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第六天魔王
革命者：第六天魔王
—日本乱世终结者织田信长
“人生五十年，
与下天相比，
宛如梦幻，
一度生存者，
又岂有不灭之理？”
——《敦盛》
一、霸王的概论
我对日本战国史的兴趣始于身边几个喜欢玩日本游戏的同学，听他们讨论游戏情节的时候往往不可避免地谈到一些历史故事和人物，久而久之，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发现那短短百余年的历史足够混乱也足够精彩，如同我们的三国时代，风起云涌，群雄逐鹿。而其中最能打动我的就是称为“第六天魔王”的大名织田信长。
日本有一则著名的寓言，是这样说的：
“杜鹃不鸣，则如何？信长公云：不鸣则杀；秀吉公云：我诱其鸣；家康公云：我待其鸣。”
这则寓言比较了三代霸主的不同性格和为人处世特点，在我看来，就其人格魅力而言，信长为最，秀吉次之，家康为末。信长惯用雷霆手段，对于不服从自己的势力往往连根拔起一律消灭，其优点在于能强烈地震慑人心，从历史以及政治的需要来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然而其暴躁的性格和残忍的手法却一直被人们诟病，尤其是征讨比叡山火烧延历寺，以及长岛的大屠杀等等，更是为其赢得了“魔王”的外号，所以我们在赞扬信长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时候，也不能忘了批判他的罪行。接下来我将围绕信长的主要政策以及对信长的定位评价来谈一下自己对信长的认识和体会。
二、武布于天下
日本自从“应仁·文明之乱”（公元1467—1477年）开始，直到信长攻陷二条御所灭亡室町幕府（公元1573年）为止，是所谓的战国时代，大概相当于中国明朝的中前期的一段时间。（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时间说法不一，本文仅采用其中一种。）信长诞生于天文三年—即公元1534年的尾张国，此时的天下虽然仍是战乱不断，但是各个大名基本已经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力强的诸如为人们所熟识的甲斐武田、越后上杉、中国毛利、美浓斋藤、骏河今川，以及近京的三好、六角、浅井、朝仓，还有长岛、本愿寺、延历寺之流等等，尾张的织田氏在信长的父亲信秀的治理下，也渐渐出现崛起之象。但是这些人或势力，究其一生精力，也不过是只能在乱世中自保一方，而统一天下的重担却落在了年轻的织田信长身上。
永禄十年九月，即公元1567年，信长攻陷美浓稻叶山城，将它改名为岐阜，并将本城搬至此处。“岐阜”二字来源于中国古代，周文王居住在岐山附近，听到凤凰在山上鸣叫，自认为是吉兆，是为“凤鸣岐山”的故事；稻叶山城乃是建在山上的城池，于是在后面缀一个“阜”字，是高处的意思。这个时候的信长，篡改了自己的出身，使用“蝶纹”、“麟”字花押，以及“天下布武”的印章，都表明了他已经有了天下之志，也是信长从“尾张的风云儿”到全日本“革命者”的开始。
日本战国时代的都城是平安京，模仿的是我国的长安。由于日本首次和中国正式接触是在东汉末年，“洛”是对都城洛阳的简称，于是日本人起而效仿，称自己的都城为“洛”。“上洛”就是到京城去的意思。这样的举动往往代表已经有了号令天下的野心和能力，在战国时代有许多实力雄厚的大名进行过，但是败多成少。永禄十一年九月，在联合了近京的浅井长政，消灭了北伊势抵抗势力的基础上，信长总共动用了六万大军，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洛之战，实际上控制了京都，在以后的东征西讨中，信长一直把天皇和将军捏在手心里，获得了乱世的“大义名分”。
但是信长的统一之路却仍然布满了曲折。首先，将军足利义昭不满其大权独揽，组织了“信长包围网”，范围不仅波及畿内和近畿的三好党、浅井、朝仓、石山本愿寺等，更有甲斐的武田、越后的上杉和中国的霸主毛利氏，此三者乃是战国中后期传奇般的人物。在这些反对信长的人物当中，浅井的背叛带来了金崎撤退，武田的上洛带来了三方原合战，上杉的上洛带来了手取川合战，这些都是信长戎马一生中几乎丧命的大失败；长岛的一向宗也一度成为让信长头疼的存在。然而他们却最终都成为了信长统一天下的垫脚石，在“天下布武”的大背景下烟消云散，包括末代足利将军义昭，也被信长放逐。
天正四年，即公元1576年，信长命丹羽长秀在近江安土山筑城，这是信长新的居城，也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以后信长纵横驰骋的时代被称为“安土时代”。可是越是天下将定，织田集团内部的矛盾就更加暴露无遗，信长本人和部下的关系、部下与部下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越来越严重，从天正六年开始，重臣背叛事件层出不穷，诸子争权也愈演愈烈，从荒木村重的反叛开始，到最后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为止，信长最终葬身于烈火中。
三、日本版曹操
