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寓言故事

篇一：王蒙是个复杂的人

王蒙是个复杂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而在别人的眼中，他又是什么样子？一个学生说：他太严肃了，见到他时感觉他从来没有笑过。一位学者说：王蒙是个幽默的人，和他聊天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王蒙说自己的一生扮演了多种角色。实际上，在别人的眼中，王蒙亦是一个多面的人。

作家眼中的王蒙

铁凝（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张炜（山东省作协主席）：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

周大新（河南作家）：王蒙作品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

张宇（河南作家）：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复杂的一个人，光看他的称谓就有着许多的不可思议，既是作家，又当过官，甚至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

学者眼中的王蒙

严家炎（北大教授）：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从文学技巧上来讲，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早尝试意识流小说的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看王蒙的小说可以发现，他的创作类型非常多样，除了意识流小说，他的传统类型小说也写得很有新意，像《活动变人形》之类，可以称之为“诗情”小说。到80年代末，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又增加了荒诞作品、寓言类作品以及幽默类型的小说。他的这些作品给中国新时期文学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一般的，而是产生了深深的烙印。

我从50年代开始读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就开始喜欢上他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尚与流行，而王蒙当时的作品就写出了我们那一代年青人的心中所想，表现出了当时年青人的青春气息。

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了解他所在社会的真实，通过文字来表达出他的思想。作家不一定都是思想家，但他们的作品中不能没有思想，这种思想是在关切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80年代提出了“FAIRPLAY（公平）应该实行”，要知道，当时社会上还是鲁迅的“FAIRPLAY应该缓行”思想占据主流，一个人只要被批判就会被划为敌人，只有检讨权而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当时王蒙先生提出来这个问题，可以想见这要有多大的勇气，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对社会的进步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还提出过“学者型作家”，发动了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些都表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

黄维?（香港文学评论家）：评价一个作家无外乎从其艺术性和技巧性两方面。从艺术性上来说，王蒙的作品与时代息息相关，在他的作品中写尽了人生百态；从技巧性上来说，他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在大陆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在语言运用上，不论是严肃类型还是幽默类型，都可谓炉火纯青，所以有人称之为“语言集束炸弹”的说法。

我对王蒙的评价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博”，一个是“新”。

之所以称之为“博”，主要在于王蒙涉猎的范围比较广阔，这恐怕得益于他的学习。就像他提出的“作家学者化”，一个作家可以有很有才华，但如果不从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才华很快会被用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的作家可能会创作出一两部不错的作品，但他没有深厚的基础，也就没有创作后劲。而王蒙却是老而弥坚。

“新”是指王蒙的?醋鞑⒉换嵬Ｖ筒磺啊Ｒ恍┳骷遥热缤醢惨洌醋鞯男∷滴液芟不叮渲行淳缮虾Ｄ侵窒改宓谋蚀ィ峭趺勺髌分兴痪弑傅摹2还馐改昀矗醢惨涞淖髌贩绺袢词敲挥惺裁幢浠Ｎ颐瞧兰垡桓鲎骷遥怂奶氐阋酝猓挂此淖髌肥欠裆羁淌欠癫欢系赝黄谱约骸4诱庖坏闵纤担趺墒且桓鲋档米鹁吹淖骷遥胨诘氖贝煌诮剑且怀刹槐洹?

学生眼中的王蒙

郭静（海大中文系学生）：我很喜欢王蒙的作品，自从他担任我们院长后，看他的作品就更多了。我看王蒙的作品，是从中去寻找一些历史的足迹和投影，从这个角度入手，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作品，并逐渐开始敬佩他的思想和精神。我感觉支撑他坚持不懈创作的动力源泉，是他对祖国的爱，就像他自己说的：母亲有打他孩子的时候，但终会在本质上疼爱他的孩子的。对于处于青年时期的我们来说，从王蒙的执著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其中感触最深的是如何更有效的利用生命和时间，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另外，还有他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如果生活中有了困难，我们的抱怨和不满不会对此有任何的改变，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调整自己，克服困难。我想这些对我们的人生成长都是最宝贵的经验。王大鹏（海大中文系学生）：我不喜欢王蒙的那些意识流小说，反而是更喜欢他那些传统的小说，就是故事性强，有情节的那种吧。除了他传统写法的小说，我还喜欢他的一些哲理文章，那是只有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人才有的语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某种意义上说，王蒙对于我们来说是“过去式”了。现在我们周围同学愿意看的书，都是一些大众文学，而王蒙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

对于王蒙的评价，我觉得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些学者提得有点过，像有位老师提出“王学”的建立，我觉得就不是很恰当。王蒙文学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学”，我觉得一定要用时间来考验，像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家的评价，比如鲁迅、梁实秋、沈从文等，和前些年就不太一样。现在大家都知道“红学”，但《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这期间有无数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才有了“红学”的诞生。而我们如果现在对王蒙这么早的就下定语，眼光肯定会有偏颇。再经过一百年、二百年的研究，如果王蒙文学创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是“学”，再提“王学”也不迟。文／本报记者赵笛图／本报记者邢志峰

