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死一生感恩记 第三回

　　第三回合影惹祸根，鸣冤无处诉，投河欲自尽，书记救我命
　　
　　1956年我从罗田银行下放到大别山峰的天堂寨山下属营业所工作，我遵守党委的嘱咐，发奋工作，积极的投身到人民群众当中去接受贫中农的教育和洗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转变，去掉了一些公子哥式的思想作风，从而获得了连续两年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区党委也对我的进步加以肯定和表扬。黄世俊主任对我不断地教育帮助下，我的政治思想觉悟进一步的得到很大的提高，区委区长沈兴勃主动做我的入党介绍人，1957年我光荣的加入了圣神的中国共产党。在县支行行长汪继伦的帮助和关心下，我在金融战线上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多次获得表扬。
　　
　　同年全国性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罗田召开了全县千人集中召开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我出于对党的忠诚，倾吐真言，实话实说道出了当时党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引起大祸上身。
　　
　　在分组讨论发言的第一天，会场上鸦雀无声，整天没有人发言，只有几个区委反复的诱导同志们发言，其他的干部都是沉默不言，大家都是心存疑惑，消极沉默的不语，我是一样不敢发言。区党委当天晚上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召分组分类大会，如党委会，团委会，一般干部大会。动员各层人员发言帮党整风。区委书记胡退知同志参加党员会，开场白之后，第一个点名的就是我：“小李啊，你是新党员，正是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的神圣义务，你必须放下包袱，提高思想境界，积极发言，争取早日转正。”胡书记还再三强调每个党员必须带头发言，投入到运动中，紧接着指着我说：“你必须认识到宣誓的真谛，要帮助党说真心话，明天你第一个发言，好吧！”我平时爱说话的本性，领导都是知道的。
　　
　　党委发出了号令，我也是个新党员，争取早日转正式关键，怎么办呢，我散会之后一个晚上也是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我也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怕惹祸上身，但是党委的话，我不得不服从，夜里经过再三思考和斟酌，我选好了发言的内容和方式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明，以各个区为单位的大组会议开始了，胡书记开场之后，眼睛四周扫视，视线定到了我的座位上，我很紧张的意识到他会要我发言，我胆颤的站起来内心忐忑不安，伪装着很镇定的开口了：“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每个人都必须真心忠实的拥护党的政策和方针，积极的投入到整风运动中来，我的发言要点是，一是建议给每个农民一平方米的地种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二是建议给每个农民每月放假一天，上山或下水搞点副业；三是建议让农民养一两只鸡，补充一下家庭经济问题，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何乐而不为呢”。等我发言完后，胡书记第一个表扬了我：“小李发言很好，内容机体，明确简练，值得同志们学习，希望大家积极发言”。会议总算是如期的进行着，第二天转入批判阶段，全县干部集中在大礼堂里面，主席台上县委全体及其他重要成员都座无虚席，会议显得显得非常庄重严肃。县委书记刘德俊讲话了，内容是贯彻毛主席的“反右倾主义”，结合我们县的实际进行批判和斗争一些有右倾思想的党员。之后，他列举了我县大会的主要典型，其中首先提到了我的发言时典型的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右倾思想。大会散后，在批判分组会上，我就成了批判对象，几天之后大会结束，我怀着一颗无法平静的心情，回到工作岗位，也许是是担心的事情多导致神经紧张压迫过度，也许是暗自眼泪流的太多，导致眼睛生病了，看不清文件，我焦急的无奈的向黄主任哭诉着，他是真心的关心我的好领导，他即时向县支行行长回报了我眼睛生病的情况，并提出医治的请求，汪继伦行长立马批准我去武汉就诊。我带着一张无限额空白支票去武汉湖北医学院挂号排队预约要到年底才能就诊，当时的病床特别的紧张，难以应急。此时我万分焦急。我住在省分行汉口招待所等候治疗，在所里面众多的言论之后得知上海治疗眼睛的水平较高，我当机立断决定去上海治疗眼睛，在未得到批准之前，我先斩后奏当晚就电话订购了去沪的船票，同时我随机写了一份请求转院治疗给银行行长张忠贞。
　　
　　1957年11月28日，江面上冬雾蒙蒙，伴随着汽笛声声和马达声，我踏上了“江顺号”轮渡，步入了22号四楼房间，随即躺在下铺一号床位，沉浸在杂乱无章的思索之中，因为前往上海治疗眼睛的事情还未得到领导的批准，虽说是写了请求报告，但这是先斩后奏的举动，是违反纪律的，会受到严重批评的前兆深深的笼罩在我的脑海里，所以自然而然的思索着事情的可怕的后果。几分钟之后，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扎着两个小辫子身着咖啡色的上衣，下身紧裹着西式束装，打扮显得格外的苗头和潇洒，一双机灵的黑眼珠，含情默默，看似一个典型的法国女郎。