织田信长与曹操，一个是日本战国时代称霸天下的大名，一个是中国三国时代割据北方的魏王，两人虽然相隔千年，间距万水，但是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志在天下。信长崛起于应仁·文明之乱后的战国时代，曹操发迹于诸侯群雄逐鹿的东汉末年。王室的衰微使天下遍布割据势力，两个人在各自的舞台上东征西讨，都以结束乱世统一天下为己任。信长从桶狭间之战开始一战成名，到本能寺之变已近统一了日本中部，这为后来丰臣秀吉的一匡天下和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三百年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面两人的事业可以说完全继承自信长。曹操靠镇压黄巾起义逐渐壮大起自己的力量，灭吕布、征张绣、破马韩、平袁术、征乌桓等等，特别官渡一战打败了当时北方势力最为强大的袁绍，奠定了自己在中国北方稳固的统治地位。
第二，政治手段。这是两个人最为相似的地方，用中国的话说可以叫做“奉天子以令不臣”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两个阶段。在十四代将军足利义辉时代，信长的父亲织田信秀就非常注意和朝廷公卿搞好关系，据说天文十二年的时候，为了帮助修缮荒废的皇宫，信秀一次捐出了四千贯，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信长初期拥戴足利义昭，在义昭颠沛流离的时候将之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多次献上钱、大刀、铠甲、马匹等物，并讨伐了松永久秀和三好义继，把将军送回了室町御所，这是“奉”；后来随着信长势力的壮大，逐渐把朝廷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放逐了足利义昭以后更是大权独揽，天皇政府形同虚设，这则是“挟”。曹操在中国历来被称为“奸臣”，但是曹操在征战之初是“奉天子”，想做“能臣”的，在东汉末年诸侯混战的年代，皇帝大臣无家可归，朝不保夕，是曹操力挫诸雄，将献帝迎到许都，使朝廷公卿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后期的曹操随着实力的壮大，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再也不把空架子的皇帝放在眼里，渐渐成为只差一个名号的皇帝。“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就是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大义名分”，可以打着朝廷的名号征讨不服从于己的势力，名正言顺。
第三，发展经济。曹操和信长都非常注重发展经济，尾张国历来有“天下弱兵”的说法，所以信长能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多半要归功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战国时代中期以前的战争大都规模很小，持续时间很短，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大名领地不大，财政状况不能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另一方面是由于兵农不分，国人农闲打仗，农忙劳作。信长非常注重商业的发展，当时日本由于诸侯割据，道路残破，而且各种地方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设立重重关卡，对过往商品抽取重税，信长花很大精力修葺道路和桥梁，废除领地上的关卡，同时采取“乐市乐座”（免除城下町的市场税和商业税，废除座商人特权，废除“座”这种封建行会）制度，以打破行业垄断。他还铸造“大判”（一种货币），统一领内的货币。信长的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后期的信长基本实现了“兵农分离”，为打持久战和消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来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奠定了良好的后方支持。东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残酷，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战争连年不断.农民为躲避战祸逃亡四方。农田荒芜.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曹操为争夺天下，成就王霸之业，针对当时的情况，实行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和恤民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屯田，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粮草问题，同时安稳了民众。
