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格（十）

　　1、感谢祖先
　　
　　逝者如水，昼夜不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转眼成为过去。
　　
　　回首历史，传统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大系统，我们绝对该承认，它是极其了不得的，极为出色，极为优秀，几乎给予任何赞美之辞都不过分。是它，引导生活在欧亚大陆最东端中华大地上的居民们，五千年一系，中途更不改道，从远古走到现代。尽管其间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磨难，却到底走过来了，未曾中绝。这证明，产生于此一地域的文化，完全适合、胜任作此一地域上人民的精神和行为引导。这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我们该满怀真诚的感激之情，对它说谢谢！
　　
　　相比之下，世界其他诸古老文化，大多令人遗憾地中断了：
　　
　　古老的埃及文化，古老的巴比伦文化，古老的波斯文化，都中断了，留下来的，是极为辉煌瑰丽的数不清的文物——作为一种文化的遗迹，供人凭吊、欣赏、研究，却没有活着的民族种群为其精神的传人。
　　
　　古老的印度文化，绝对的博大奥深，比之为印度洋的浩瀚深邃毫不为过，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印度大统一的时代是那么短暂，近代又作了近百年的英国的殖民地，造致印度文化在系统规模从而力量上缺乏足够的整合。至今，尤其是它的佛教，现出一派剩山残水的模样，许多佛教经典及史实流失淹灭，竟不得不转从中国回译。
　　
　　古老的古希腊文化，在中世纪十几个世纪中，简直就是绝灭了。欧洲人放弃了希腊，转而以基督教为他们的领导文化——这是一种从中东移植过来的外来宗教。直到十二世纪，他们才从阿位伯人手中由阿位伯语将他们固有的希腊典籍回译为拉丁文，找到了他们的文化源起。于是，在十四到十六世纪通过“文艺复兴运动”，才算将此失落了的文化重新找了回来；而基督教文化已占住位置，仍为正宗，不可动摇，希腊不尴不尬处于从属地位，“扶不了正”。
　　
　　至于美洲大陆诸如玛雅文化等文化，更是被西方殖民者连根拔掉，尸骨无存，现在仅作为文化考古，也难以描述它一个大概，更不用说有一个强大的活着的民族种群来作它的精神传人了。
　　
　　只有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系贯穿，未曾中断，未曾改样，一路延续、发展下来，不仅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程途中起到了整合人群、保障生存秩序——从而保障了此一地域上居民的生存繁衍的作用，创造了那么多的典籍，为居民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而且至今仍充满生机，充满活力，作为中华民族的不倒的精神后盾，精神长城，精神武库，精神渊薮，撑起中国人的脊梁，在充满希望、也充满杀机的当今世代，继续保障着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光荣和梦想。
　　
　　中国人，怎么能不满怀敬意、满怀深情地感谢中华文化带给他们的无边恩惠！
　　
　　2、神的世界不容分割
　　
　　任何文化都是以协调群体为其基本功能。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其所以获得成功，成功地在如此广大地域将如此庞大人群，协调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而且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远远超过罗马帝国——使得统一成为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历史选向，甚至成为一种宿命，其原因当然在于文化本身的特性。
　　
　　这是一种绝对“整体性”的文化。它从一开始，就把宇宙万物其中包括人及人心人情统一看作一个整体，坚决拒绝作任何外在的、人为的、硬性的分割，你连想也不要这么想。
　　
　　那么，整个世界岂不是混沌一块，未曾分化，当然也不存在什么“个体化”、没有了甲、乙的分别？不是的。世界依然是一个万有总汇的世界，是一个形形色色种种类类的世界。但是，不论何种何类，何物何人，何心何想，却总归为一“神”所贯串，不能割断。这“神”，既是人的心灵之神，又是天地神祗之神，又是牛鬼蛇神之神，一句话，是诸存在的“神韵神理”之神。
　　
　　这神，便是气。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含蕴万有，渗透万有，充塞天地，流荡无形，变化万端，深不可测。是为“气韵”。
　　
　　谁能分割神？谁能分割气？
　　
　　一切惟有“和谐”——“冲气以为和”——这是自然万有的本性，也是作为“有灵者”的人的使命，人绝对不可以抗命。
　　
　　故此，哲学便不是一种沉思求“知”的学问，只能是一意在“行”中求得和谐——与群体、与万有和谐共在——的人生修养；不是跳出自然以求得“真”（真知真理），而是融入自然以求得“美”。美蕴含着善，和谐就是善。
　　
　　为此，大美在自然，在自然造化，是为“天文”——天行的纹路；人只是去追寻并加入此种美学，是为“人文”——人行的规迹。
　　
　　天行便是天道，人行是为人道，人道只有牟合天道，才是唯一正确之道，没有第二种选择。
　　
　　故此，文化分类学便绝不可能是西方哲学那样的概念分类学，而是以心灵感受为基础的、以摄取神理气韵为依归的“类比分类学”，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样的将仁与山、水与智如此等等分别划类的分类学。
　　
　　结果，分类学不是将人与万物分开了，恰恰相反，正好是融为一体了：当你见山思仁的时候，见水思智的时候，见云思归的时候，闻鸡起舞的时候，见乌思孝的时候，见日思君的时候，见月思乡的时候……你与天地万物内在地合为一体了。
　　
　　此时，你若硬引入希腊人的“原子论”，将此有机整体凌迟分割，割碎物，割死神，你一定是彻底疯狂了；如果你不特分割天人、而且以所分割的结果为借口进而跳出整体之外自为一体，则你不仅疯狂，并且违天违命，将陷入迷失本性、万劫不覆的罪恶。
　　
　　3、统一国家，通体一气
　　
　　由此，行为的顺序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修齐治平——总归是要“加入”整体：你必须善自修整你自己，以便能够加入你的家庭家族，而后善自修整家庭家族，以加入国家，而后善自修整国家，随国家一道加入天下。
　　
　　加入天下之后，“天下”能否顺利完成其最后的加入，即加入“天”——自然造化，实现文化的终极回归呢？这便成为关于国家政治建设的一系列主题：关于礼制的，关于法制的，及关于国家政治建构——治统与道统的，等等。
　　
　　礼为“给予”，予人以德与荣，鼓励人积极向上，自觉加入整体；法为“剥夺”，惩罚失行，禁止个人逸出整体之外。这一套国家行政事务，统一归于一个人负责，他就是皇上，领有“治权”；除他之外，任何人不得僭与——所有官员手中的权力都属由皇上委派，权力的根源只有一个，为皇上所有，是为“治统”。但皇上必须依道行权施治，为了使皇上“此一人”保证做到这一点，文臣领有“教权”，是为“道统”：为帝王之师，以教以谏，不失不离，紧紧围定，将他裹在垓心，你进我也进，你退我也退，就如空气一样，拨不开，驱不散，即使你暴怒如恶兽，张口噬人，一群人倒下，一群人补上，你的周围依然充满“空气”，必使你驯化入道而后已。
　　
　　这便是传统中国的政治，便是传统国家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这样的一种制衡，显然不是刚性的，而是柔性的；不是法制的，而是道义的；不是板块组织的，而是整体有机协调的。
　　
　　由此，在其实际运行中，每一步骤，并不是十分精确的——精确合于某种既定法规，但却富于弹性和韧性，是总体有效的。
　　
　　比较一下西方政治，情形就十分明白了。在那里，传统上历来实行的是“有形刚性制约”——具有着法制化、组织化、板块化、精确化的特点：
