日郝同学终于发了道歉信，然而通篇看下来并无悔过之意，倒像是受到压力后的服软乞怜。尤其“恳请各位媒体朋友放过我”一句，和陈赫出轨道歉信里那句“求大家放过我们”一样令人不齿，可悲可叹。有那在朋友圈里放嘴炮的工夫，何不多看几本书，来验证自己的批评是对的？【奉劝郝相赫，实质是表达孙家洲教授清退狂徒没有错！结尾一般再次强调中心论点。】

【写作指津】

从近五年的全国卷作文命题来看，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时事和社会现象类材料作文，即时评类材料作文居多。该类型作文是近几年高考作文的一个热点题型。这种直击社会热门话题的新的高考作文命题形式，紧扣时代脉搏，彰显公民意识和大语文教学理念。2016年全国卷的作文应该会延续这种命题思路和趋势。

加强对时评类作文的认识，掌握时评“引—析—联—结”的基本结构，重视时评类作文思维训练，可以纠正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片面理解材料”和“完全抛开材料”等问题。

“时评”是指针对社会与时政发表评论的特殊议论文。时评类作文题主要选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题目材料，要求考生就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现象、事件发表看法，阐述观点，意在引导考生关注和思考现实生活，紧扣时代脉搏，抒发真情实感，增强社会责任感。这类作文题所给的材料可分为正面材料、反面材料和争议性的材料，本次考试选取的就是争议性材料。

写作时评要警惕两大误区。一是时评要就事论事。所谓就事论事，就是要求旗帜鲜明地发表自己对某件事或某现象的看法，或褒或贬，或批或赞，对所评之事进行分析思考，表达自己的看法。评事可以有多种思路，如评事的对错、评事的成因、反思此事的教训，同时又不能限于一点或一个角度，可以多点或多角度，但需注意，所评所说，必须与所评之“事”密切相关，不能游离于“事”外高谈阔论。

二是要有理有据。时评，不但要表明自己的观点，还要写出依据和理由。评事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才能评得文明，才能让人心悦诚服，才能达到辨是非、明事理的目的。能把观点说清楚，又能将依据和道理写深写透，这样的时评才是好时评。

写好时评类文章，除了需要明确时评类作文的特点和写作的要求，掌握其基本写作方法，最重要的是对具体的新闻事件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并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凸显思维品质和思想深度。

作为高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时期，对社会和人生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与思考，但毕竟社会见识与人生阅历的局限，视野不够开阔，思维比较单一，认识事物比较肤浅，有时又难免偏激，对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很难产生深层次思考和理性判断。而优秀时评，正是引导学生关心时事，认识社会，学会多元思考，形成理性判断的重要参考文本。每当现实社会发生重大新闻事件，不少新闻媒体、时评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坚守社会责任和良知，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不只是客观展示新闻事件本身，而且精辟分析新闻背景后的问题实质，在最高点审视，从最深处进行剖析。有些观点可能与主流思想不尽一致，有些看法可能失之偏颇，但仍能给人以多元思考和启迪。

这里梳理孙家洲郝相赫断交事件的各大媒体评论，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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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声音】

一、关于郝相赫的维度

1、批评

（1）郝相赫“咎由自取”

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郝相赫有权利对他人的学术观点进行评论甚至批评，我们也乐于看到年轻学子不迷信和盲从于权威，敢于怀疑和质疑。但遍观其言论，显然并不是学术上的批评，而大多是对个人的评判乃至贬低，仅仅自己说一句“不是人身攻击”怕是不能轻易过关的。点名道姓地把本校和外校的教授称为“庸才”，嘲笑别人的作品是“小儿科”，放言某教授成了某学科代表就会让该领域研究“完蛋”，嘲笑外校历史专业是“垃圾系”??如此言论哪里是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发的评论？字里行间流露着轻狂乃至张狂，甚至文人相轻的酸气。

或许郝相赫的确有那么一点才气，但高校教育需要的不只是学术方面的才华，更需要学生拥有较高的操守和德行，需要他们不浮躁不自傲，需要他们静下心来汲取各方所长而不是眼高手低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就算学术需要争论和评议，也不能演化成骂街和人身攻击。

