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投资环境分析

篇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为了提高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最为主要的是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投资环境。本文的最后部分为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区位因素 Abstract:FDIhasbeendevelopinginahighspeedinChinasinceChina’sopeningtotheworld.Sofar,inFDIinwardstock,Chinaisthenumberoneindevelopingcountries,andonlynexttotheUSAintheworld.ButbecauseofChina’sunevenopeningpolicyandotherenvironmentalfactors,FDIinChinaappearsobviouslyregionaldifferences.ThisarticlewillexplainthereasonwhyFDIinChinaisregionallopsidedin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nalysis.Forthecentralandwesteregion,inordertoincreaseitsratioofFDIinflow,themostimportantthingistoimprov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SomepolicysuggestionswillbegivenforcentralandwestregiononhowtoattractFDIinthelastpartofthisarticle. Keywords:FDI,RegionImbalance,Location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商首先选择要投资的国家，然后再具体确定国内建厂地区和厂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别选择；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区位选择。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后者，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时的区位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近期,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邓宁(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以及区位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区位优势具体表现为：东道国市场的地理分布状况、生产要素的成本及质量、运输成本、基础设施、政府干预范围与程度、各国的金融制度、国内外市场的差异程度，以及由于历史、文化、风俗偏好、商业惯例而形成的心理距离等。企业从事国际生产必然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它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化生产的区位选择。

[!--empirenews.page--]（二）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1.东道国生产因素 要素成本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无论是采取公司调查还是经济计量的方法，外商投资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国的广东、江苏、山东、辽宁、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区经济结构相对高级、资本效率较高，投资的回报率高，对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区的省区技术水平低，劳动效率不高，导致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因而投资的风险大。 2.东道国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包括市场的潜力及其大小。近年来兴起的外商投资区位研究十分强调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商投资区位的影响。接近市场意味着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及相关的市场搜寻成本，招聘到合适的熟练工人和运营管理人员，听取和反馈消费者的意见。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外商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在中国，接近市场的程度也部分解释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城际差异。 3.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环境因素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经济的程度，软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规。各项实证研究表明，集聚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

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政府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90年代中期，外资优惠政策一直向东部倾斜，而且在东部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区位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等诸多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级阶段，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的信息成本，为减少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外商比较看重地理区位和文化联系密切的地区。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现状与区域分布 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自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1979年前，我国几乎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1991年为起步阶段，这时候的投资区域大都集中于广东、福建两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进入成长阶段，投资区域分布开始由沿海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辐射。从2001年开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固回升阶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投资明显增加。200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同时，我们看到，中国入世对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目前，中国已经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开放，中国也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的管理营业中心。 [!--empirenews.page--]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特征 中国的外商投资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自1992年以来，这种集中化趋势在进一步加强。目前，外资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分布的新趋势 1.外资仍然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 加入WTO后，尽管外商在华投资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区转移的趋势，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到长江流域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但总量规模小，而且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尽管近年来国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励外商投向西部地区。 2.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区，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现新一轮的“北上”或“北扩”趋势，即由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转移扩散，由此带来了沿海地区外商投资的较快增长。在环渤海湾地区，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也呈现较快[1][2][3][4]下一页的增长势头。这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区位的选择正在逐步发生转移，长江三角洲地区正日益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地域上的差异，是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邓宁曾把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四类：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以及投资气候，本文根据第一部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把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选择因素分为成本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市场因素和集聚经济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工资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

本 由于外商对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及市场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资会诱发许多交易成本，而这种交易成本在东道国内部空间差异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核心区、外资集中区、边界地区以及开放地区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开放有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不平衡，信息传输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资区位决定因素。在我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信息成本

[!--empirenews.page--]相对于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由于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国，信息成本较低的几类地区主要是：地区经济中心、沿海地区、已经建立大量“三资”企业的区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区位。 （二）政策法规因素 政策环境的变化对于跨国公司的区位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允许程度和开放时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渐进性开放政策深刻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及与其相关的外向型经济的地区差异格局，领先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制度上的优势，对其潜在区位优势的发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包带的划分，并针对处于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截至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地区间的差异格局仍然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带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表现的时间序列上均体现了一种发展政策的差别。 （三）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是东道国吸收FDI的最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之一，市场导向型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市场。这种类型的外商直接投资通常需要考虑尽量接近市场，因为接近市场一方面可以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减少寻找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得到市场反馈信息，从而及时改变经营策略，生产更适合当地市场需要的产品。 1.市场规模与市场增长潜力 投资于一个大的市场将有机会获得范围经济，从而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中国市场具有开发程度低和潜力大的特点，在未来能够产生巨大的需求。据统计，中国市场上的消费品种类仅仅是美国市场的1/3左右，而且竞争有限，外商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市场。并且这种市场进入成本低，投资回收期短。 2.对外开放水平 与市场有关的另一个指标是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强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中国20年来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市场结构和政策倾斜，中国的不同地区在开放程度上有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市场发育水平 我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与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对应，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空间上就出现了不平衡发展。在转型经济中，外商偏向于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便他们能够减少外部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经济因素 聚集经济效应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而产生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集聚经济的存在也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集聚经济的存在可以增强区域的外资吸引力，它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 1.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empirenews.page--]2.专业化供应商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