　　
　　首先，将国家权力作一种法制化的刚性划分：执政官或国王掌有哪些权力，公民大会或元老院掌有哪些权力。划分清楚，制为法律，形成传统，不可逾越。是为法制化。
　　
　　其次是组织化：用以制约行政机关或行政首脑的权力的，是一个或几个有形的组织，如希腊的公民大会，罗马的元老院，演变而成为今日的议会。
　　
　　第三是板块化，这有两种情形：在中世纪，权力实体分作两大板块，其一为教会，其一为世俗国家。教会为最高精神领导机构，从宗教的角度管理万民，国王本人也是它的教民。国王管理国家的世俗事务。由此，两者之间，成为互相平衡的两个实体板块，达到一种在互相抗衡中互相制约的目的。而在世俗国家内部，又存在三个实体板块：其一是国王，其二是贵族，后来又加入第三块——由自治城市发展而来的“第三等级”即新兴资产阶级。这三块，互相平衡，在平衡中达成互相制约。
　　
　　由以上的情况，发展下去，终于走向近代直迄今日的西方政治：分权化，在此基础上，制定比较严密的宪法和法律，从而实现了权力运行中的精确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谁违宪违法了，即时被发现，依照程序即时予以纠正。
　　
　　这样的情况，在传统中国是不存在的，既不存在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不存在如此这般追求实证的文化精神。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基础，以养育所有生民为职责。由此，开辟并分割农田，尽可能实现均匀的分割，均匀地将天下家庭撒布在均匀分布的田块上，使之得以自养自存，成为此一社会追求的目标和实际下手操作的手段。
　　
　　由此，第一，在此普遍均匀的状态中，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具有实体意义和作用的“板块”。
　　
　　第二，在统一国家这一大组织之外，不可能产生逸出于国家行政权力之外的其他什么组织。而国家大一统成为将此均匀的、漫无边际的田块及田块上的家庭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形式，犹如将一堆马铃薯统一装在一个麻袋中一样。这便是中央集权。
　　
　　第三，国家的精神，也便成为一种不尚分化的“混一的精神”：以农田上空的天为最高权威，将所有的农田普遍覆盖；以天地之间的造化之气为“元气”，将天地万物混融为一体，混融得愈彻底、愈没有任何畛域、没有痕迹愈好。于是——
　　
　　世界被融化了，人被融化了。被融化、气了的“人”，唯一的也是最高的使命，也便成为使此种融化达到更加彻底，更加圆满，持续不改，而完全“加入”此一大气流宕的气的世界。
　　
　　结果，中国也有宗教，佛教和道教，却并没能成为西方社会那样的实体板块；相反，更成为两个熔炉：旨在帮助人达到更有效的融化。中国也有贵族，也没能成为权力的实体，而只不过是普通小自耕农的稍稍放大而已，一个大一点的马铃薯，一样是此气化世界中的一嘬气而已。
　　
　　由此，中国政治所追求，便不是愈来愈走向繁复的专门设计以求达到精密无懈可击；而是以最大的“简化”为追求方向，以德化民，以气化物，以精气消解浊气烦气，而使举国上下融作溶溶一团和气，垂衣而治，无为而治，不治自化，世界清一，斯为最高境界，为大美——就像自然本身一样。
　　
　　4、东西文化大遭遇
　　
　　中国精神及其社会组织既如上述，以追求最大限度的美学混融为宗旨，个人混入群体，群体混入造化，最终达致化境：化解凡俗，升华为神圣。而这种文化的融和、化解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如此不可抗拒，以致在五千年的时间中，以黄河流域为初始据点，一圈一圈地融解它的周边区域，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展，所到之处，不论所遇对象是什么人众，是披发文身，还是胡服骑射，是临河叉鱼，还是逐水草而居吃肉啖奶，统统将他们一一融化，化入农田，纳入王化之中，终至十七世纪，而将西马拉雅以东、太平洋以西整个东亚大陆区域最后融合完毕，实现了此一区域的一体化。
　　
　　显然，这整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平面展开的进程。
　　
　　相反，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在罗马帝国之前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进程，自从罗马帝国解体以后，形成众多民族国家，界域森严，平面展开的推进最终受阻，于是而转向向纵深发展，即主要不是通过扩张版图以求得群体生存能力的提高和增强，却是通过在既定版图面积之内不断改进“技术”从而提高本地域的竞争、生存能力。
　　
　　结果，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
　　
　　东端选择了横向扩展，西端选择了纵向开掘；东端选择了美学融和，西端选择了技术革命。
　　
　　待到两端分别业已完成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目标之后，东端完成了其横向的地域融合，西端完成了其纵向的技术革命，这时，它们遭遇了。
　　
　　结果表明：这一端的平面的力量，完全不敌那一端的纵深的力量，地广人众不敌船坚炮利，原来涵泳无边的美学溶液，这时遇到了根本就不溶解的硬物，既溶解不了阿几米德的浮力定律，伽利略的弹道定律，更溶解不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溶解消化不了由这一切所造生出来的巨型铁甲舰和远程火炮。短时间内，平面排开的农田农舍，垂柳人家，即被由海上吹来的飓风吹了个七零八落，不成面目。
　　
　　人文被技术击碎。
　　
　　美学被逻辑肢解。
　　
　　5、美学向技术彻底认输
　　
　　中国懵了，以为天魔降临。
　　
　　惊定以后，想了一想，明白了：噢！夷人强横，所仗不就是船炮吗？那么，船炮夷人使得，我们如何使不得！
　　
　　天朝开始购船置炮。
　　
　　再一交手，又一败涂地。——邪了门了，这洋枪洋炮咱家还就是使不了！
　　
　　根儿在哪里呢？一些脑子转得快的读书人，于是终于暂时将手中祖传的宝典放下，往域外求道，以新求之道匡君救国，说是：要改造政府，实行新政，君主立宪。
　　
　　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两位刀客使一样的刀斗武，败的一方原因必不在刀上，而在使刀人本身。同理，两国开衅，国家及朝廷，就是这样的刀客，必得予以改造，以提高使刀的能力。
　　
　　然而，改造一个人尚难，改造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核心中枢，又岂是朝夕之功可以奏效！何况，求道者一批人以为搞明白这个道理了，政府本身要明白过来、明白过来以后进行复杂的筹措，还要多少时日啊！而，叫战者早已打上门来追着开打，谁还有雅量和耐心等你在那里磨蹭。
　　
　　结果，中国一败再败，不仅败在西洋人手下，并且败在东洋人手下，总之遇洋必败，而且败得那样悲惨，那样丢脸，那样让人心肝俱裂，痛不欲生。
　　
　　中国人真是怒火万丈，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坚决以为，这都是政府的错，政府该负全部责任。于是一举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但是，民国，哪里还是个“国”？——像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这样的建立在巨大平面——广大农田之上的大帝国，从来都有赖于一个巨大强力的中心政权来维系，一个大麻袋将数不清的马铃薯一袋收起而成为一个整体，如今麻袋一朝被毁，却借来邻家一条绳子——就算是上好的锦丝绳吧——又如何能将那散了一地的山药蛋一一扎起？
　　
　　国家糜烂，四分五裂，一盘散沙。
　　
　　文化于是向纵深思考，得出结论，认为：中国造成今日这个局面，不特是当初船不坚炮不利之故，不特是作为国家当家人的朝廷使不了洋船洋炮之故，并且，根本说来，是文化本身的错，是文化自己造就了既往的那一切，造就了农夫农妇，造就了皇帝太监，造就了子曰诗云摇头晃脑僵化衰败，总之，一言以蔽之曰：