所以说，遍观此次师生反目事件的来龙去脉，郝相赫恐怕还真如他的几位学长所说，系“咎由自取”。 ——王羡古《人大师生反目:教授小气还是学生作死》（东方网）

（2）缺乏尊重的轻狂不值得赞赏

围观这次事件的舆论发酵，恰恰能看出如今一些走偏了的“人才观”和师道尊严在现今的尴尬状况。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支配师生关系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师道尊严。荀子的“天地君亲师”的观点，就将师与天、地、父并列，赋予了教师权威的地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学生继承、发扬光大老师的学问，往大了说这是“为往圣继绝学”，往小了说这是继承老师的道统。到晚清以降，因为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老师在学生面前并不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在学术上也不必完全按照老师的规划或主张而为，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师者和学生地位从上下日趋平等。如今，教育功利化和产业化的大潮席卷而来，教师日趋成为普通的职业，师道尊严渐渐少人提起。人大这次师生纠纷，竟然引发舆论狂欢，不少网民不细加判断，就武断地认为导师以权威压人，严谨治学的老师被舆论嘲讽、奚落，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一事件虽是小事，却可看出师道尊严急需重塑。

师者能不能受到挑战？权威能不能动摇？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如何挑战却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为：是建立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基础上的有理有据的辩论，还是不顾长者尊严，逞口舌之快的看轻、贬低，这两者有着云泥之别。 我们提倡自由的思考，呼唤拓展质疑的风气，乐见学生和教师处在平等的层面上，年轻学子不盲从于权威，敢于大胆质疑。但是，如郝相赫一般，缺少“批评”的学术实力，也不见“批评”的学术诚意，而是轻狂地指责学者为“庸才”，用“小儿科”、“完蛋”、“垃圾系”等词语嘲笑奚落，如此偏激和缺乏尊重的话语，足见其“德”的欠缺。

我们期盼学子在研究领域有所建树，渴盼才华横溢的人才，不过要成才首先要有较高的操守和德行。尤其对于高等教育来说，不只需要发掘学生的学术潜能，更需要他们去掉浮躁的习气，沉潜下来，踏实做学问，而不是眼高手低，罔顾长者尊严。学术观点有分歧，可以辩论、批评，不过批评也有批评的规范，不能是无端的人身攻击。最起码的底线，学生要尊重老师。希望这起师生断绝关系事件能给有心向学的学生有益启示，好好体悟“师道尊严”、理解“厚积薄发”的深意。

——《缺乏尊重的轻狂不值得赞赏》（中工网）

（3）说别人“平庸”、“垃圾”的时候，正在显示自己的“平庸”

实际上当我们对这种状况“口出狂言”，说别人“平庸”、“垃圾”的时候，我们正在显示自己的“平庸”，表明自己也正在步入各种各样的“垃圾系”。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像阿廖沙一样，不要去“弑父”，不要去与“父亲”为敌，不用去论断“父亲”，真正有意义的是让自己的人生方式与“父亲”彻底区别开来，活出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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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应该首先让自己从审判者的位置上走下来，不要去审判任何人。作为学生，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尊重你的导师，我们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作为学生，尤其不能以“汉奸”等词汇攻击别的学者，不论他是不是我们的老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我们要在一个清晰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系中活出一位现代公民的身份；我们既要明白自己的权利，更要尽上自己当尽的义务；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人文建设还在艰难进行中的社会，作为知识分子，更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大学就是大学，我们要让大学精神真正表现出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对你说，郝相赫同学—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在学习、研究和学术活动中按自己认为真正正确的方式来行动。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改变。

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我们要在这种伦理关系中重新确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作为学生我们应当尊重导师，更没有权利攻击导师。因为，“尊师”往往与“重道”相连。不是因为导师是否值得尊重，而是因着“重道”我们无条件地“尊师”。

——尹振球《郝相赫同学，我想对你说》时代周报（廊坊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

（4）“狂徒”郝相赫的三大错误（名为帮教“狂徒”，实则暗含嘲讽）

本着治病救人的良好愿望，就此事，我们一方面恳请孙院长收回成命，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让他顺利完成学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孙院长帮教“狂徒”。

首先，大家要注意，孙家洲先生可不是一般的教授，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院长。

孙院长想必诸事繁杂，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这位初入师门便口出狂言且不识相的新弟子，于是，便祭出这“逐出师门”的大杀器，以正门规，以儆效尤。