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写中国传统文化，写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织，很容易让人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围城》在新中国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曲折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好几年了才被国内读者认可重视。在国内接受和《活动变人形》的发表差不多时间，因此两部作品就有了更大的可比性。相信王蒙在写活动变人形之前读过《围城》，也说不定还受了钱先生作品启发影响呢。虽然说两部小说有着不小的相似性，可是读完了你还是会发现很多的不同之处。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主人公的身份特征，所要表达的主题，以及两个作者的行文用语都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先看一下作者选择的时空背景。“抗战”是两个作者的共选，他们都选择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时空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场景”，而且人物的活动范围都很大：《围城》：国外——上海（乡下-上海）——内地——香港——上海——内地（可能）

《活动变人形》：国外（藻）——北京（乡下-北京）——胶东——北京——解放区——北京如此大范围的活动也暗含了主人公命运的波折，而《活动变人形》的时空却更加延展到了解放后，改革开放后。作者写了历次的政治变动，把时间拉的如此大就是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下面就试分析这两方面。

倪吾诚和方鸿渐在家庭出身，知识背景，性格特征，人生遭遇，等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都是地主出身，都出国留学，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回国后与各种传统力量发生了各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上的处境极其狼狈，甚至于走投无路。细说来，倪吾诚却又“更甚之”。在他看来中国必须接受发扬西方文明，相比较于方鸿渐的“鸦片梅毒”他真正的学到了“先进的东西”。他回国后边执着地追求他心目中的“科学与文明”来，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他人生的悲剧。王蒙更进一步地让倪吾诚“接受了”革命和新政治。倪吾诚对革命的“热情”是他对“科学与文明”追求的继续。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命运多舛，可是他却笃信“真理”，不忘理想，至死无怨，甚至纯真虔诚到了真假不分，美丑难辨，是非不认的程度。这些都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这样可能会生活的很安定。他不象方鸿渐那样是被各种矛盾卷来卷去，是被动的无奈。

主人公形象刻画是为了表达主题的需要。很显然，《围城》是在写“人生”，而《活动变人形》是写“社会”。虽然王蒙也写了中国出传统知识分子、中西文化等问题，但是他更直接地把“问题”摆出来，他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关注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中国的前途命运。较之于《围城》来讲《活动变人形》的主题更复杂、更加面对现实了。《围城》可以在古代发表，可以在近代发表，也可以在现当代发表，甚至还可以在将来的任何年代发表；可以在中国发表，也可以在外国发表。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而《活动变人形》具有特殊性。尤其是它写了“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生活在外国的外国人和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这几种不同身份的人，写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可能就是“学者”与“小说家”的区别：学者站在高出别人的地方最能看清世界，而小说家只有在人群里钻久了才会来“灵感”。

除了以上几点外，在叙事和语言运用上《活动变人形》也迥异于《围城》。《围城》采用“全知全述”的方式，除了个别心理描写外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叙述。而《活动变人形》却采用了多种人称相互穿插叙述的方法，而且作者很谨慎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尽管不太“地道”，但还是使小说的现代色彩加深了。还有就是《活动变人形》里滥用了议论。《围城》里的议论是尽人皆知的，那是作者智慧灵光的闪耀，他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几句最需要的议论。《活动变人形》里面的议论却到了滥用的程度，小说好象是作者在进行的讲演，就连年幼的倪萍、倪藻也是时常大发感慨，这里露出了作者过分雕琢的痕迹，使小说语言的艺术性降低了一个层次。这或许也是王蒙与钱钟书的又一个区别吧。

不知道从《围城》到《活动变人形》的变化，是时代变化的影响还是作者对小说认识的差别的影响呢，可能兼而有之吧。

王蒙

一种冲动被压抑在心底，变成一根弦，一拉拉过了五十年。我相信这根弦时常被作者在无人的角落轻轻弹拨。否则它不能保持如此柔韧，且发出震颤人心的声音，而早已僵死，泯灭于岁月的消磨之中。看王蒙的文字如听琴弦上的流水行云，感触颇多却难以道尽其丝丝微微的妙处，我这里仅从个别强音为基点写下些粗浅的想法。