　　
　　传统该死！
　　
　　传统不死，只有我们去死！
　　
　　我们不能死，因此传统必死！
　　
　　于是中国人蜂拥向西，奋勇向洋，肩挑手提，一嘟噜一布袋，从西洋往中国搬运，上自车仗器物，下到针头线脑，莫不收撮回家。一时间，中国成了西洋文化的八宝箱，五色俱全，杂作一堆，让人看不过来。
　　
　　然而，哪一样是最根本的——可以替代祖上一直使用的那只大麻袋，先把残瓯收拾起来，成为一个国家？
　　
　　6、地还在，就不能没有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彻底的反传统，对中国有进行彻底的新文化启蒙。尽管也遭致一些人的抵抗，但是，最终可说是获得了全胜，而将一个观念硬是打入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要想生存，必须紧跟上世界潮流，往日的天梦，给我打住！
　　
　　可是，这新观念却与中国的现状无论如何难以接卯，成为两张皮。中国的现状是：国家四分五裂，首尾不能相顾；只成就了洋人，他们在此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故此，“救国”成为摆给中国的天字第一号根本主题，任凭什么文化什么理论，都必须直接接受此一考题的察验，凡于此主题无所贡献或贡献不大或眼下不能带来直接贡献者，都统统排到边上：缓议。
　　
　　而一大批从西洋贩运回来的洋经，就此被括号暂时全部括起来，诸如：无政府主义，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民主民权，等等。
　　
　　这是不奇怪的。清廷垮台，帝国解体，“中国”两字名存实亡。为此，作为一切的根本，当务之急者，自然是首先将此已然瘫倒在地的“国家”救立起来，对外对内确立它的权威，对外实现独立，摆脱外人干涉，对内可以有效地组织国人，开展国事，只有这时，才谈得上科学呀教育呀等只能由“国家”才可有效推行的一系列建设。
　　
　　这就是说，如果说1912年以前，中国的任务是打倒中枢的权威——因为它已不能胜任领导这个国家，那么1912年以后，则是重建一个新的中枢，而且是一个更强有力的权威。那就是说，要救中国，政治先行。
　　
　　由此，“无政府论”首先被排除。复辟帝制，通过袁世凯及张勋的实验亦被排除——如果此种制度合用，当初又何必打倒它呢？剩下的，似乎只有孙中山的“五权政治”了。而“民国政府”，由是摇摇晃晃一点一点生长发育，渐次，也真的成了一个政府，一个新的中枢。
　　
　　但是，这新的中枢，借来西方文化的分权论的索子，却只将中国社会的中上层组织了起来，将马铃薯的生长在地上的枝儿蔓儿扎住，至于一个个地下的圆丢丢光溜溜的马铃薯，要将他们收撮起来，绳子就无所施其功了。
　　
　　民国政府，与中国农民是脱节的。而不解决农民问题，不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给予解决，眼下的暂成规模，电汽灯照亮了城里的街巷，就成为一种假象。
　　
　　农民问题，实际只不过就是土地问题。组织农民，也就是组织土地。怎么样组织呢？你能一夜之间将中国的农田——那作网格分割的大小豆腐块，组织成一个个大农场吗？你能将那附着在一格一格农田之上的农人家庭打碎，组织为一批一批的农业工人吗？回答是：不能。
　　
　　于是，被“五四”在上面打翻的旧传统，却从下面，从脚基上冉冉泛起。而既然分权制的索子解决不了这一中国的古旧问题，看起来，只好还得启用集权性质的麻袋，只不过，不是帝制的集权，却仍然是集权。
　　
　　谁能将大地覆盖？能覆盖大地的还得是天。
　　
　　7、跟着苏联走
　　
　　谁也不会想到：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提出来期望解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运转障碍（经济危机）及严重社会不公问题，却在大陆的东端落地生根，大放光彩，正可用来解决帝国解体以后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重建问题。
　　
　　至此，1840年以来东西文化大遭遇，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惨败，不得不向西方文化取经，取什么经，算是最终有了落实。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适提供了选择的最佳契机。
　　
　　夹在欧亚之间，与中国毗邻的俄国，原来面临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有相似的性质：其一，也是一个大帝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大帝国日趋僵化，走向末路，对内无法协调解决它的阶级矛盾问题，广大农村濒于破产，社会已然失去能力为它的全体居民提供“正义”，并在此“正义”的旗帜下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其二，它也不能有效应付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极不体面地败在一个后起的东方军国主义弹丸小国的手下。其后，不思对国内进行根本改革，却耗费民生，以撑其在世界列强中间的门面，投入世界大战；身在梦境之中，就仿佛眼下的世界，仍是彼得大帝的时代，现在的沙皇仍然可以拥有彼得大帝的光荣一样。
　　
　　危机引发革命，革命一举推翻沙皇。以后，经过几年至为艰难的整合重建，一个新俄国——苏联，站起来了。而作为这次革命的精神领袖和理论导师，就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适逢其会：这恰恰正为目前的中国所需要！
　　
　　8、为什么学不成日本
　　
　　在清末，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曾试图学习日本，走日本的路，君主立宪，革新政治结构，以此入手，带动全社会的革新和振新。但未能走通。
　　
　　什么原因？至今似乎仍然是个谜。在我看来，至少有一条原因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虽然其国家被西方列强所包围这一点同中国几乎一模一样，而其国内的“政治走势”，却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
　　
　　简单说，在中国，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其政治走向，是一个“放权”或曰“分权”的过程，即：将传统专制君主的君权，分出一块来，下放给某个法定的机构（理想上是一个代议机构，代表民众）。
　　
　　但在日本，明治改政，恰恰相反，其政治走向，却是一个“收权”或曰“集权”的过程：当时，国政不在天皇，而在德川幕府。日本从十七世纪开始，幕府当国，为了阻却外部影响，不利于政权，即开始实行“锁国政策”。但同中国一样，锁国只锁住了自己的国民，自己国家的创造力和生机，却未能锁住洋人的炮舰。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列强打破闭锁，强迫幕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大西方势力的侵入，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日本国陷入危亡的边缘。于是，以青年武士为主干，以“富国强兵”为号召，领导掀起“尊王攘夷”运动。而于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将国政交还皇室，从此天皇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国皇帝。
　　
　　在此，尊王与维新原是一体的事。新当国的日本天皇，为了巩固自己刚获得的胜利，只能是使自己强大起来，那就是——只能实行新政，没有第二种选择：
　　
　　其一，固执旧政的幕府刚刚被打倒，天皇若再走幕府的老路，自必重蹈覆辙；
　　