　　
　　“同志，请问你是一号床位吗？”她走到我的床位前面问。
　　
　　“是啊，怎么了？”我不解的凝视着她的眼睛，很随和的回答着。
　　
　　“我是二号床位，又是女同志，上下起居不方便，对你难免也是不礼貌的，所以我想跟你交换下铺，行吗？”，她祈求的目光看着我。“有这个必要吗，如今男女平等，没关系的”，我很理智的回答着她。她那双黑色的眼睛仍然直射逼着我的眼睛，似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紧追不放的继续嚷道：“我是尊重你的意思”。她那坚定不移的神情感染了我，使我不好意思的自圆其说了，“换就换吧”，我边说边拿下我的包裹向上床一扔。她那娇嫩的脸上显得格外高兴，喜悦的连声说：“谢谢了！谢谢了!”她的脸上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两个酒窝越发红润可爱至极。两个年轻人的目光互相对视了许久之后，转入了笑谈之中。相互报了姓名、职业、籍贯等一系列套话之后。陌生感也就随之无影无踪了，原来陌生的孤独旅途增添了一丝喜悦和乐趣，然后我们谈到了个人的日常生活、爱好、文学典故等等无所不及，畅谈之中我了解到她很爱文学，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虽说是一个复旦大学纤维系的学生，但是从谈吐中了解到她的文化范畴和爱好很广泛，口才流利大方，表达能力也很不错，普通话讲的很标准，偶尔“阿Q”也是穿插自如，显得格外潇洒自如。她喜欢莎士比亚，热衷于西方文学，西方的自由，他仿效西方男女之间无拘无束的情侣风流。她非常开朗大方，体现了城市女性的本色，可谓是典型西方女性的代表，也是一位人见人爱的秀芳。她善于交际，同一间房的3号铺位宜昌市建筑工程师田静和4号铺位的钢铁学院学生张宪思，在短时间内我们四位都成了好朋友。顺江而下，历经的而大小码头都要靠岸，很是费时间，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终于到达了上海。她是上海人，主动承担起了东家的责任，当起了导游，带领我们到了虹口公园瞻仰鲁迅先生铜像和陈列馆，带我们到上海滩，人民公园等地游玩，每到一处总是我们四个人合影，在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是都是留下姓名和收像单位地址，她付了钱就了事了，谁知对我来说是埋下了终生难让和后悔莫及的祸根。谁知这些照片寄到罗田之后，引起了领导的猜疑，直接反映到县委五人办（即肃反办），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便派人到武汉，上海，宜昌取证调查。由于这件事，我治好眼病之后，到了1958年的2月份才回到罗田，3月份就开始集中全区的干部在垮马敦供销社开会对我进行批判，并将我软禁，要我将事情交代出来。区委主持会议，县五人小组领导参加，严肃庄重而且森严，我的行动完全受到了限制，而且很多专人监视，哪怕是小便也有人监视，简直就是相当于要判刑的犯人一样对待，我蒙冤批斗。会议的主题是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对我进行了残酷的审讯，，由于我本身没有反革命的事实，我当然不慌张也宁死不屈，经过三十多天的批斗、吊打和泼水等等各种残酷的逼供审讯以及折磨，直到第39天的下午，我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经过再三思考，我明白这冤屈，跳进黄河洗不清啊，还是一死了之为自己讨个清白。
　　
　　大会唯一的证据就是几张我在上海留下的四个人的照片，其他的纯属他们给我捏造的，我宁死不承认，在万分愤慨之下，我拿起毛笔写下“应有尽有”，然后甩笔径直的跑向河岸，准备投河自尽，了却人生，以死鸣冤，还我清白。
　　
　　然而，区委周汉桥区长见状急忙的跟上我，在我离河岸一米之遥的时候，他一把抱住我，后面赶上来的群众将我连拖带抱的弄到了住所房间，周区委与我再三的与我谈话来安慰我，并与我晚上睡在一个床上，他将房门锁上。晚上睡觉时候怕我又想不开寻短见就将我拉着睡觉。我整夜难眠，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其实脑海里一直在思索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彻夜难眠的思考着什么时候能够真相大白，还我清白。
　　
　　天刚刚亮了，炊事员就给我送来了早饭，好心劝我吃点。一会儿周区委接了个电话，然后通知大家吃晚饭之后开会。随后他满面笑容的走到我的房间里面叫我快点吃，说我没有政治问题，同志们对你的批斗只是对你的预防针，别挂在心上，你今后好努力工作，争取更进一步，你一定会有前途的。中饭后，周区委发言：“现在我宣布，李天锡同志上海政治问题，经过原“五人办”专案组的调查取证，已经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小李是被冤枉的，我们希望小李放下包袱，回到单位好好的工作。”
　　
　　虽然冤情得到扫平，会议结束之后，但是心情一下子难以得到放松，真难以说出来的滋味，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表现。
　　
　　这也是我曲折人生当中的一插曲，经过这一番折腾和磨练，让我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写下这首诗表达我对党的恩情。
　　
　　上海合影若祸根，交朋友假和真？
　　
　　含冤难解投河尽，党恩真是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