冲突与共存

《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的家庭生活被三个女人所围绕：妻子姜静宜、妻子的姐姐姜静珍和岳母姜赵氏，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倪萍和一个儿子倪藻。这看来就颇不平衡的关系中经常不断地爆发出激烈的矛盾与纷争。这种纷争以倪吾诚与姜静宜的夫妻矛盾为中心，辐射向所有家庭成员。其实矛盾和纷争存在于很多家庭，不仅仅是夫妻之间，还有子女同父母之间的斗争。喜欢或不喜欢、满意或不满意某件事、某个人，这些都源于价值观的不同。知识背景和年代背景的差异造就出不同的价值观，不同价值观支配下的精神以及行为冲突难以避免。然而冲突尽管存在，却很少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即家庭的分崩离析。绝大多数的人们仍然默默地共存着。或者说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共识，人们才冲突不断，否则只需要直接走人了事。年幼的子女无法离开父母除了血缘亲情外，生存资本即金钱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离开了父母无处安身无法温饱，求安逸的本能使得他们只能委曲于父母的看护范围之内。当子女长大成人，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后，对于父母权威的认同便大大降低。我们的主人公倪吾诚对静宜的依赖除了他自己经济状况窘迫外，孩子们明显站在母亲一边的态度同样对倪吾诚有着扼喉的作用。因此虽然明显从精神上鄙弃妻子，倪吾诚却没办法轻易离开这个家庭。反观姜静宜对丈夫倪吾诚同样诸多不满，但传统观念所谓嫁鸡随鸡，丈夫虽然不成器但总比没有丈夫强。尽管委屈重重，心里仍然希望丈夫浪子回头，跟自己好好过日子。这种令双方都感到压抑的焦灼状态保持到倪吾诚偷偷找律师咨询离婚的事被揭发。最后静宜在筵席上对他的控诉，以及赵尚同当众的三个巴掌才使倪吾诚和家人都得到了快速的解脱。他上吊，没有死掉，但获得了他早就向往的离开的自由。说到自由，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人可以支配别人，而只在于人可以逃避别人的支配。正是人的这种自由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冲突”。一个人似乎总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为别人所无法进入，这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人与人无法结为一体，即“他人是地狱”。 此外，由于小说中特殊的时代和人物背景，倪家的矛盾和冲突，又明显带着中西方文化的分野。且矛盾之激烈并非见只于墨守陈规的姜家母女同喝过洋墨水的倪吾诚之斗争。倪吾诚其自身也存在着矛盾。（矛盾不和谐的双方同样处于冲突中的共存状态）因为缺乏实质性的精神基奠，倪吾诚只是学到了西方精神之皮毛。他从西方学到的、接受的文化观念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腔调及做派，这就使得他在回国后的现实生活中不断陷入困境。倪吾诚竭力把西方礼仪灌输给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的家人，他“讲欧洲，讲日本，讲英美，讲笛卡儿和康德，讲人不应该驼背讲晒太阳对人有好处，讲不是妓女的女人也可以跳舞，讲不但应该刷牙而且可以并应该早晚各刷一次牙┅┅”然而他不考虑对象是谁，他们生存在怎样的伦理环境下？仅看如此表面化的说教加之本身的不良状况缺乏说服力，便足以使得教化的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家庭成员间关系恶化。“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由三部分组成。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活动变人形，拍拍脑袋，转转身子，动动腿脚，倪吾诚究竟何许人也？他夸夸其谈，不顾实际。处处显示自己的博学，显示自己的文明，却洋相百出。讲课没头没脑，东一榔头西一锤椎，敲得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篇二：王蒙的小说

第二节 王蒙 刘心武陆文夫 高晓声

王蒙，祖籍河北省南皮县。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京沙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王蒙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干部工作。工作之余，他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创作。成名作《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直指官僚作风，成为他被划为右派的一大罪证。1958——1962年，王蒙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劳动，中止了创作。1963年被调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工作。1979年王蒙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复出后的王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奉献出了一批式样别致的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都在全国小说评比中获奖。

王蒙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复苏，恢复创作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新疆的一段生活。王蒙曾在新疆巴彦岱公社以普通农民的身份生活了

六、七年，这期间他与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会了维吾尔语、阅读了大量维吾尔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生活在最低层，在最边远的地方与人民同甘共苦、共呼吸，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那些年的戏法魔术、风云变幻、翻手云雨、孰是孰非、孰胜孰败，洞若观火。”在新疆的这段经历使王蒙的思想完全走向了成熟。“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的小说的支点正是在这里。”王蒙复出后创作的作品有三分之一都直接写到了新疆，新疆成为他创作很重要的源泉。

在新疆长达十六年的生活经历也使王蒙真正贴近了劳动人民，思想意识中渗透进了平民思想，正因如此，“在当今的庙堂与广场之间，王蒙始终以低调的姿态穿行其间。”王蒙的小说大都涉及政治，《青春万岁》中那饱满的政治热情得到较为充分的抒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了区委组织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自以为是、革命热情衰退等不正之风；《悠悠寸草心》表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即便是后来借鉴西方现代派创作技巧创作的一批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如《夜的眼》、《布礼》、《蝴蝶》、《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从创作的主题来看仍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只不过作者创作的姿态与以往的小说相比显出了矛盾性：“一方面，全整个身心被这种意识形态所浸透，他的艺术构思中不由自主地会流露出对为此奉献了他青春、理想和爱情的岁月最真诚的抒情，……可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曾经付出过，然而被历史证明是无所谓的代价恼怒不已。”

《春之声》是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之后乘火车回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沿途的所思所感。小说一开始，伴随着“咣地一声”主人公进入了思维活动状态。车身的摇摆使他想起了童年和故乡的情景，他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联想到人们要“寻找的生活”，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似的乘客拥挤的情景联想到“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和规模巨大的“西门子公司”，由一位青年妇女学外语的情形联想到西北高原的故乡和那逝去了的北平，因而想起青春时代的活力，进而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一代新人为建设四化，刻苦学习外语，勇于奔向前方的劲头……最后还从施特劳斯的《春之声》联想到“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王蒙在这里是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技巧，运用了心理结构的艺术方式，这一心理结构现实情节的触发点是春节探亲。《风筝飘带》是王蒙又一部重要的作品，这是一部多主题的小说，它既深入反映出七十年代末一些青年人的心灵世界，也涉及到代沟问题以及文革残毒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但作品最主要的还是以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为经线抒写了一对热恋中的年轻人生存的艰难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的追求。