　　其二，旧的政治系统既被清除，天皇执政伊始，所面对的政治盘面，是一片空白，既无所倚恃是其短，却没有任何负累与牵挂是其长，可根据情势作最佳选择与设计。何为最佳？当然是效法西洋：效法西洋致强是其有可效之价值，国人呼号人心所向共主西化是其有可效之条件。
　　
　　既当学，又能学，于是，在天皇的主持下，日本顺顺当当稳稳当当开始了其西洋化的历程，而至十九世纪末，已蔚然勃兴，成为强国。
　　
　　反观中国，这一老大帝国，其振作起来力量自属巨大，而酣睡起来沉缅的时间亦长，正好可比：兔子一觉只睡几分钟，而熊打一个盹就是几个月，因其身躯庞大，难以即时调动全身也。直至1895年甲午一役，被一向仰慕中国文化的弟子之国的日本打败，方才悚然惊醒失去睡意，开始有了要稍稍作一些调整的念头。而当时恰好也有一个契机可作借助，就仿佛日本当年一帮青年武士发起尊王运动一样，在中国，则是由一班青年文士发起，要扶助光绪皇帝正位主政。
　　
　　情况似乎不错：光绪有志于改革——也像当年的天皇一样，即使仅仅是为了自己他也不能不选择改革——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连续发出二百多道改革的诏令。到最后，到底越来越迫近太后，就要危及以太后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一巴掌打了回去。从此，刚刚拉开一点点缝隙的大铁幕，又咔喳一声全部关死。而后来中国的命运也就此铸为不改。
　　
　　那么说，日本当年掀起尊王倒藩运动，中国何以未能来一个尊帝倒后？这就是中国那博大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起作用了：不说太后执掌实权，势大如天，有人想倒也倒不了她，单说作为“儿子”的光绪帝若要他去打倒自己的“母后”，就无论强何也办不到，因为那绝对无法向传统交待。千言万语一句话：彼时中国的政治盘面，皇帝与太后原是一体的（不论他们个人之间有无或有何分歧），就代表“皇权”本身；那指向皇权的改革，当然不为皇权所容忍。
　　
　　由此可以见出，基于天无二日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实施“改革—分权”，那是同“革命—集权”，同等的困难，如果不是更难的话。因为：后者就如同筑坝束水，那自然是十分不易的；而前者则犹如开坝放水，试想怎么放？由于担心一触即溃——事实上也确常常是如此，比如二十世纪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而结果也便常常是一个：不放！直至库容太大，革命爆发，溃决大堤了事。
　　
　　中国的政治设施，是一个统一的大库容，中间既没有任何水面的分割，没有任何的循环系统，大坝之上复不建有分水系统。故，其命运也只能是两种选择：其一，全蓄；其二，全溃。如此而已。
　　
　　在太后的领导下，到底走到其逻辑的尽头，1911年，一溃了之。
　　
　　这不能认为单是太后太固执，太冥顽不化；实在，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理如此。由此，中国学不成日本。
　　
　　当然，也不可不明白：日本传统文化的性格，与中国传统其实是一致的，或更其一贯，更其执著。日本以天照大神即太阳神为唯一主神，天皇作为太阳神的化身，千年一系未曾改姓，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也是独例。结果，诚如罗素所言，不论什么样的逻辑，若将其完全展开、贯彻到底，后果总归不妙：1945年，日本文化的逻辑到底走到了它的尽头，一头栽入深渊之中。现在日本的体制，是1945年以后在美国人的强力主持下，强行模压成型的产物，并非日本固有文化自然发育发展的结果。这一杂交，却是非常的成功，既保留了日本文化的内在神理，又融入了西方文化的生机，可以说将东方文化的美学风韵与西方文化的讲求效率有机融作一体，注定将成为未来中国最强有力的近邻和对手。
　　
　　9、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合卯
　　
　　回头再看中国的历程。
　　
　　同日本学美国取得成功一样，中国学苏联也同样非常成功；并且，前者的学是被强加的，而后者则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选择。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这其中难道是一件简单的事吗？
　　
　　现在，当我们回头审视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终于惊奇地发现，却原来，这其中，大有深意存焉，一句话，西方的马列，正与中国传统的孔孟，有着惊人的内在暗合之处。
　　
　　首先，马克思的理论系统，与中国传统文化系统，这两个系统，其总体框架的构造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都以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为整个系统的根本支点：
　　
　　马列系统以“共产主义社会”为支点；
　　
　　孔孟系统以“大同社会”为支点。
　　
　　固然，这两个支点，其内在的技术构成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内涵着技术的的高度发达，而孔孟的大同社会却内涵着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农业社会。但这样的差别在中国文化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那不过是形而下的“器”的问题，更何况，东西文化大遭遇以来，中国文化被撞醒，从此孜孜以求，所求者难道不正是为人所有、为我所无的那“利器”吗？由此而言，倘若马克思系统中没有此一点与孔孟系统的不同，倘若没有“器”的这一点长处，则中国文化还不取它呢；那样的话，还继续我的老套也就够了，何必又去找你！
　　
　　两个支点，技术内涵不同，而其精神指向却绝对一致，那就是，都指向“人的高度觉悟”（如果不说彻底觉悟的话）。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孔孟的大同世界，其本质定性，原来正落实在“人”上，系指一种高度和谐协调的人的社会群体关系，至于所谓“技术”，在孔孟系统中本未加考虑，而在马克思的系统中也只有“条件”的位置。
　　
　　什么是“支点”？那就是，支撑一个系统，使之整体达成圆满的那样一个点，一个使系统由以成立的点。为此，它必须既是系统由以出发的起点，又是系统最终要到达或曰返回的终点。从而，起点与终点重合，系统自圆其说，成为一个起讫圆满、前后一贯、没有破绽的系统——在中国文化，则更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和谐流畅、具有充分美感的系统，其系统的展开有始有终团圆收局，简直有如造化，不由人不为之倾倒。
　　
　　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其系统的起点，是所谓“三代”即尧舜社会。这起点，既是一个逻辑的起点，也是一个历史的起点。传统文化经过一点一点的精心营造，特别是由于孔子和孟子贡献，终于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而深入到中国的精神深处，乃至成为一种信仰，深信：我们人的起点处，就该是那样的美好，不然，还会怎样呢？我们人类的花朵，总该是最初从一方美园中长出，不然，难道还会是从粪坑中长出不成？
　　
　　然而，那美园乐园，由于人的私欲和贪婪，互相争夺，却不幸失落了。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永恒追寻的历程，一定要追回那失去的乐园；而重建尧舜社会，也就成为文化的最终理想，成为此一文化系统最后要到达的终点。
　　
　　这样一套文化系统，它不特为人的精神设定了一个最终的框架，一个边界，而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只能在此框架中运展，决不可能走出边界；并且同时也将数千年传统社会一劳永逸纳入此边界之中，既以未来的尧舜为理想，复以过去的尧舜为样板，一边实行，一边随时参照校正，翻来翻去，不出此域——文化做死认定：走出边界是决不可能的，因为边界之外是黑洞，是无。而中国历史，从上古降及明清，迄无大变。