不识相，这便是“狂徒”的第一大错。

何谓“不识相”？

礼仪之邦，长幼有序。当你的导师，已经发信给你，告知他对于你近期的几条微信所体现的意境风格，很不安了。你却独独忽略这“很不安”，只注意到你的导师还在跟你说“不强求”你与他一致，说任何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力”、“评判的权力”，等等。导师给你写信，你竟然连中心意思都没领会，明明是通牒、批评，你却以为，这不过是一位如父亲般呵护你成长的导师，对你的善意提醒，压根儿没读出其中所透露的肃杀气息，以及强烈不满。所谓“说不说，两可；听不听，在你”，其实不就是“我说了，你就必须听”吗？孩子啊，你真是“图样图森破”啊！你难道不知道，师道尊严，换一种解释就是说一不二吗？

何况，你的导师，不仅仅是一个教授，他还是院长，院长就更要讲规矩了。

不懂规矩，此乃“狂徒”的第二大错。

诚如孙院长所言，“学界自有学界的规矩”，作为人大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生，作为孙院长刚刚招收进来的硕士生，你竟然对人大历史系引进教师的水平妄加评议，你说学院引进的人没水平，嗯哼，学院院长就这么没水平？你还呼吁学弟研友想考魏晋唐朝的千万别来人大历史学院，不如去武大、清华，你知不知道，你这叫“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身为院长的你的导师孙家洲教授，若是纵容你如此胡言乱语，那威信何在？民心何续？尊严何在？道义何存？不把你逐出师门，如何消得了心头气？而且，你这些言论，还是在转范美忠《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一文时，顺手做的评点，不把你逐出师门，如何消除隐患，难道养虎遗患，养成第二个范美忠？

当然，看到你对导师孙家洲教授的秦汉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之为“全国顶尖水平”。这应该是你的真实想法，不然，你也不会报考孙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嘛。

你这个轻狂的臭小子，可能觉得你是小骂大帮忙，在建言献策，在为人大历史学院着急，为自己母校的发展而心急如焚，乃至口不择言。

这就是你这“狂徒”的第三大错：不守本分。

古人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大历史学院的发展，那是学院领导乃至校领导该操的心。你一个入学才十几天的小小硕士研究生，该做的，是学习如何洞察导师的心意（惜乎！你连导师的话都听不懂），如何与同学搞好关系，如何保证自己顺利完成学业，乃至如何厘清学术界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至于其4

他专业的师资力量、教学水平，等等，哪里用得着你一个90后的学生“咸吃萝卜淡操心”？另外，以后要谨记导师的教诲，“为人，要平和”，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想的，别想；“治学，要沉潜”，跟着孙教授，潜心研究秦汉史，晓得坑灰未冷，你的心便安静了。

导师公开信一出，你本来就应该立马道歉，痛哭流涕、负荆请罪，痛心疾首、深刻反思，可是你，“不见棺材不落泪”，又整出一个“情况说明”来，各种狡辩，泼脏水，推卸责任，呼吁同情，你这是想借助舆论给谁施压？你这个孙猴子，还想不想顺利毕业了？你的本分就是学业！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以后你不知道还会整出多少幺蛾子！这些教训，都是为你好，以后的人生路还很长，先学会做人！

最后，告诫“狂徒”，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拿自己不当外人：加导师为微信好友。你加了导师好友，你也应该为导师单独分一组，遇到那些导师不宜的内容，你应该设置成导师不可见。切记切记！有一些人，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没有必要去交流。因为，这种人，根本不能理解这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史金霞《为人大历史学院孙家洲院长帮教“狂徒”》 中国教育新闻网-蒲公英评论网（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6次入选“锐评”栏目）

2、原谅

（1）少年人意气风发目无余子，本是常事，未必尽是坏事。

30年代，在北大当众指责师长所讲“都是外行话”，结局会怎样？

学者张中行30年代在北大求学。据他回忆，当时风气，师长及校方很宽容来自学生的质疑和批评。张举了三个例子：

例一，公开质疑。“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例二，公开批评。“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

例三，师生因学术问题发生利害冲突，校方维护学生。“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互不相让??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校方）算及了格，（教授）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谌旭彬《看，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腾讯网