王蒙的这一类政治色彩浓烈的小说，许多都是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构成的，《杂色》是这类小说中最有意味的一篇。从表层上看，这篇小说只不过是写由北京下放到边疆牧区当统计员的曹千里骑马去夏季牧场时一路上起伏的思潮，但在作品的深层意义上，曹千里、灰色老马都是符号化的，都有着隐喻意义，它们都指向刚跨过两个历史时代的中华民族，尤其是最后老马说话，发出“最后的呼喊”是寓言,也是预言.这种寓言化的写作方式在王蒙后来的作品中也一直沿续着。《活动变人形》是一部超越政治话语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诚、静珍、静宜之间的家庭焦虑指涉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焦虑，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

有评论者指出，“少共精神”是贯穿王蒙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作品的一根主线。确实，政治上特别早熟（十四岁入党），有着特殊政治经历的王蒙对中国“十七年”乌托邦精神多少是怀有感情的，这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摆脱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但王蒙本质上又是一位非常诗意的知识分子，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民间化也影响了他，况且王蒙哪怕是位居庙堂之上也始终是愿意并且善于体察民情的。在几十年的历程中王蒙自身完成了由革命者到作家到小说家的角色转变。对应于这种角色的转变，他的创作也逐渐突破意识形态话语，这从82年他发表的《相见时难》中就表露出来。这部小说已涉笔历史论引出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名医梁有志传奇》鞭笞了落后的民众心理，直至1986年发表的《活动变人形》的创作，王蒙完全抛弃了时代的政治背景，将人物放在文化层面进行审视，这相对于单纯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扩大了视野，最终王蒙又将审视的目光转向了知识分子自己，这从“季节”系列小说中透露出来。“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近年来着力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王蒙计划共写六部，现已发表的两部分别为《恋爱的季节》和《失态的季节》。《恋爱的季节》写建国初期北京市一个青年团区委一群刚参加革命工作的学生干部们的政治生活与爱情生活，可以说它是王蒙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九十年代的重写。不同于《青春万岁》的是作品中多了一种立足于九十年代的对往时往事的冷静思悟，这使小说呈现出了历史感和悲剧感。《失态的季节》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和精神的联系，

又相对独立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王蒙对自己的那一段“右派”生活进行了充满理性和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它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在那场历史风暴的突击下，钱文、萧连甲等“右派”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失恋情形”。这部小说突破了作者自己以往类似题材作品的以及其它作家同题材作品中那种人为矫饰与拔高的“浪漫化”的表现方式，对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自审。在这两篇小说中王蒙仍不重视人物的肖像描写和性格刻画，他更善于用“浸淫着乌托邦时代精神的语言来夸张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恋旧与反省，真诚与嘲讽、嗜痂成癖与掬心自剖，几乎都混合成一个难分难解的整体。”

王蒙在当代文坛上地位的确定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显示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厚度，而且也在于他是小说创作艺术探索道路上的急先锋。早在《夜的眼》起他便尝试着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常常用主观感受、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梦幻等艺术手法来表现生活。1979年到1982年，正如王蒙自己所总结的，从《夜的眼》到《相见时难》“都有远远大于相应篇幅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在借鉴西方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他也注重吸收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手法，注重故事情节的展开。另外，王蒙特别看重语言在提示主题方面的作用。“我喜欢语言，也喜欢文字。在语言和文字中间，我如鱼得水。语言和文字是我的比人民币和美金更重要的财富。我要积累它们，更要使用经营——有时候是挥霍它们。”的确，王蒙对语言有过人的敏感和把握，他具有“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他喜欢运用和叙事语境不协调的过时的政治辞令造成反讽的效果。《名医梁有志传奇》通过所谓“名医”梁有志在文革中的种种荒唐而奇特的遭遇以及其一生奇奇怪怪、可笑而又可叹的命运，抨击了当代中国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可笑而又可悲的历史。探讨灌开水的阶级属性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疑是极其荒诞的，然而小说中恰恰有这么一段语言：“又有人说梁有志的进步恐怕还只能算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从本质上看他的问题不少。再说，他的进步是包含着不纯正的动机。不能只看给暖瓶灌开水。同样的暖瓶，同样的水，有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无产阶级的，另一些人这样灌水的动机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反讽修辞在王蒙其他的小说如《说客盈门》、《冬天的话题》、《一嚏千娇》等小说中都得到很好的运用，使小说闪烁出刺人的光芒。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其后在北京市任中学教师至1976年10月。1980年调入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当专业作家。刘心武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与评论。1977年底，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反响巨大，被誉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开端。刘心武因之一举成名，并逐渐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中具有贯穿性和代表性的作家。刘心武文学创作的最突出特点是社会性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的成名作《班主任》就是借一名中学教师的眼光对在文革文化中长大的中学生的心灵予以审察，由于作品塑造了谢惠敏和宋宝琦这两个心灵被严重戕害和扭曲的中学生形象，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的焦灼的呐喊，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注目。《班主任》之后，刘心武继续关注时代社会问题，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问题小说”的文学作品。1978年《爱情的位置》针对曾被长期禁锢的社会敏感问题——爱情问题，大胆地提出了“爱情应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观点；同年的《醒来吧，弟弟》，则关注文革结束之后社会性的、尤其是青年思潮中出现的信仰缺失、思想迷乱问题，作品以“哥哥”的身份对陷入思想迷失的“弟弟”发出了情理交织的呼唤。这些作品在发表当时都引起过较强的社会反响，充分体现和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但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看，由于作品为“问题”所拘囿，从而不同程度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性欠缺等问题，损害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对此，刘心武也有深刻的自觉：“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最后我就遭到了文学本身的沉重反击。”在创作实践中刘心武也进行了自我调整，但社会关注仍然是他始终的一个重要特征。