　　
　　那么，这样一种性格及性质的文化，当猝不及防一夜之间国际生存环境巨变，它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把“自我”暂时予以搁置，而到外洋去寻找自救的武器的时候，它难道不是最先选择那些最合用、又最大限度合于自己的固有秉性者，还能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打倒传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只剥去了文化的衣衫，却并没有伤及文化的肌骨，并没有铲除那一颗其实一直在跳动未歇的“中国文化的心”。只不过未被常俗之人所看彻而已，而洋洋自得以为他们已将传统埋葬、入土为安了呢！这是“历史的狡狯”。
　　
　　再看为中国文化所选择、来自大洋那一边的马克思主义，那是一套什么样的体系呢？它的基本框架，恰恰就同中国的大同理想一模一样：
　　
　　以人类初民阶段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为起点，经过人类不懈追求，最终到达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起点到终点，一个“螺旋式”大循环以后，一个大圆圈完满画出，既不少一点，也不多一点。于是，理论成为一张巨网，唰一下抛将出去将人类及其社会及其历史及其无尽的未来全部罩定，将人的思维罩定，而成为一种永恒，思维半个字作声不得，只有照办；否则，还能说什么？
　　
　　人们也许奇怪：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大同模式，难道说西洋也有同此模式的文化不成？回答是：是的——
　　
　　这是一个世界性文化的共同母题了，在中国称为“三代”或“大同”或“尧舜”；在西洋，希腊文化称之为“黄金时代”，基督教文化称之为“伊甸园”或曰“乐园”。并且同中国文化一样认为：这人类的初始美乐园，后来不幸失落了：
　　
　　希腊文化讲，其失落是依梯级递降：由黄金时代依次递降为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这最后一个时代便是人类的“现在时代”，充满不义与苦难；
　　
　　基督教讲，则为：人祖亚当与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而致堕落，被上帝逐出乐园，从此永恒受苦以求获得救赎、重返乐园。
　　
　　——由此，永恒追寻那失去了的天堂，也便成为二种文化的共同主题：在希腊文化，以寻找“金羊毛”、“金苹果”一类“金”物件为象征；在基督教，则落实为现实的人必须现实地对人类所犯原罪作永恒的忏悔，直至“末日审判”，得到上帝的宽宥，再入天堂。
　　
　　这两种文化，怀着同一种“复归乐园”的心结，铸为一个不改的主题，像一条长长的索子，向后面的世代抛去，尤其在历史进行阶段性转换的时刻，人心迷离失衡，便总是不由自主去抓住这文化的缆绳，而将前行化作“复归”：
　　
　　在希腊古典城邦制行将衰落的时候，有巨哲柏拉图氏著《理想国》，将文化对“黄金时代”的梦想，转化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作理想的设计。
　　
　　希腊陨落了，罗马也陨落了，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代，欧洲人终于初步走出宗教社会，步入世俗社会，心灵重新苏醒，渴望“幸福”，如饥似渴。而当心灵一旦步出既有的早已习惯了的轨道时，光奋的同时，是严重的迷惘，不知所措。而不由自主，再一次扑向“缆绳”，紧紧抓住：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简称《Utopia乌托邦》；1602年，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成《太阳城》。二书的基本设计，大体一致，均以为，理想的社会应是这样一种社会：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产品归公，按统一计划分配。掀动人心，风靡一时。
　　
　　乌托邦的薰风犹未散尽，二百年后，至十九世纪初，西方国家先后开始工业革命，社会再一次转型：走出传统社会，进入异质的全新的工业社会。转换给社会带来无比的激动与兴奋，同时也给心灵造成无比的失落与阵痛，用创巨痛深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财富如山如海几乎一夜之间被魔术般被唤出，心灵亦复在同一时间被抛向广漠荒原，完全失去任何依凭。于是，身不由己，寻天堂、复乐园，再一次成为社会的潮流，汹涌翻卷，倾倒人心，其力量是如此之大，如此不可抗拒，以致完全不同于上次：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浪漫遐思上，仅仅作一种心灵的慰籍，而是干脆卷起袖子实干起来：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诸人创“社会主义”学说，对之作了深入的周密的理论论证；英国人欧文更亲自进行实验：售家财集巨资，前往美洲创办“公社”。不久，欧文的实验遭到惨败，“社会主义”遂成为“空想”。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其所以为空想，错不在社会主义，错在空想二字；倘若拿掉空想，易以科学的论证与设计，则不特是可能的，并且简直就是必然的。——德国人卡尔•马克思，抱着这种信念，接手圣西门诸人的事业，耗一生的精力，著成巨著《资本论》，以“科学”的严谨，将“历史”与“逻辑”融为一体，而证成社会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为必然，从而为当时欧洲大地汹涌成潮的社会革命运动，树起一杆高高的大纛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自己救自己，打碎旧世界，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奴役的新世界。一时间，国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在此国际形势下，俄国人列宁，适时地将革命的圣火引入自己的国家，从而一举解决了俄国的问题，数年之间，一个精神焕发的新苏联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当马克思的理论中经苏联人过一道手，而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一种博大的理论，又具有了经过实验以后的可操作性，而后传入中国的时候，当时这在西洋人亦是最新最前卫的理论，安放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座上，恰好正合适，对接合卯合缝，虽为人工移接，实同天然混成。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亦成为少有的奇观，直可与当年罗马帝国成功移植东方的犹太教相提并论。
　　
　　10、理想——穷人——权威
　　
　　马克思的理论，原本立基于西欧工业国家的现实，旨在揭明：这样的技术先进国家，该当有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使全社会人普遍获福，那就是社会计义或共产主义。
　　
　　如此共产主义理论，虽然如上文所述，有着极为古老的文化源头，即“黄金时代”或曰“乌托邦”文化传统，但在马克思手中，却第一次赋予其极为严谨的“科学内造”。这既是马克思本人在创立此一学说的时候自我立定的根本目标——他要像达尔文创立生物进化论那样创立一套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又是创立之后学界对他的理论的一种客观评价——如在哲学上反对马克思的罗素也老实承认：“马克思同边沁和詹姆士•穆勒一样，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合乎科学始终是他的目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二十七章）