40年代，在西南联大责备导师太热衷现实政治，下场又会如何？

汪曾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成为闻一多的学生。虽然闻很看重汪，但二人对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闻自1940年后，政治热情高涨，参与度很高；汪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且对闻的积极介入的做法很有些不以为然。二人遂因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据汪的后人披露，一次，在闻一多居所：

“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先生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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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③

闻以“俯冲”的姿态“痛斥”汪，汪转以“高射”的姿态顶撞、反责闻；且当面交锋之后“意犹未尽”，又有信件往还，可见冲突的剧烈程度。但闻一多对此事的处理很宽容，并没有要将汪逐出门墙。

——谌旭彬《看，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腾讯网

季羡林求学时也多“污语狂言”。

少年人意气风发目无余子，本是常事，完全没有必要以“告学界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处理。以季羡林为例。其在清华求学时，不但认为胡适“浅薄”、轻蔑留美教授、不服导师吴宓的阅卷、觉得朱光潜学问“牵强附会”??其日记中，更有“妈的”、“混蛋”、“考他娘”这类词汇穿插其间：“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演讲）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自从看了林语堂一篇文章，我对教授（尤其是美国留学生）总感到轻蔑。他们穿的是虎皮，皮里是狗是猫，那有谁知道呢？”“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发还，居然给我I，真混天下之大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晚上朱光潜讲‘笑与喜剧’，所引的许多大哲学家的关于笑的理论，我没一个赞成的。我觉得都不免牵强附会??我以前总以为哲学家多么艰深，其实不然。我自己有一个很滑稽的念头，我未必就不能成一个大哲学家。”

而且，这种少年意气，也未必尽是坏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者张信回忆求学往事，曾感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我又面临着另一重大考验。西方所倡导的是标新立异，每个学生所注重的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西方文科传统的重心在于批评。学生批评老师，新手批评专家是屡见不鲜的事。而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按我曾师从过的李欧梵教授的说法）都存在严重心理障碍。因为我们不善于批评，尤其是对那些权威学者。”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也曾求学海外，感受大致相同：“像西方，??就是学生批评了老师，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在大陆，熟人之间如果批评的话，可能感到不高兴，甚至压力很大。”

——谌旭彬《看，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腾讯网

（2）郝相赫推崇李凭，有一定眼光和道理

“从事文史学科研究，不单需要知识、见识和研究能力，更需要性情，显然郝相赫的性情并不适合，而性情是很难改变的。”仅仅因几段网上言论就论断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年轻学人，谷卿未免托大，岂不也暴露了自己的“性情”？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倒认为郝相赫推崇李凭，“有一定眼光和道理”，“我对这位叫做郝相赫的学生刮目相看，希望他毕业后到我们学校来应聘。”“阎步克先生的书，其史料扎实，线索清晰，引用起来心里特别有底，但如果不教课，我恐怕不会读，太乏味了??而李凭先生的《北魏平城时代》则是我空闲时间都愿意看的书，因其创见频出??在阅读过程中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证据工作也做得扎实。搞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才、学、识三者之中，学，可以通过勤奋和积累获得，而才和识则跟个人天赋和阅历有关，不是靠勤奋就能够拥有的。”

——狂飞《孙家洲教授“清理门户”错在哪？》南方都市报

二、关于孙家洲的维度

1、肯定：

（1）断绝师生关系是在惩恶扬善

虽然从社会的多元化，以及意识形态上，一下子也无法对此作出是非判断，但孙家洲教授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现代的师生关系，早已不像旧时私塾那么尊卑分明，然而，如果将其纳入广义的社会关系，孙家洲教授的毅然决然，至少是一种有个性、有尊严，爱憎分明的处世态度。

现实中，无论出于正义还是相关利益，卷入这样的纷争是很吃力的。而对于原则问题的界定，能够分出是非曲直，给出最终裁判的只有法律。但是，法律只是在道德底线上下手。那么，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甚至明显的谬误，离法律的裁决还很远。这就让有些无耻之徒自鸣得意、招摇过市。这一方面抑制了社会正义，同时给一部分人造成了认识上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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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处于这种舆论对势的，也是一部分相关人士，更大层面上的社会公众，也无法从较高的理论水平上伸张正义，抵制邪恶，很多时候只是愤愤不平而已。那么，对那些还不够法律出面的、无论是别有用心或是心智不全的颠倒黑白者，怎么去营造一种正义的社会风气，孤立和冷落他们，不给这些人自以为是的市场？孙家洲教授的“断绝”，不失为一种最合适的态度。“断绝”就是不与其为伍，这应该是人人都可以守住的底线。