1981年刘心武发表了中篇小说《如意》，这是他走出“问题小说”模式、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的重要一步。作品以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绮纹的传奇式相知相爱故事为线索，既透射出强烈的历史风云变幻，更塑造了真诚、忠厚、质朴的石义海这个人物形象，对人物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美德予以了充分歌颂。同时，作品也对主人公的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的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追问，表达了对时代扭转和社会心理一定的批判。由于作品呈现出的关注点的变异，更由于作品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作品问世后曾受到一些非议，但刘心武依然执着地表示对“人”的关注和思考，如《木变石戒指》、《巴黎长生不老药》等。

1981年，刘心武还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它标志着刘心武向人物心灵世界的掘进更深了一步。“他把目光进一步地伸向人物内心的深层世界之中，把人性的复杂性、差异性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作品以北京市一户普通居民侯家的生活为中心，展现了城市居民住房的拥塞，更描写了经历文革毒害之后某些人心灵的变异和相互之间严重的隔阂与压抑。作品中的人物也多富于立体性，呈示出复杂多面的性格特征。如侯家的二儿子侯勇，是作品予以批判与揭露的人物形象，他的金钱原则、自私自利、浅薄市侩，都得到较充分的暴露，但作者并不是对之予以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暴露他的卑污灵魂的同时，也发掘他污泥中埋藏着的内心良知，使人物呈现出善与恶、美与丑相糅杂的真实复杂状貌。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坚信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总是能够变得美好起来的。我只对极少数丧失良知、灭绝人性的丑恶不抱任何期望。”作品对人物的理解和宽容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特点。作品标题也在双重含义上喻示作品的题旨，作者不仅希望能建造起一座现实中的立交桥缓解人们的居住紧张问题，更希望能在人与人的心灵之间架上一座座“立交桥”，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相互了解、沟通与宽容。

1984年，刘心武发表长篇小说《钟鼓楼》。这部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刘心武八十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最高成就。作品在结

构上颇具特色。全书以薛家的婚礼为主要线索，贯串起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十二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同时，作品还对许多人和事作了纵向历史回溯。从而构筑起一幅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生态景观图。作品中叙述的许多小故事，相互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共同体现着这一景观特色，蕴涵着作者的历史文化思考。作品描述的老、中、青三代形象，更是北京市民的现代缩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心态的歧异，折射着时代的发展，又镌刻着北京独特历史文化的深深印记。所以，的结构艺术，不仅具有民俗画的作用，更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和文化关注特征。

独特的艺术结构和深沉的文化感与历史感，把人们带入到当代北京社会的普通居民中，领略到人物的生活、思想，体会到历史与文化的深邃奥秘，同时，还可以借以观赏北京意蕴独特的地域风情。作品对北京地方建筑的详尽描画，对市民生活风俗风情的丰富组合，以及地道的、生动活泼的人物语言，共同营造起作品浓郁的京味特色，创造其地域文化风情画价值。

《钟鼓楼》之后，刘心武重返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领域。在1985年至1988年间，他先后创作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王府井万花筒》、《私人照相簿》等作品，立足于现实新闻题材和对世态人情的文化思考间的结合，开创和倡导出“纪实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些作品注重虚实结合，以理性思考统率感性材料，对人物内在心灵予以叩问和拷击，其中对人的灵魂世界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关注是相当深刻的。

刘心武是一个对自我进行不断蜕变和更新的作家，正如他对自己“掘一口深井”的自我鞭挞，从《班主任》等社会问题小说，到《钟鼓楼》，不但艺术上有了大的进步，其中的艺术思考也有了深刻拓展，他的发展和成熟道路是显著的。但同时，较强的理性思考仍然是他始终一致的创作特征。对于生活的热情参与，对于人的心灵和社会道德的执著关注，以及思想探索的不断深化，使刘心武的创作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和理性意义。但同时，这也导致了他的作品始终未脱思想胜于形象的艺术弱点。

陆文夫，1928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45年，考入苏州高级中学。解放初期，在新华社苏州支社当记者时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蒙冤下放。1978年，调回苏州市文化局创作组进行专业创作。

文革前陆文夫著有《荣誉》、《二遇周泰》两个短篇小说集，反映了建国初期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迁。1956年的短篇小说《小巷深处》，则通过妓女徐文霞在新社会中的新生历程与复杂的心理状态，大胆地拓新了题材的表现领域，受到好评。但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整体上没有突破十七年文学的局限。

文革后陆文夫复出文坛的第一篇小说《献身》反击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受到的摧残，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问题，发人深省。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将笔触停留在对伤痕的控诉上，而是以知识分子神圣的献身精神催人奋进，显示了作者不入流俗的艺术眼光。《崔大成小记》对创作中造假的流弊作了深刻的反省。崔大成写稿的秘密就是“悉心研究报纸上的各种报道”，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幻而任意捏造事实，他竟凭借炮制假报道的功夫成了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作者借崔大成现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这两篇作品是陆文夫创作前后期的过渡性作品。