　　
　　这是马克思主义其所以具有强大威力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点，同时也为当时的中国文化解决了一个几乎不可解决的致命的难题：总体美学性质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如何吸纳与其本身异质的现代“科学”——西方文化的精髓——的问题。
　　
　　这样一套理论，经过苏联人之手，由马克思主义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立即移栽成活，迅猛生长，就仿佛根本就是本土生长的一样，查其原因，有这样三点：
　　
　　第一点，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尧舜理想，具有着完全“同构”的关系，已如上节所述。这样一个理想，落实在中国的现实中，立即具体化为对如下两个核心问题的解决，那就是：
　　
　　第二点，对“穷人问题”的解决；
　　
　　第三点，对“权威问题”的解决。
　　
　　前一点原本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内在主题：无产际级必须行动起来，自我拯救；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无产阶级还不仅仅是通过革命上台掌握政仅即完事大吉，“革命”，根本说来意味着对全社会的一种彻底改造。
　　
　　后一点，则主要来自于列宁的“国家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固然不以夺取政权为限，夺取政权之后尚有更多得多的事要做，但首先却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统治的国家；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以上三个问题三位一体，合成为一种强大的行动理论：既有着无可辩驳、绝对有力的道德依据——建立公正，实现至善；又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具有简洁易行的可操作性——组织穷人，夺取政权！
　　
　　在中国，组织穷人问题，主要也就是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解决数千年来一直在持续解决、却一直解决不了的“农民与土地匹配”的问题。
　　
　　夺取政权，则是一举数得，使中国所有问题来一个总的解决的最佳最捷途径：
　　
　　其一，对外摆脱干涉，实现民族独立；
　　
　　其二，对内重组社会，实现崇高理想。
　　
　　前者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前仆后继一直在努力而终不获解决的大问题，民族存亡问题；后者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贯，持续不歇的最高文化理想，那深入肌髓深处的一种文化信仰。
　　
　　——就这样，马列主义，成为了真正中国人的理论，接替传统孔孟之道，担荷起新世代中国文化大纲的重任；
　　
　　——而这一接替，却并没有割断传统：孔孟尧舜，隐入了更深的文化基础层中；
　　
　　——正是通过这一接替，中国文化最终实现了1840年以来愈来愈强烈追求的引进西学、更新中学的历史主题，为美学性质的传统中国文化赋予它最迫切渴望得到的现代“科学”内造。
　　
　　困扰了多少人的中学西学二学如何融合的难题，最后竟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以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获得实现，完成，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有人都没有预想到的。历史的智慧，深不可测！
　　
　　11、清算历史与历史的清算
　　
　　因此，今日我们回头看去，从1921年开始、到1949年基本完成的中国革命，它既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为既往历史上所不曾有过，新就新在其中共产主义理论所内含的超越于农业社会之上的异质的工业社会的特质；但同时却又是与中国历史完全相衔接的，与中国文化的内蕴是气脉相贯通的。这两个问题合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对社会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清算就是清理。任何一个运转着的活的系统，其所以能够保持活力，持续运转不辍，都必须有一套内在的清理机制，而将系统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代谢物”——即系统的“垃圾”——适时进行清除，从而保障系统循环通畅，富于生机，运转灵活；否则，便会被系统自身产生的“垃圾”所掩埋，先是迟滞，继而僵化，终于窒息死亡。
　　
　　那么，传统中国，其文化系统又是如何作到这一点的，而度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历史？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其系统运转中所产生的代谢物即“垃圾”是什么？它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和方式进行清理的？
　　
　　由于中国社会是一种以“天”为绝对中心的一元文化所混融的一元社会，即倚中央朝廷的行政系统之绝对强力为凝聚而平面铺开的社会，因而，强大的行政力量既是社会统一的唯一管制力量，当然也便成为这一社会唯一可能的“清理力量”——社会系统的所有“垃圾”必定都最后借助于此最高仲裁得到清理。但是，行政本身除外，它不能自己清清理自己。医不自疗。这就是说，产生于民众中的“垃圾”，可用官家的铁扫帚随时予以清除，扫帚是从上指下的；但产生于官家即行政系统本身的“垃圾”却——根本说来——没有有效的清除手段。文化的教化约束，只是起到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即抑制“垃圾”迅猛暴生的势头，却并不能化为直接的清理的力量和手段。
　　
　　这样，行政愈是清理民众，便愈是壮大自己。一个时期下来，社会的实质性构造，也便悄然发生变化：财富（在传统社会主要就是土地）愈来愈往上走，积累奢侈，积累狂妄，积累道德败坏；贫困愈来愈往下行，积累苦难，积累绝望，积累仇恨。
　　
　　结果，这个社会愈是向前发展，便愈是在加速积累败坏与仇恨，积累这个社会无法自我化解的“系统垃圾”。终于有一天，“垃圾”将活人掩埋，不特“穷人”活不下去了，穷得活不下去了；并且富人也活不下去了，富得活不下去了：富得要发疯，发狂，歇斯底里，不知该如何是好——诚李太白《乌栖曲》所谓：“姑苏城外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那么这个社会便再也过不下去了，该到了清理的时刻了。这清理，也便成为一次彻底的“清算”，它便是革命！
　　
　　“革命”，成为了中国历史自我清理的最根本的手段和方式。
　　
　　为此，“革命”从来都是借神的名义，即借“天”的名义开展的。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整个国家土地上，整体成为了一个马克思曾经引用过的希腊神话故事中的“Augeanstables奥吉亚斯的牛圈”，不论清理者站在任何地方都是站在了牛屎上，没有任何一块净土，那么就只有站在大地之外，站在天上，来一次清扫了。
　　
　　这清扫，当然也就成为一次彻底的颠覆：在上，改朝换代；在下，重新分配财富。
　　