这样一来，哪怕有些人照搬“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来为自己的大言不惭找借口，人们也可以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与之断绝关系，形成一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舆论氛围。这既可以让别有用心者失去社会基础，也可以让某些“糊涂虫”意识到站错了队，跟错了风。

因此，个人以为，在当前的舆论态势下，无论自己的资历深浅，认知水平的高低，在保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基础上，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与那些别有用心者断绝关系，不与无耻之徒为伍。在某种意义上，“断绝关系”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态度，也是在惩恶扬善。

——《人大教授孙家洲和郝相赫“断绝关系”是积极的社会态度》（中国青年网）

（2）道义上却是无可厚非，在一定层面上颇具正向意义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建立师生关系，前者拥有主导权，后者亦有自主选择权，双方都有足够的权利来决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孙家洲教授的做法或许并不完善，程序上或存微小瑕疵，但其主动断绝师生关系的做法，道义上却是无可厚非的；我甚至认为此举在一定层面上颇具正向意义，庶可点赞。至于师道尊严，则是必须维护的，“认真”并无错。

迫于各种压力，郝相赫已发表公开说明，向孙家洲、韩树峰二位教授致歉，并承认对阎步克教授的“私人评论”是错误的，同时表示接受孙家洲教授解除指导教师关系的决定。不过，郝相赫同学仍然认为自己在朋友圈里的言论属于私人性质，且其只涉及阎、韩二位教授的学识能力，没有人格攻击。网络上的留言，不少也持这种观点。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客观。毕竟“垃圾”、“庸才”之类评价，已显然超出学术批评范畴，有人身攻击之嫌了。

不少人（包括郝相赫自己）认为，朋友圈是私人空间，这样的说法并不严谨。朋友圈望文生义当然是友人之间的交流园地，但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私人领域，而是一个有限范围的公共空间，且还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独立空间，圈与圈之间并没有坚不可摧的防火墙阻隔。在这样的空间臧否人物，仍然需要遵循公共空间的言说规范，不得发表带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

郝相赫作为一名研究生，其人品和素质之高下，与其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相比，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在公共空间骂学术前辈“垃圾”，多少让人怀疑其人品。这绝非道德高标，只是做人的底线。

而在此之前，孙家洲教授发现郝相赫于微信中屡次发表攻击他人言论，已对后者有过善意的书面批评，并且还约定中秋节后进一步面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教授对郝相赫已算尽心，不愿再做他的指导老师，也很正常，不存在“过激”。

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导师对研究生的个人品行和操守方面，越来越“宽容”乃至放纵。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在前，授业解惑在后，不是没有道理。指导教师不光是研究生的学术导师，还应该是其人生导师。

——朱达志《请跳出“朋友圈”，看师生恩断义绝》中国青年报

（3）教授做得决绝，是希望学生迷途知返、幡然醒悟

教授发公开信与学生断绝师生关系，这在以往并不多见。本来，家丑不可外扬，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教授要通过发公开信这样极端的方式与学生断绝师生关系呢？原来，这位学生在微信上对几位历史教授“无端嘲讽”。教授看不惯学生这样做，于是选择了这样近乎决绝的方式。教授这样决绝，说明他对这位学生的做法相当不满。毕竟，学生今天敢冒犯其他教授，之后就敢冒犯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确实，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个平等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同时，这又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文明发言，不能冒犯他人，侵犯他人的权益。在自己尽情发言的时候，要想想他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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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位学生不知天高地厚地嘲讽学术界前辈，已经使他的道德文明素养散落了一地。作为一名堂堂的研究生，不是说自己学术上做好了就行了，自己的道德文明素养也应该与学历成正比。要做学问先做人，如果做人方面不到位，学问做得再好也称不上真正的人才。真正的人才是需要德才兼备的，“德”排在“才”前面，就是说德行有时比才学更重要。想想之前复旦大学的投毒事件，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教授这样做，完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感觉这位学生已经无药可救。如果说，这位学生能够虚心倾听自己的教诲，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么，这位教授不至于做得这么决绝。全社会都尊师重教，作为学生，首先应该尊重教师，尊重学术界的前辈。对教师及学术界前辈公然嘲讽，这不是一位合格学生应有的作为。教授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尊师重教不只是喊喊口号完事，而是要把尊师重教的理念贯穿于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古有“程门立雪”的典故，杨时拜访前辈程颐，却不冒然打扰前辈，这就是对前辈的尊重。明代大儒宋濂早年求学“俯身倾耳以请”，这些都给今天的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对历史要保持温情与敬意，对学问、对教师、对前辈同样应该保持温情与敬意。