从《小贩世家》、《特别法庭》开始，陆文夫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注重将广阔的社会背景与深邃的历史感结合起来，“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力图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层底蕴，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小贩世家》反映的是馄饨摊贩朱源达大半辈子的遭际。朱源达以辛勤的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寒冷的冬夜里，他为人们送去热气腾腾的享受，体验着自食其力的喜悦和信心。然而，在30年中，作为一个个体摊贩，他备受磨难痛苦。朱源达最后的归宿是到工厂里扫铁屑混日子，端起了省心思、省力气的永远也不会满的铁饭碗，小贩世家从此成了工人世家。作品不仅提示了“左”的顽症对一个普通小贩的摧残，还独特地提示出悲剧的根源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过分厚重的传统观念的雾障。从而形象地启发人们：改革不仅是表层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动，而且是深层民族精神的蜕变。《特别法庭》通过对师兄弟汪昌平和许立言不同的处世态度及不同遭遇的审视，表达了囿于传统社会心理的积淀的悲哀，和摆脱传统束缚获得自由的愿望。《一路平安》里的恋人华家乙和范萍几十年前毅然挣脱封建家庭的罗网，投身革命。几十年后他们重逢时，华家乙试图将范萍再一次从世俗的大网中挣脱出来。小说留下了一个余味未尽的结尾，传统与世俗是那么容易挣脱的吗？《不平者》里的小汪，以武力打抱不平，横扫乡间的关系网，结果非但没有成功，自己也成为关系网中牢固的一角，将网织得更严密。小说的反讽意味是不言而喻的。《唐巧娣》则从另一角度提示了传统张力有时表现为扑朔迷离的怪圈，置人于身不由己的尴尬境遇。没有文化曾经是唐巧娣值得炫耀的资本和消灾免祸的法宝。然而，当倒置的价值观念重新翻转过来之后，唐巧娣终于尝到了没有文化的苦。在《万元户》中，陆文夫通过孙万山几天内从“万元户”变成“零元户”的闹剧，提示了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浮夸风和吃大户所带来的危害。陆文夫针砭世俗的目光具有很强的穿透性，他不仅把批判的目光指向文化落后而造成的愚昧无知，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中潜藏的惰性。《围墙》中，作者嘲笑了那些只尚空谈，不思进取，一有成绩便抢在前面的空谈家们，指出正是这种习惯势力和惰性挡住了改革前进的道路。这些作品反映了民族传统心理的根深蒂固，人们可以用暴力手段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和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但很难人为地消除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陆文夫通过反思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了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命题。

《美食家》是陆文夫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小说通过对一位嗜吃如命的吃客朱自冶的描绘，艺术地概括了建国以来几个历史阶段的经

验教训，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内容。朱自冶解放前是一个房屋资本家，除了吃一无所长。解放后，高小庭针对他这样的“美食家”发起了“饭店革命”，从形式到内容采取了一系列革命行动。原以为可以阻止朱自冶纸醉金迷的生活，却革去了饭店的传统特色，革去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和工作人员的事业心、责任感。朱自冶转而与烧得一手好菜的孔碧霞结婚。困难时期，他只能以吃饱为最大享受。文革后，朱自冶又身价陡涨，当上烹(来自:WwW.CssYq.com 书业 网:王蒙寓言故事)饪学会会长。作品以人们的美食权利为切入口，通过朱自冶吃客生涯的一波三折，反映了国家历史命运的变动脉搏，具有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作家在《美食家》和其他作品中也精致描摹了古城苏州的风土人情，园林风景、吴越遗迹、风味小吃、吴侬软语、石板小巷、小桥流水……无不栩栩如生。这些苏州特有的文化与风俗，成为他小说中的重要的情节要素，具有独特的文化地域魅力，使其小说赢得了“小巷文学”和“苏州文学”的美称。

1985年发表的《井》，是继《美食家》之后的又一次创作高峰。陆文夫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多种角度考察社会生活。女主人公徐丽莎因家庭成分不好和海外关系的阴影倍受歧视，家庭生活的不幸更使她郁郁寡欢。改革后，她重新捡起了自己的专业，成为事业的强者，与此同时，也萌发出追求新的爱情生活的渴望。这种正常的人性的舒张却因其丈夫捏造桃色新闻而横遭挫折，流言蜚语不仅扼杀了她刚刚萌芽的爱情，也无情地摧毁了她事业上的一切成功与努力。更可怕的是，这一切压力都是无形的，她无从对质，也无处投诉，只得投向深井。徐丽莎的悲剧在于她所反抗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机构，而是沉重的集体无意识的压迫。《毕业了》也反映了类似的主题。陆文夫通过揭露长期形成的习惯势力和心理惰性对人性的压抑与束缚，折射出其考察生活的新视角。

陆文夫小说的创作特色首先在于针砭时弊的准确与深刻。他善于从历史的变迁角度考察生活，小中见大，反映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思想意蕴。其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幽默感。陆文夫自称为“糖醋现实主义”[8]。他善于从普通人带喜剧色彩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的悲剧因素，轻松中见锋芒，笑声中有反省。显示出一种机智幽默的风格。再次，陆文夫的小说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地域特色。他不仅着力于苏州的地方风物的描摹，更关注这一地域居民的情感态度与生存境况。他的小说创作，准确传达了变化中的苏州的文化情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小说。