　　一场血与火的大革命之后，将社会既往积累的一切污泥浊水，污渍积垢，来一个通体清洗；一洗之后，沉疴去除，神清气爽，周身通畅，社会于是咸与更始，而获得新生，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起步，体轻若燕，健步如飞了。——但这只不过是下一轮“积累与清除”的一个新的循环的开始而已。这循环的周期，大体说来，也就二三百年的样子，两汉、唐、宋、明、清等大朝代，都在此数内，小朝代莫论。
　　
　　那么，“积累”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何得脱此定数：亡而不清？太平天国革命未获成功、因而未能完成对王朝的清洗；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却仅仅停留在社会的最上层，获得一个中央政权的简单更迭，而孙中山当年“平均地权”的设想，完全被搁置。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国家机器是否要来一次大修的问题。
　　
　　这清洗的任务，于是也就落在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土地革命为主体的、以拯救中国的穷人为主要目标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肩上。
　　
　　结果，这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电影里的国民党人说，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太会做“宣传”。这真是至死不肯觉悟，完全不懂得中国历史，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性格。
　　
　　不错，在近代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国民党曾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桥梁作用，这是事实；但是，在如何对待农民、对待穷人这一问题上，国民党的确没有诚意，也是铁的事实。他们抱着一种新贵人暴发户的心态，1927年革命刚刚取得一点初步成功，即哗啦一声关上了大门，把自己关在新到手的香巢华屋中，生怕外人进来分他们一杯羹，搅了他们的好梦，全不顾门外那三百年间积累形成的千百万中国破产的家庭，而窃国者窃道，毫无心肝地反污这些饥寒交迫者是顽民是痞子。那么，返回头来你对这些“顽民”还能说些什么，“宣传”什么？说：“你们赶紧死绝吧，少来给我找心烦”吗！
　　
　　但是，穷人没有死绝，倒是他们先亡掉了。逃亡到了一个海岛上，缩居一隅之地，也仍然不得不补上当年引致他们失败的那缺下的一课：他们在台湾开展了“土地改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样不含糊，谁也不要想耍滑头，以为我自己得道升天就完事大吉，全不管天之下还有广大的地。
　　
　　历史每一时期有自己一个主题。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它的主题定在内外两个方面：对外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来一次总的清算，清洗从1644年以来中国三百间所积累下来的“垃圾”，重健国家肌体。
　　
　　历史只选择诚实者，谁也不要指望用口是心非来哄骗历史。
　　
　　12、孤岛奋战
　　
　　共产党的革命，一举完成了近代中国两个历史性课题：其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其二是清除历史积垢，重新整合社会。
　　
　　这两方面的事，都做得非常彻底：对外赶走了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埋葬洋奴，重振民族精神；对内将“老爷”“少爷”“公子”“小姐”及“大人”“小人”“东家”“卑职”一整套封建垃圾连根铲断，拔起，像扔臭袜子烂裹脚一样掼到茅厕里，再垫上一层干净的黄土。
　　
　　人们之间，以“同志”相称呼，人人劳动，人人平等，人人有事可做。
　　
　　整个中国大地，风清日暖，天淡云白。一派沁爽。
　　
　　那真是叫个年轻啊！从头到脚的年轻，从里到外的年轻，充满活力，热火朝天。不几年，便完成国家的恢复重建，国民经济的数字上到了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规模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这时，再没有大块的潜力可挖，而暴露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平面的农业社会”的特质，以及由此特质所造生的这个社会其全部展开的最终边界之所在。
　　
　　那么，怎么样突破传统社会的发展边界，关键的转换也就在于，要化“平面社会”为“立体社会”，也就是说化农业社会为工业社会。
　　
　　但是，这样的转换，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受着严厉的条件限制：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几乎断了所有联系——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这么做，而是对方一手造成的：他们只准我们作羊群，他们作虎狼，否则就孤立你；唯一的援助来自苏联，后来也吵翻了脸。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发明了自己的“土办法”——那其实是传统中国使用了数千年的老办法了：堆积人手，人海战术，指望以此来实现从“平面”到“立体”的转换。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个几乎不可改正和弥补的错误：使中国的人口骤然膨胀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
　　
　　但在当时却也竟然奏效：至毛泽东逝世，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已然初步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尽管依然十分薄弱；尤其是自己造出核弹，火箭上天，从此而几乎可以说，中国那呼唤百年的“新的长城”算是一劳永逸再次垛起！
　　
　　在这同一进程中，中国同时开展了营建“意识形态”的无比的努力，那就是，去构建那安放在传统孔孟尧舜基座上的马克思理想社会，初建“小同”，一步一步向“大同”靠拢：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与此同时，大规模铺开对“人”的改造：斗私批修，天下为公。务必造出一种天一般威重的压力来，而硬是要从人的凡胎肉身中挤出“觉悟”二字。知识分子因为头脑中有知识，不特一时熨不平展，“荷道监国”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发挥作用，反而靠上前去，陈上言语，匡正国是，于是而更成为“改造”的对象，务必要将其头脑中的“师道尊严”打你个一佛出世二佛生烟，叫你永不得超生：你根本不是什么“师”，你给我永生永世老老实实做小学生去！
　　
　　这都是借了“人民”的名义开展实行的。是传统社会“君、士、民”三角关系（详见本著第二卷《地格》第章）在新世代的重新展开。
　　
　　于是，随着这一进程的逐步走向深入，国家的权威，即行政的权威，也便一步一步愈来愈成为绝对权威，两千多年前秦王朝的“以吏为师”愈来愈露出其真面目，再一次复活。大同理想中的普天之下皆同志的大混一，似乎正一点一点离去，而不是本来预期中的越来越近。
　　
　　那么，就再来一次对行政本身的大整肃，大改造，务必将其融化，务必使全国上下通体融为一气，不存在任何一处硬块，异物。
　　
　　为了保证这种融化成为一种不变的常态，一种在到达理想终点之前、持续不歇的不可逆的进程，按想象中的预设，文化大革命以后将成为经常，每隔七八年就来上一次。
　　