学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家庭、学校、社会等方方面面都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教导学生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教授做得决绝，是希望学生迷途知返、幡然醒悟，但愿他能读懂教授的良苦用心。

——李兆清《读懂教授断绝师生关系的良苦用心》新浪博客

谷卿博士就力挺孙教授:“同为人文学科文史领域的研习者，我毫不讳言对郝的口气和论调极其反感。任何领域都该有适当的话语，这是专业的要求，也是规范的边界——学界对此尤为敏感，而且尤当敏感。试问学术圈都不谈‘理’，而是一片没来由的诋毁谩骂，何以成其‘学’？何以见其‘术’？郝相赫如果能针对被他斥为‘垃圾’的学者著作写出五篇以上令同行基本信服和认同的书评，那么他的批评也许有益??‘学术’，正是指要以适当的方式和方法研究和表达——学术规范和学术禁忌，也是题中之义。”

——狂飞《孙家洲教授“清理门户”错在哪？》南方都市报

2、批评：

（1）为师者重在以身作则，而不是责罚，更不能断绝关系，弃之不顾。

学生评点老师，发表不同意见，间或口出妄言，固然有失品德，但即便学生有错，亦是常事。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师也不是圣人，不免犯错，何况学生呢。学生有错，师长教诲，耐心引导，以成有教无类，恰恰是学校的价值所在。主张学生敬爱老师，并不为错，但强调学生对老师言听计从，与老师观点不一致，便遭驱逐，不仅违反教育的真谛，也不利于学术自由，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教师应该凭着爱心，鼓励和引导学生。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为师当如父，将爱的教育推至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父母对子女的爱是至纯至真的爱。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是发自爱心。即便孩子多有叛逆，父亲也不会将其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而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真正的教师也应当能让学生悦服，而不是使学生慑服。逐出师门纯粹是推卸教育责任，放逐学生，撇清自己。 今日师生关系，仍应如古人所言，“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仿佛大海，师生如大鱼小鱼，教育的过程类似带鱼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育需要重视行动的力量。为师者不仅言传，更应身教。回顾个人求学历程，不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为人之道，老师讲授的内容大多忘记，但为师者的身体力行则如影随形。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为师者重在以身作则，而不是责罚，更不能断绝关系，弃之不顾。

——李松锋《宽容乃大学之本》（时代周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从历史上看，“狂徒”这个词有时是褒义词。远的看，有魏晋士人的诞狂，李白、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王阳明的“圣狂”，李卓吾甚至说“豪杰必在于狂狷”。近的说，有钱钟书的“清华无教授可做其导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更是直接在博士论文答辩会对导师直呼：“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懂不了我在说什么。” 当然，这位口出狂言的硕士生目前不能和天才大师相提并论；至多属于“年少轻狂”；其发表的对于学界前辈的评论，也多属于内容空乏、理据缺乏的闲谈。年轻人学业不精、涉世不深，于是口无遮拦指点天8

下，仅此而已。因此，这位硕士生说与不说、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对阎步克先生、韩树峰先生的学术威望也丝毫没有影响。

话说回来，不正是因为徒儿顽劣成性，才需要唐僧喋喋不休念叨紧箍咒的么？如果一语不合、一时冲动就断交，那么不就没有孙悟空通过艰辛地西天取经，最终修得正果立地成佛了么。所谓师道传道授业解惑，正因为道不明、惑不解，才需要老师循循善诱，导向正途。教育最大的价值并不在锦上添花，而在于点石成金。