第四，唯才是举。织田信长和曹操善于发现人才，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睿智的文臣和勇猛的武将。织田信长手下的著名将领有柴田胜家、丹羽长秀、细川藤孝、羽柴秀吉、九鬼嘉隆、德川家康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丰臣秀吉最终统一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而德川家康最终开创了江户幕府，使日本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阶段。对于用人，织田信长从不看重门第，敢于不拘一格地提拔有能力的浪人、下级武士，比如出身卑微的羽柴秀吉、来自近江甲贺忍者世家的浪人泷川一益；同时织田信长对降将采取用人不疑的原则，比如斋藤家降将稻叶一铁、从足利义昭手下过来的明智光秀等等，都成为了织田信长手下的大将。而对于无能或者失去利用价值的臣下，即便是重臣，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放逐。比如天正八年（公元1580年）由于佐久间信盛长期作战不力，信长将其父子放逐至高野山为僧，其后又以同样的原因将林秀贞、安藤守就父子、丹羽氏胜等重臣相继放逐。信长的这种无情的举动使家臣们始终保持向上的动力，人人争功，不敢有丝毫松懈，但同时很大的伤害了家臣的感情，这为后来明智光秀的叛变买下了伏笔。曹操手下也是智将和武将如云，著名的有张辽、许褚、典韦、司马懿、夏侯惇、荀彧、郭嘉等等，也是数不胜数。曹操求贤若渴，而且不拘一格用人才，建安年间在曹操连续发布的三道求贤令当中，明确表示，即便不忠不孝但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统统在荐举之列。曹操还从士卒当中提拔武将，如乐进、于禁等，原来都是普通士兵。同时曹操也大胆采用降将，其手下的著名降将有原先吕布手下的张辽、原先袁绍手下的陈琳等，甚至还有杀了曹操长子曹昂和长侄曹建德的张绣（张绣归附曹操后被封为扬武将军，后随曹操征战，立下不少战功）。织田信长和曹操极其相似的一点是，对于没有用的人马上弃之不用，不过信长往往选择放逐，而曹操对于不合己意的人往往将其杀死，比如荀彧忠于汉室，反对曹操称帝，曹操迫使其饮药自杀。事实上，乱世要求用人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在诸侯割据的时代，兵少了可以在招募，钱粮少了可以再收，但唯独人才难得。而如果家臣长时间没有贡献的话，不仅空耗俸禄，而且会给下级一个坏榜样，这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乱世是十分危险的。
信长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很多都是在其统治区内试行，一直到了后来丰臣秀吉掌权后才在全国普及，可以说丰臣、德川两代的统一政权，都是在信长的经济政治制度基础上完成的。
四、革命者信长
信长时期，有一名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叫做弗洛伊士，他的《日本史》这样描写信长的性格：“喜欢独断独行的信长，蔑视一切传统规则，也很少听从部下的谏言——这也使其深受部下的敬畏。他很少饮酒，轻视全日本的王侯，在与别的王侯说话的时候，习惯采取俯视的态度，仿佛对待自己的部下一般。”
《日本史》还记载了信长的爱好：“喜欢名茶器、良马和好的刀剑，喜欢放鹰捕鸟，喜欢观看大力士的裸体相扑......”但是他们遗漏了信长对幸若舞《敦盛》和“南蛮物”的喜爱。据说天正八年信长曾见到一个画满花纹的球体，于是就好奇地问是什么，传教士回答说：“这是地球仪，事实上我们居住的大地并不是平板一块，而是一个球体......”传教士正考虑如何向信长灌输地球的概念，信长却点头说：“原来如此，很有道理，哪里是日本？你的国家又在哪里？”这种完全超越传统的洞察力使传教士大为震惊。
信长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参加父亲信秀的葬礼时，他径直走到父亲灵位之前，随便抓了一把香灰往地上猛地一摔，然后转身离去。长子织田信忠出生时，信长前去看望儿子，脱口而出：“呀，原来是这样呀，奇妙，真是奇妙！”于是取名“奇妙丸”，还有茶筅丸、三七丸等奇奇怪怪的名字都是这么来的。
信长这种天才是不会受传统约束的，比如他对几乎影响到全民政治经济生活的佛教势力一直持打压态度，甚至发生了征讨比叡山火焚延历寺的残暴之举。信长对传统给的突破更表现在铁炮和长枪的大量使用，在正德寺会面中，年才16的信长已经组建了为数几百人的加长型火枪队和几百人的铁炮队，当时，西方的铁炮（火枪）才刚漂流登陆日本约6年，信长就已经向近江（滋贺县）国友村大量订购，这是因为信长了解将来的战争将由个人的战斗转成集体的战斗。
天正十年，即公元1582年——的六月一日，信长下榻在京都本能寺，下半夜的时候被喧闹声吵醒，他最初还以为是侍卫们吵架，才爬起身准备斥责，却听到阵阵铁炮声响，随即信长命令森兰丸：“定然有人反叛，去看看是谁！”兰丸去了一会儿就匆匆跑回来禀告：“好像是惟任日向守的部队！”兰丸所指的就是大将明智光秀。
织田信长是“风云儿”，更是一个“革命者”，他的政治经济政策对于日本的意义是划时代的，他想建立一个没有幕府没有将军，甚至没有天皇的新型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是不切实际的。战国时代是日本的转折，而信长则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同时也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信长是一股狂风，扫尽了幕府统治积攒的诸多陈腐，信长也是一场烈火，把旧体制烧成了灰烬，最终也烧死了自己。最后，还是用他最喜爱的《敦盛》悼念他的一生：
“人生五十年，
与下天相比，
宛如梦幻，
一度生存者，
又岂有不灭之理？”
（大连理工大学国防生亓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