　　而这样的机制，也同时成为清除国家机器运转中产生的“垃圾”的一种根本手段，并且是一种绝好的循环系统：以官制民，随时清理社会系统中的代谢物，“社会垃圾”；复以民制官，以清理行政系统中的代谢物，“政治垃圾”。
　　
　　那么，毛泽东1949年进城伊始就开始忧虑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传统社会王朝定数，也就算有了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说从此就该走出定数了吧。不幸的是，如此解决，实行起来，却大不如人意，它不是创造渠道，循渠道，有序展开，反而成为一种人为的制造，引致社会大系统的全面紊乱，把社会推向危险的边缘。混乱过后，不特未得清除行政异物，反而更丛生出遍体的社会异物：邦派林立，遍地开花，仇恨暗蓄，使社会的神经愈来愈紧张得要命，似乎随时都有爆裂之势，斗争成了这个社会的日常事务，甚至渗透入家庭之中。
　　
　　而这都是以“道义”的名义进行的，是为了实现“理想”。
　　
　　但是，中国究竟不是孤岛，究竟不能像二百年前雍正帝那样，一道上谕将夷人全体赶下海去永绝来往，从此我自经营我的天朝可也。世界洋流，越来越紧紧包裹着中国，如果说，建国初期关闭国门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为了暂时缓上一口气，以图巩固一下这得来不易的“独立”的话；那么，缓一口气后，中国面对的依然是来自世界强劲海风的吹袭，世界列强依然还在门外叫战，不论你是否情愿，都迫你入局应赛，而且每一时刻的垒赛那几乎就是决赛，容不得有丝毫的懈怠。
　　
　　赛什么？两个字：效率。
　　
　　可怕的是，就在中国为“道义”为“理想”而搏的时候，西方人的效率更得到无比的提升，那由效率造生的实力，也得到无比的提升。相比之下，中国再一次落伍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为了“道义”，中国公有制大家庭中的成员们，已然对生产失去了兴趣。没有效率，物品短缺，使得即使像商店这样的最大众化的部门，也俨然具有了衙门一样的气派，以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为改进售货员的服务态度问题几乎发起一场社会运动，屡屡上在大报的头版，提到道德和政治的最高范畴来进行讨论。
　　
　　改革势在必行。
　　
　　13、人口匹配资本：现代中国生存系统的新结构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主体是农村改革，一改就灵，大获奇效，不数年间便基本解决了中国的粮食自给问题，而这是过去十几年间拼死命学大寨未获解决的问题。从此，中国的改革逐步铺开，终于由农村转入城市，全面向纵深挺进。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当时中国的基础仍然扎在农村，扎在广大的农田之中，农业的面目决定着中国的面目；第二，小自耕农的方式，仍然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近年来，中国的情况情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也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于传统农业，今日中国的农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其二是，农业愈来愈走向产业化。如此发展下去，科技化作业配套商业化流通，可以预料，在下一个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农业将得到根本的结构性改造，而由传统农业改变为现代产业化农业，或基本接近这个目标。
　　
　　在这一进程中，除了人口问题（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恐怕是个难题，而由小自耕农逐渐向集约化的产业农业蜕变，我以为渐次发育成长，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将会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剩余劳动力将涌入城市，作大规模的集结，要求城市产业予以消化。这将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将急速扩容，梯度推进：原来的小城镇将进为中小城市，原来的中等城市将进为大城市，而大城市将进为超大城市。
　　
　　城市必须安置庞大的就业，否则，大数目的剩余劳动势必阻滞在农村，这将影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正常发育，拖缓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本身尚难以完全安置城市居民的就业，再加如此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形势将更为吃紧。
　　
　　这两个问题实际可合并为一个问题，即：吸纳如此规模劳动大军，所需资本问题。
　　
　　这也就是说，基于中国如此庞大人口基数，如此庞大人口的80%又在农村，因而将如此庞大农村人口中即使一个不大的百分比城市化，也将需要超巨额的资本（暂不说资源）。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实为一个资本化的过程。
　　
　　因此，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实现根本治理，要害在于实现人口（通过家庭的形式）与土地的匹配；那么，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将逐渐过渡为：完成人口与资本的匹配——这将成为现代中国生存秩序的根本命脉所在，而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就实质上成为一个逐步完成人口与资本匹配的过程。
　　
　　人口是现成的，既有的，嗷嗷待哺；资本的形成，及快速的积累积聚，以哺嗷嗷人口，则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困难在此。
　　
　　14、资本的“政治成本”
　　
　　那么，怎么才能尽最大可能，加速有效资本的形成呢？
　　
　　实际，形成或曰“制造”资本，也需要成本，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利润的产生，其二是利润转化为资本。这两个方面，都是在“社会管理”的总背景总秩序中实现的，而不是一个纯企业即生产销售问题。而“社会管理”是需要费用的，粗略说来计有：立法、行政、国防、工商、税务、治安、司法……思想、道德教化研究所，这一切加起来，每一年度费用的总和，要都从产业利润中扣出，成为这一年所形成的资本总数的“成本”；二者的比率，称为“资本成本率”。
　　
　　因此毫无疑问，愈是一个富于“效率”的社会，它的“资本成本率”必定愈低，否则反是。
　　
　　15、政治垃圾——一个不散的幽灵
　　
　　“资本成本率”，实际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其产业的“政治成本”的问题。愈是迟滞的社会，其“政治成本”就愈高；相反，愈是充满活力、应变灵活、发展迅捷的社会，其“政治成本”就愈低。
　　
　　造成“政治成本”升高的原因，基本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官员或公务人员的群体太过庞大，二是“政治建设的投资”过高。
　　
　　资本的政治成本规模，在一个比较稳定正常的社会里，一般总是一个常数，或随着社会的发展逐年有一个小的递增比率。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如国防出现紧急，国内治安出现紧急，大规模的天灾，等等，如果“政治成本”畸形居高不下，则必是政治运转出现“故障”，系统内生“政治垃圾”，而造成“机器超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