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3.劳动力市场 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4.知识外溢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四、在华FDI区位决定因素的数理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中国吸引FDI的区位因素的演变过程，根据第二部分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阶段性分析，我们把1992年至今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对两个时期分别建立了统计模型。 在区位解释因素上，由于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纷繁复杂，我们仅选取了几个较具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被解释变量，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六个因素为解释变量。由于政策变量不易度量，且其影响作用正在减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关模型的数据来源，对于前一个阶段，我们选择1994年和1995年的数据，共58个样本；第二个阶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数据，共60个样本。以上各变量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各省市区的有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鉴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变量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采用自然对数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外资的空间分布，我们对各变量取对数后进行了回归。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C+a1LnFTR+a2LnPFDI+a3LnPGDP+a4LnWAGE+a5LnSALE +a6LnROAD+a7LnLAB+ε上一页

[1][2][3][4]下一页 其中C是常数，ε是误差，ai是偏回归系数。 通过线性回归，我们发现，模型检验系数及调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这表明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第一个时期，即90年代中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FDI,WAGE,SALE,FTR,ROAD,PGDP，其中PGDP的系数不显著。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前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

[!--empirenews.page--]回归结果证实了以下结论： １．发生变化最大的是PGDP，在两个时期的偏回归系数由负变为正。在第一个时期，该变量的统计结果不显著，说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个时期，PGDP的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是各解释变量中影响FDI最大的因素，受资省区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资将增加0.8%左右。这一结果说明由于入世的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地区市场规模日益成为主要的因素。 ２．PFDI在两个时期的作用都非常显著，表现为在两个时期的系数都较大，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有相对集中趋势，即新的外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资多主要缘于欧洲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率先进入。不过我们发现两个时期的系数值变化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FDI就会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说，PFDI对FDI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这与我国政府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尤其是近几年来，西部地区积极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务、给外资大量的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 ３．在两个时间段里，WAGE对FDI的影响都比较大，而且都为负值，即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剧，WAGE每提高196，在两个时期的FDI分别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４．SALE的作用比较显著，不过在两个时期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SALE作为市场规模变量，对FDI的解释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两个时期，SALE每增加196,FDI就会增长0.4%左右。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注重对中国国内市场的战略

性进入。 ５．FTR的作用也很明显，FTR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占该地区的总进出口的比重，能间接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该弹性系数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说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作用得到不断加强。天津的FTR为0.8，居全国之首，而山西、内蒙、青海、新疆四个省区的FTR都在0.1以下。该数值越大，说明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限制性条款越少，外商的投资积极性越高。在这一过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和产品市场体系、疏通各种流通渠道、减少市场风险，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６．在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发现ROAD的系数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较大，由负数变为正数，而且在前一时期的统计结果不太显著，这说明在前一个时期交通联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联系并不是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而到了近几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作用已逐渐显现，完善各种基础设施是将外商直接投资引向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决定因素。 统计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重视信息成本的减少和集聚经济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资水平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而市场规模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己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说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和投资环境更加有信心。

[!--empirenews.page--]五、对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吸引外资的政策建议 加快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决策者的强烈共识，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发展前景，也为世界各国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目前，西部地区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资，必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实行优先开放，建设开放型的经济，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发达国家开放和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对国有经济开放和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对物质、技术开放和对观念、思想开放。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 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国际经验表明，享有基本教育和拥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资源储备，符合私营部门需要的国民教育计划，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而调整的劳动大军的教育计划，会增强一国或地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