——夕言《从师徒“断交”想到“精致利己” 》解放日报

（2）应该以教育和教化为主，而非尖锐的掐灭方式

这则新闻，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往看到过的一个故事：一位年轻的学生，把所交的论文交给三人评审小组，领头的老师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和极具声望的学者，他们觉得看不懂学生的论文。学生不无挑衅和调侃地对他说：“不是你们现在看不懂，可能你们这辈子都看不懂这篇论文。”面对对自己拥有生杀大权的老师，这个学生的狂妄和自以为是的行状，是可以想象的。他可能迎来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学生的论文并没有被枪毙，而是顺利通过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叫维特根斯坦，那个老师叫罗素。

类似的事件还有计算机的发明者冯-诺伊曼。这位既风流又嚣张的狂生，在“尊重学界规矩”等方面，则更是找不出任何亮点。但他的老师们，并没有与他割袍断义，而是以成年人对孩子般地宽厚，幽默而风趣地让他顺利地了关。这既成就了学术史上的另一段佳话，也让人类能够分享到这位天才带来的智慧产品。

试想一下，假如换一个场景，换一种气氛，换一种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如果一个老师，没有足够的容量去面对一个个性十足的学生，而是喜欢叫起立不趴下，老师说YES绝不说NO，一脸恭顺地在老师画好的圈子里打圈圈，并且一代比一代圈子画得更窄更小，或者干脆成为教授的随从甚至帮佣，就像当下某些地方正在做的那样——现在，很多研究生都不叫老师叫老师了，而是叫老板了。这样的一团和气和低眉顺眼，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独立人格”与“学术眼光”？

年轻人年少气盛，都会有激扬文字粪土万户侯的时候。他们的“狂”之中，既含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朝气，也有少不更事的轻狂，但同时，更有作为新来者急于改变某些现状的拳拳之心。面对这种含量复杂的“狂”，作为长辈，是从中看出其上进的愿望和朝气？还是看到对论资排辈的所谓“学术规矩与尊严”的威胁？还是看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化的切口？这对于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测试和考验。与教育相比，断绝师生关系，来得更简便，也更容易得多。不仅可以让这个刺头远离自己的视线，而且可以与他未来的可能引起的“学术是非”撇清关系，以守住学术圈一团和气的“规矩”。但这样做，真正是符合教育本义的吗？

喜欢绵羊女乖乖男式的学生，不喜欢虎头虎脑的个性学生，是当下某些教育工作者的共同爱好。但个性与反叛，正是青春期的主题词。让所有脑袋变成同一形状，并不是教育的本义。爱吾师，更爱真理，也不是说着玩的。即便学生真有问题，也应该以教育和教化为主，而非尖锐的掐灭方式。当下中国高校，有个性的学生和有传奇色彩的学术佳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古时候尚有老和尚坚决不开除刺头小僧的传说，因为他认为最是刺头，最应该接受教育，在这一点上，新时代的教授，应该比古时候的老僧，多一些修为。

——曾颖《人大师生断义，导师量小还是学生太狂？》（新浪专栏 观察家）

（3）不利于学术自由，与大学精神背道而驰。

逐出师门案发生在大学校园，不仅关乎师生关系，更涉及大学之道。

宽容和自由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人品格。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自由宽容的精神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个世纪80年代，刘道玉主政武汉大学期间，倡导自由开放之风，一时间引领时代潮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一个标杆。 已故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说过，“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大一统是教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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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教育本是要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为学生营造宽松的氛围，让他们在独立、民主和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如果说今天的中小学教育还受制于应试的压力，那么，大学则更应肩负起培养自由人格的使命。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曾说过，“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宽容异己，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音。孙教授将出言不逊的学生逐出师门，其结果并不是学生们尊师之道见长，更可能是阿谀之风日盛。孙教授的弟子们自此之后必将对老师亦步亦趋，不敢妄加评议。孙教授也将很难听到学生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即便是认同老师的观点，也很难判断究竟是对老师的讨好之计，还是学生的肺腑之言。

宽容学生的不同观点，还体现出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每个人必定有，也应当有自己的审美旨趣。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尊重学生人格，就应当允许学生自由发展其个性，宽容每个学生的选择。

总而言之，自由已成为大学孜孜以求并赖以立足的宝贵根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恰在于宽容自由之风。失去了这一点，大学也便不成为大学，反成了思想的监狱，学术的墓地。

——李松锋《宽容乃大学之本》（时代周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4）导师与学生断交，不太符合师生伦理