高晓声（1928—1999），江苏省武进人。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解放后返回故乡，1950年5月毕业于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先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后调至《新华日报》任文艺副刊编辑。195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解约》。1954年初，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等筹办《探求者》文学月刊社，主张“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并发表体现这一主张的小说《不幸》，被划为“右派”，下放原籍劳动。1979年“右派”平反重返文坛后，高晓声陆续发表了《“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水东流》和长篇小说《青天在上》等。而《李顺大造屋》和由《“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所组成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其创作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之初，高晓声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而独树一帜。这些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深刻揭示了造成他们辛酸命运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形象地显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同时，新时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农民性格和心理方面的变化在其小说中也有着大量细致逼真的描绘。尤其深刻的是，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陈奂生、刘兴大（《水东流》）等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深入探讨了“左”倾错误和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即民族的“劣根性”），这样，他便继续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从而，从鲁迅、赵树理而至高晓声，他们所塑造的农民形象，恰好构成了中国农民从民主革命到八十年代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史。这不仅是其现实主义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小说在思想主题方面的深刻之处。

高晓声的小说创作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着中国农民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所积淀下来的民族“劣根性”。在李顺大（《李顺大造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一样的以“造屋”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且为其奋斗终身的辛酸与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李顺大造屋》正是对于柳青《创业史》的重新改写。而其笔下的陈奂生形象，则更有着鲜明生动的性格特点和深厚的历史内涵。陈奂生的形象最早出现于小说《“漏斗户”主》之中，这里的陈奂生，是一个像李顺大一样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存即吃饱肚子作为自己最高愿望的底层农民，而其勤勉一生，却仍然食不裹腹，只是在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之后，他才摆脱了几十年的穷困与饥饿。陈奂生的性格特点在《陈奂生上城》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陈奂生的“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无忧无虑”，“满意透了”，他在“自由市场开发了”的形势下，也有了空闲去上城卖油绳。小说在真实反映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极其敏锐地表现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之后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了新时期农民应该有着怎样的精神生活、精神状态以至精神性格的重要问题：在生活改善之后，陈奂生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新的需求：“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但是，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底层农民，陈奂生自然不可能向往某种更加丰富和文明的精神生活，他只希望自己“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而其和县委书记的巧遇却给了他这一资本，因此后来，“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要比以前有劲

多了”。在后来的几篇“陈奂生系列”小说中，作家始终将笔墨集中于刻画人物的精神性格。就作家对陈奂生这个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他显然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来进行写作的。

在《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一文中，高晓声曾经指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面对人的灵魂”，“一个作家应该有一个终身奋斗的目标，有一个总的主题。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全起来。”而他又清醒地自觉到，“人的灵魂扎根于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它受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制约，但又无时无刻不想突破这种制约前进”。显然，绘写、改造和重铸受到历史“制约”的民族灵魂，已经是作家的自觉追求，而这正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写作新的继承。长期的小农经济方式和封建残余的影响造成了李顺大和陈奂生们巨大的性格缺陷，这种缺陷最为集中地表现为他们的“奴性”意识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他们应该做主人的时代，他们一方面没有做成主人，另一方面没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和才能，陈奂生承蒙了县委书记的善待便足以使其感恩不尽，更给了他足以骄人的资本，而且返乡之后，其身份也确实有所提高，不但村民们对其敬羡有加，连大队干部甚至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也对其友好得多了……作者有力地讽刺和揭示了仍然引入注目地存在于陈奂生及广大农民们思想深处的封建等级观念和落后愚昧的心理，活画了他们的灵魂；在陈奂生身上，一样表现出“阿Q”式的精神遗存，其“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也就不算是欺他”（《“漏斗户”主》）的自我欺骗，他在“上城”之中以“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的自我安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深思。

高晓声的创作手法虽然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寓洋于土，土洋结合”，采用“中西合璧”式的艺术手法，成功借用西方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细致入微地绘写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历程，而且，它又和人物的活动、故事情节紧密结合。高晓声的小说基本上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线索，但也并非全然按照时空顺序，有时也采用类似于“意识流”的时空跳跃与切入，《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之后作者所运用的补叙和回忆，便是如此。

在人物刻画上，高晓声善于运用多种手段，使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首先，作者善于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如《“漏斗户”主》之末尾陈奂生百感交集的泪水和《陈奂生上城》之中的他在招待所房间里的举动及其付款时的著名细节。其次，作者还善于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另外，人物之间以及人物自身的前后对比、心理描写的细致生动也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

高晓声的小说语言富于幽默感，这主要是通过大词小用等方法来实现的，如陈奂生的“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等。由于其一生的主要时间都生活于其家乡武进，而他又极善吸收鲜活的群众语言，因此，他的小说语言极富乡土气息，如“一夜天”、“太晏了”和“困觉”等苏南方言的频繁运用等。

篇三：王蒙

王蒙(1934-)

? 1979年他回到北京，成为创作力喷发最为壮观的作家之一。 ? 最完整的文集是200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王蒙文存》二 十三卷。

创作中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新，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

（一）王蒙小说创作的三阶段

? 1.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反思小说

? 2.80年代中期：创作走向多样化，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

? 3.90年代以来：“季节系列” 《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长篇小说。

1.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 “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

? 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春之声》、 《夜的眼》 、 《海的梦》和《风筝飘带》。运用意识流手法，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世界。

? 《最宝贵的》、《杂色》、《相见时难》、《悠悠寸草心》。

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

? 所谓意识流小说，就是直接表达人物的意识，表达人物直接的内心独白或者间接的内心独白。

西方意识流小说，要求忠实地表现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整体，即人的思维的全过程，包括非理性和下意识，且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

王蒙意识流着重表现的是对个人命运和理想的理性思考。 ? ?