篇二：我国国际投资环境分析

我国国际投资环境

学号：1014401040

姓名：符卷

班级：10级国贸1班

投资环境泛指影响投资者的资本投向以及资本运行和效益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综合系统。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可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指与投资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又称环境硬件，如基础设施、区位优势、自然资源等等。软环境又称无形环境，其内容广泛，既包括政治、法律和经济，还包括人们的观念、风俗和习惯以及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等。各地着力营造的投资软环境更多指向可供具体操作的规则、规范等政策因素、制定与执行政策的政府部门定位以及具体实践中政策的贯彻与运行情况。目前，在各地投资硬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软环境的重要性在投资环境中越来越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提高或降低硬环境的吸引力。总之，我国国际投资环境是很好的。下面我将从多个方面来解释这个事实. 有关外商投资政策越来越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规则。产业政策成为中国调控外商投资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中国制定了综合性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引导向目标产业投资。2002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目标行业和产业，如农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同时也具体规定了一些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产业和中方必须控股的战略性产业和投资领域。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产业开放度大幅度扩大。如电信服务业从禁止类成为限制类，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行业的地域和业务领域进一步扩大等。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始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政府已经公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这些优势产业的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

中国积极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其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这并没有使中国迥然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大国,但是它为中国发挥其潜能,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铺平了道路。9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常账户的开放,外国公司进出口产品和服务已经没有大的障碍。中国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绝大多数制造业和某些第一产业(例如石油、林业和渔业)。大约有七成的外国直接投资投

入了制造业。在服务业方面,中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放开了建筑、批发、房地产和商业服务。随着2001年加入ＷＴＯ,中国开始分阶段取消金融、电信、农业和零售业的进入壁垒。由于中国的服务来还相当落后,因此中国的举措使外国投资者基于战略考虑大举将资本投入那些即将开放的市场。2002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后的第一年,8059家外国公司开始在中国经营服务业方面的业务,比2001年增长了26%,约占当年全部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的1/4。随着服务业进入壁垒的撤消,预计未来几年中国服务业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步伐也会加快。

除了发展国内经济的努力和加入ＷＴＯ外,中国还签署了不少双边或区域协议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引进。到2002年,中国已经签署了104个双边投资条约(ＢｌＴｓ),名列世界各国前茅。中国还签署了72个双向税收条约(ＤＴＴｓ),名列发展中国家之首,全球排名第12位。尽管有关双边投资条约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的证据并不一目了然(2002年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其没有显著效果,Ｌｅｖｉｎ等对中东欧的研究则显示了其积极作用),但是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条件下,如果签约国认真履行协议,双边投资条约通常有助于确保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双向税收条约被证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非常重要,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是一样的。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积极参与ＡＰＥＣ有关贸易和投资的动议。它和东盟(ＡＳＥＡＮ)携手共进,在扩大亚洲自由贸易区(ＡＦＴＡ),东盟投资区和东盟有关服务业的框架协议和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加强合作。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安排包括了有关促进投资自由化、透明度和便

利化的条款。随着区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和跨国公司在亚洲建立起生产网络,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都会深化,从而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在未来10年,中国和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的双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总额有可能翻番,增长三倍也不是什么让人特别吃惊的事。

推进国内经济增长,开放市场准入以及加强国际合作都是通行的政策走向,中国显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好。但除此之外,中国是否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过多的优惠待遇,因此阻碍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向其他国家?中国确实向外国提供了许多有吸引力的激励措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国内公司和外国公司之间巨大的待遇差异,尤其是在税收和关税减让、土地

使用和外贸自由度方面更是如此。但是,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待遇是许多国家的共同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实际上中国至今优然保留了许多行业的进入限制,并规定了重要的经营要求

吸引外资的传统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税收优惠和其他激励,

低廉的劳动成本,像补贴、低息贷款和政府资助的培训或者出口区这样的投资激励以及进口激励被排在了最后。这些领域往往是政府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中心,而且曾经被认为是吸引外资的关键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已经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了市场准入和市场支持型的法律和政策环境,而不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外部激励。这些调查结果提醒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我们也因而难以将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归结为其推行了什么特别的优惠政策。

总之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政治方面。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为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必要社会条件。

（二）经济方面。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法律环境。

（三）思想教育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对外开放度的扩大，人民素质提高，思想观念发生很大变化，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差异缩小，为外商投资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四）劳动者方面。劳动力数量充足，素质提高。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成本优势为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事实上，中国一半以上的外商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中国还同时拥有相当数量受过良好培训和教育的熟练劳动力，能够满足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的需求。在企业管理、法律服务、财会等领域，一些高层次的专业人才还比较缺乏，但这种状况也正在改变。

（五）投资政策方面。有关外商投资政策也越来越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规则。产业政策成为中国调控外商投资的重要手段。按照国家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中国制定了综合性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引导向目标产业投资。2002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目标行业和产业，如农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出口