孙教授写这封公开信，颇似当年唐僧“休”孙悟空。按理说，一个硕士新生的攻击，当不至于会对阎、韩的声誉造成多少影响。孙教授为何如此大动肝火？原因不难解释：试想，弟子整日挑衅同行老友，导师面子上怎么挂得住？因此，孙家洲解除师生关系的行为，得到了很多人的理解。但理解并不等于赞同这种方式。公开宣布决裂，恐怕稍微极端了一些，并不符合宽容的师生伦理。

现代师生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从程序上说，导师认定学生不合格而解除合约，并非大不了的事。导师学生互选制，提供了如此作为的规则空间。但是，教师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一般而言都要超出学生。这意味着师生之间的争执是不对等的，学生可以口无遮拦，无关大局，但教师的一句责骂，则可能影响到学生的前程。果然，在郝相赫随后的回应中，称“拜公开信所赐，我的名誉受到很大伤害，原先在北京考博的计划也完全泡汤。”

孙教授的公开信，从程序和逻辑上并无问题，却不大合师生间的伦理。作为导师，孙家洲应当一方面劝阻学生，另一方面保护郝免于围攻，为其解围。从孙家洲的公开信看，他也确实曾多次劝导弟子，但始终没有回应。这的确可气，但在最终的处理上，孙教授是否该有更平和更有风度的选择？

此事也让我想起一个知名公案：钱钟书在清华本科毕业后，清华曾想让其留下来读研究员，钱却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比起郝，钱钟书得罪的人更多。如果钱钟书因此就被发公开信责骂，他的学术生涯可能就要改写了。因此，在这一场口水战里，导师和学生都应各自反思。

——胡涵《导师与学生断交，不太符合师生伦理》新京报（媒体人）

（5）动用“告学界及弟子的公开信”来处理，小题大做

真正有必要动用到“告学界及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者，往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且师、生在学术圈乃至社会上的影响力相当。譬如，梁启超曾求学于康有为之万木草堂。1917年，康有为支持张勋复辟帝制，梁启超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康乃“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康有为则怒骂“梁贼启超”，写诗说他是食父食母的“枭”和“獍”。再如，徐复观曾求学于熊十力。四九鼎革，熊十力写信劝弟子与自己一并留在大陆，遭到拒绝。徐复观甚至认为熊十力《韩非子评论》一书乃是刻意为巴结新政权而作。政治取向各异，熊亦不堪此辱，遂致信学界及门人弟子，不再以徐复观为弟子，而改称“徐长者复观先生”。

略言之，自民国以来，学界确实“自有学界的规矩与尊严”。但这“规矩与尊严”，是自由、宽容与不失原则；而非动辄写“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断绝师生关系，使甫入学之新生学业受阻，乃至有可能因此被整个学界拒之门外——其实，学生可自由选择导师，导师亦可自由选择学生。导师不认可学生人品，自可按正规程序与之“分道扬镳”，而反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非正规程序，针对一新入学硕士，对之造成不必要的法外伤害，个中所牵涉的当下学界生态，实在引人深思。

——谌旭彬《看，他们嘲讽学界前辈的“下场”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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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教授“过度惩戒”不合规

对于孙教授的“过度惩戒”，湘潭大学法学教授倪洪涛更以金字塔般坚实的逻辑分析道：“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有选择的机会，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受选择的重负、承担行为的后果。教学自由是一种职业内自由，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应受到教育职业伦理和职业纪律的规范与限制。一些社会角色和职业产生了某种升华了的个人责任，我们很难想象正在做急性阑尾手术的医生因患者过激言行而突然终止手术，会引发多大的社会责难。”“就教育行政法治层面言，导师的学术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权力，与学生的学习权相比较，明显具有专业、智识等方面的优势，故此，为了防止教师学术权力的专横恣意和过度裁量，如果导师一方欲单方解除指导关系，受到的限制应该比学生一方更多。”“导师单方惩戒型解除师生关系类似于学校对学生的开除，对学生而言都是最严厉的否定性评价??故此，‘逐出师门’在学术封闭化和山头化的当下语境内当慎用，并要经得起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双重审查。”“孙家洲教授对学生的公开回应行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内值得商榷：其一，未经学校学术和行政程序即将一环节性行为公之于众，太过草率和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