2.80年代中期

? 《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 《活动变人形》是这一时期

成就最高的一部。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现代知识分子变形记。 ? 被称为是“80年代的《围城》，新时期小说的扛鼎之作，”是王蒙的代表作。

? 《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著反省精神的长篇。是一部超越政治话语而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作品，其中倪吾诚、静珍、静宜之间的家庭焦虑指涉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焦虑，倪吾诚的心灵历程正是20世纪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的缩影。

? 对主人公倪吾诚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尴尬困窘的状态进行精神审判。

“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一个堂堂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既留过洋又去过解放区的人，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活动变人形》

3.90年代以来：

? “季节系列” 《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长篇小说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王蒙把当代中国历史剪辑为四个季节

恋爱！失态?踌躇?狂欢?

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当代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进程。

（二）王蒙小说的思想内涵

? 1.抹不去的政治情结（少共情结）

? 2.自我的追寻

? 3.自身的印痕

（三）王蒙小说艺术成就

? 1.王蒙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意识流等现代创作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

?

开创东方化的意识流

? （1）内心独白

? （2）自由联想

? （3）具有诗和音乐的某些特点

? （4）在语言及行文格式上追求新异，刻意求奇。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在宇宙的哪些个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

身更长久么?

——《蝴蝶》

列车运行“那愈来愈响的声音”，使他想到“下起了冰雹”、“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有人打铁”；想到歌曲《泉水叮咚响》；联想到“广州人凉棚下面垂挂的许多三角形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再想到“美国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等。------《春之声》

您可以将我们的小说的主人公叫做向明，或者项铭、响鸣、香茗、乡名、湘冥祥命或者向明向铭向鸣向茗向名向冥向命……以此类推。三天以前，也就是五天以前一年以前两个月以后，他也就是她它得了颈椎病也就是脊椎病、龋齿病、拉痢疾、白癜风、乳腺癌也就是身体健康益寿延年什么病也没有。十一月四十二号也就是十四月十一二号突发旋转性晕眩，然后照了片子做了B超脑电流图脑血流图确诊。然后挂不上号找不着熟人也就没看病也就不晕了也就打球了游泳了喝酒了做报告了看电视连续剧了也就根本没有什么颈椎病干脆说就是没有颈椎了。亲友们同事们对立面们都说都什么也没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大岁数你这么结实你这么衰弱哪能会有哪能没有病去！说得他她它哈哈大笑呜呜大哭哼哼嗯嗯默不做声。

——《来劲》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

——《春之声》

觉得一点也不落后不但有书法热而且有交响乐热而且有鹤翔庄而且有艺术体操狮子滚绣球花样游泳人仰马翻而且一个小女孩准备建立国际轰炸机贸易股票公司。

-《来劲》

（二）王蒙小说艺术成就

? 2. 特别看重语言在揭示主题方面的作用。

? 王蒙对语言有过人的敏感和把握，他具有“以最公开的语言，传达最不宜公开也不易公开的灵魂秘密的说话艺术。”

都说孪生兄弟长得一个样，有好几出古典洋剧就是描写孪生兄（姐）弟（妹）长得像得

别人分不清，连情人也分不清的故事的。可小黑与小白这双伴儿之间，却毫无共同之处。

小黑一出生就黑，显得瓷实，小眼睛，肉眼泡，哭起来像吹喇叭——哇、哇、哇，几里

地外就能听见。

小白一落地就白，秀气，大眼睛只有黑眼珠，哭起来像小猫——喵、喵，曲里拐弯，讲

究旋律。

——《名医梁有志传奇》

（二）王蒙小说艺术成就

? 3.幽默风格：

? 反映不合理现象时，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强烈的幽默感。

? 《说客盈门》

请读者原谅我跟小说做法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里公布一批千真万确而又听来难以置信的数字。

在6月21日至7月2日这十二天中，为龚鼎的事找丁一说情的：199.5人次。（前女演员没有点明，但有此意， 以点五计算之）来电话说项人次：33次。来信说项人次： 27。确实是爱护丁

一、怕他捅漏子而来的： 53，占27％。受龚鼎委托而来的：20，占10％。受丁一的老婆委托来劝“死老汉”的：8，占4％。未受任何人的委托，也与丁一素无来往甚至不相识，但听说了此事，自动为李书记效劳而来的：46，占23％。其他4％属于情况不明者。

（二）王蒙小说艺术成就

? 4.的嬉笑怒骂和巧合、悬念等戏剧性冲突的运用;借鉴西方表现

篇四：2王蒙《善良》

山西省阳泉市工业学校 语文 课时授课计划

机电、计算机专业2015年3月12日

授课班级：（高职）计算机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