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同时也具体规定了一些不允许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产业和中方必须控股的战略性产业和投资领域。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产业开放度大幅度扩大。如电信服务业从禁止类成为限制类，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行业的地域和业务领域进一步扩大等。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开始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政府已经公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这些优势产业的外商投资实行优惠政策。

（六）外贸管理方面。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逐步取消计划、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确保有关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度。此外，外汇管理限制也将逐步放松。

与此同时国家也应该在如下方面做一些努力。

1、继续大力加强投资软环境要素。 在中国吸引外商投资要素中，软环境要素尤为重要，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市场化程度和外商投资政策，包括法律制度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政策制定和执行、外商投资的鼓励措施等。 鉴于中国的特定国情，在宏观经济要素和投资硬环境要素基本给定的情况下，软环境要素对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具有决定性影响。强化软环境要素是系统工程，根本是要加快国内的市场化建设进程。外商投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环境是其生存、发展的必需。中国政府已经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加入WTO承诺，全面清理、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并使今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公开、公正、规范、透明。同时，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改进投资管理审批，提高服务效率，减少审批环节等。

2、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要素质量，扩大市场开放度。其一是经济增长内涵式和外延式并重，以内涵式为主，从而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展现良好增长前景，既扩大外资进入又有效利用外资；其二是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度。在目前情况下开辟新的投资领域、降低外资进入成本已成为吸引新的外商投资的急需。包括新开放或扩大开放某些领域，如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放松一些领域对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如商业、外贸、汽车、化工、某些能源、基础设施和矿产资源开发项目等。

3、进一步完善投资硬环境要素。中国投资硬环境改善取得重大进展，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在硬件方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基本解除，所以，在投资硬环境要素方面，最关键的是加快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加速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使服务提供、能源使用、原材料零部件供应等的质量和价格水平基本与国际接轨，充分释放硬环境要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中国入世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十八大次全国代表大会，保持了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将保证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顺利进行

投资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好的投资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外可以增强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发创业热情。投资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投资是否安全、能否有效运行，同时也决定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是否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因此，研究和促进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同时，综上，我国的投资环境目前也是非常可取的。

篇三：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 EKC 曲线的存在性以及合理性进行了多方面研究，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数据选取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 EKC 曲线在中国是存在的，并且具有其合理性；二是认为外EKC 曲线并不适用于中国，或仅适用于中国部分地区。黄莹等（2009）通过对 1990-2006 年工业“三废”和人均 GDP 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除了工业废水不符合 EKC 曲线之外，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 EKC 曲线。姚志毅（2009）通过分析主要污染物的回归分析得到中国的 EKC 曲线，研究表明，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之后注重治理和环境规制，逐步改善了环境。[1]

二、FDI与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一）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2012年，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呈现逆差，但直接投资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净流入。全年，直接投资流入3079亿美元，流出1168亿美元，净流入191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 1、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来华直接投资下降

自2011年11月以来，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连续6 个月出现负增长，引起各方关注。2012年，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2535亿美元，较上年下降9%（见图1）；其中，流入2845亿美元，流出311亿美元，降幅均为9%。从流入情况看，受国际经济环境动荡及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新设及增资流入较上年下降9%。

图1 2000-2012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情况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性变化，利用外资质量提高 随着中国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逐步进入一个调整适应期。制造业作为在外国直接投资最集中的产业，2001年吸收的投资占全部FDI的比重高达65.9% ，但2011年则降至44.9%，十年间下降了21 个百分点。[1]受外部需求减少、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2012年制造业外资流入较上年下降8%（见表2），占非金融部门利用外资总量的比重由46%下降至44%。

表2 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主要行业

[1] 华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新变化及展望[J]，国际经济合作，2012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3、中国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由中国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管理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2》显示，超过半数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带来的收入超过了企业全球总收入的10%，这个数据较2009 年增长了50%。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优势依然存在，吸引FDI的前景看好；而且，中国仍然是未来全球最具潜力和最大的消费市场，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

（二）中国环境污染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水平随着FDI逐年攀高的节奏也呈现了不断恶化的趋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高峰。 1、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仍然是最大的问题。 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多次出现雾霾天气，且持续时间久，程度较为严重。监测表明，PM2.5是雾霾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森林火灾等自然因素，但是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等人为因 素是主要原因，它大量排放污染物，加剧了PM2.5的排放，更加重了霾的形成。 2、中国在工业固体废物治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效果，除个别年份有所上升外，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另外，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仍然是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可能会加重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3、由此可见，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要想改善空气与水的质量，治理好环境问题，尽快调整产业结构，科学引进外资是十分必要的举措。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分析 （一）技术效应 技术溢出本身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即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这种技术转让对东道国的外部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