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
篇一：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了解
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了解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都在为中国的将来寻找出路，经过了10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首先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再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是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今天的以市场调节为主，法制为辅的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但是，中国将来的发展将会更好。
1.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
在鸦片战争前期，中国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仅在广州设立十三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中国对于外面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中国主要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19世纪中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虽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当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为了开辟和扩大国外市场，英国于中国进行贸易，而当时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并且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出超的地位，英国为了改变这一形式，借着硝烟一事对中国发动了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中，英国就要求中国对外开通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贸易，并割香港岛给英国，攫取中国的领事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相继对中国实行掠夺。特别是经济上的掠夺，列强在各个不平等条约上都要求中国赔偿巨款，除此之外，利用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取得廉价原料的基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从长期出超逐渐变为大量入超。洋货的大量倾销，使得中国民族企业的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受到排挤，对中国进行掠夺和榨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但是，小农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鸦片战争后，一些官僚看到了外国人的先进设备，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兴办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突破封建制度的束缚，而且对于外国具有依赖性，再次就是洋务企业的管理不科学、腐败，再加上当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掠夺和压
迫，洋务运动的失败成了必然。但是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2. 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
民国时期，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转 载于:wWW.cSsYq.cOM 书业网: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历程)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3. 新民主主义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状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它代表着各革命阶层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它既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改变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条件。“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三大改造前，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我国的经济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大部分资产都是私有，三大改造就是为了把私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实现公有制。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我国也由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踏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
4.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
在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20多年间，中国人民先后经历了“多、快、好、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的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升，人民的温饱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虽然在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体上都比1965年有所增长，但是任命依然贫穷，技术落后。而且当时的计划经济存在着很多的弊端，使得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降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做了讲话，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国国内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
革，并试图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提出改革开放的主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进富裕起来，真心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经济不断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当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自从1840年国门被强迫打开后，中国就被动地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从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发展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境况中，但是中国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好！
参考资料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09年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9页
【4】 搜搜百科http://baike.soso.com/v5862937.htm#11
【5】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75591.htm#1
篇二：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分析论文
浅析现代中国经济现状
云yitian
摘要：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大力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经济将在中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而然，中国的现状不容乐观，与经济水平脱节的社会现象屡见不鲜。这需要我们转变思维方式，积极面对中国经济变革。 关键词：经济变革、市场、社会
中国自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后，在短短四十几年里，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证明了市场的价值。这让中国政府愈发重视市场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过去是基础性）作用”的要求。这无论对整个中国社会还是对我们大学生，都是挑战。
挑战，总伴随着危机。中国未经历系统的资本主义发展，目前又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利用市场发展只是调和矛盾的一种手段。我们只能在大致估计中国走向的情况下，向前摸索。这时，软实力的短板日渐显露。
市场经济过去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自由的商业系统。（1）这种系统可以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创造财富。但这需要完善的货币管理安排，否则，危机在所无免。中国的现状无疑是令人堪忧的。我认为这一点仅从社会层面上的表现便可见一斑。
第一，中国人的信用度较差，且分布不平衡。2011年的一项中
国信用大调查显示，军人，农民，学生诚信度较高，但他们显然消费力有限，难以促进经济繁荣。诚信较差的是食品，广告，房地产等行业。这些前者为民生之本，后者可活跃市场经济的产业，大都有严重的信任危机。中介等服务业再次评为诚信形象最差的的行业。这将不利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市场依赖于资本的流通，资本流通则需要信用的广泛展开。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任何好的发展市场的举措都难以得到响应。
第二，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冗杂。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蒋之高层机构和毛之低层机构间添加新制度完善其结构断层。机构错位现象不断加剧。虽然几年中央不断简政放权，但完成的速度能否跟上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个未知数。
第三，中国的文化现状与经济水平有一定差距。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具有较强的包容性。我觉得正是这一点，是中国现代经济变革中自相矛盾颇多的重要因素。我们总企图学习他人好的地方，同时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但事物的相对性总使我们措手不及。例如，我们企图借西方自由主义来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却让功利化加重。我国文化的双重性发展要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片面的接受它。
挑战，也意味着机遇。这里，就以我们大学生为例来分析。 处于经济大变革中，大学生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充满变化。未来的我们不会寂寞，因为时代需要有激情的我们去改变。有许多大学生一定认为，自己并非伟人，不能对世界产生有效影响。实际上，当我们认为根本改变不了时，我们已悄悄改变了这个世界。
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实证性的方法论。我们需要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正确而有意义的预测。（2）这样，我们的行动则基于判断基础上。抓住机遇，需突出关键。
当下，我们看问题，无需过分关注其是否合情理，而要以真实存在的条件来直接判断结果。任何变革的初期，矛盾总是明显的。大学生回避价值判断，有利于其适应当下的经济变革。例如，对于不公平，我们不是抱怨其不公，而要努力让自己脱离不公。我们的主观评价会使我们丧失机遇。客观看待事物，我们便在挑战中看清有利于自己的一面。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3)我认为这无论对政府还是个人，都是适应当下经济变革的有效行为准则。政府的计划不可能面面俱到，需要妥协，抓住主要矛盾，推进改革。信息化时代下，个人尤其是我们青年人，极易受外界因素干扰。我们常丢弃旧的来追求新的发展。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懂得护守现成的稳定，就已经得到真正的逐步更新。政府和个人，都要一步步前行，不可贪多，不执着于争名。这样，中国经济便可在平稳较快的发展轨道上越走越远。
(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
年2月北京第2版 ???ば轮 三联书店2007
(2)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14年3月第1版
(3)《老子》 远方出版社 2009年4月第2版
篇三：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中国企业的发展史 1978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井有条。
但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20多年后，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陷入了泥潭。
于是，变革成为一种必然！
1978年：时代的拐点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中度过。 20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社论。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偏差。因为在已经泛黄的1978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养猪的新闻。
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个十分微妙的年份。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
文章作者胡福明，变革初期思想领域的“违法第一人”，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语境。就在他作好坐牢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嘛，扳不到嘛！”
邓公一席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
“唯实践论”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号角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中国企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
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
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这在即将开始的30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谋的，都是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穿着破衣褴衫的农民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干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不少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迅猛生长，在逻辑根源上，应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
也是在1978年，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人民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创记录地当了48年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
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团。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均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要什么做什么。
让人惊奇的是，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
在1969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1971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7~8年后，在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式的乡村集体政权及其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飞奔，这自然是在1990年之后。
1979年：闪闪的星斗
这一年，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里一个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长的故事来自于生活本身。他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他的这些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接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
这显然是一部不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板戏”的特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的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沉闷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出现的新景象。 “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
历史碎片一：烤鸭上的现代经济元素
1979年5月1日，北京烤鸭店和平门分店开张了。让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
开业于清同治三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事实上，对中国来说，1979年已经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在北京，外汇管理总局成立，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
在上海，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6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6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行业的缩影。
历史碎片二：周冠五模式思辨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
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因此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也不例外。
1989年辞世的松下幸之助是邓公为中国企业家寻找到的第一个商业偶像。他从做自行车店学徒开始，数十年后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传奇很能够激励同样出身卑微的中国企业家。另外，松下幸之助提出了
很多最基本的经营理念，譬如注重质量、培养人才、建立销售网络、为顾客提供服务等，它们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本教科书。
而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周冠五模式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榜样，但这个榜样却将国有企业改革带向了一个误区。
早在1978年，中央就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国有企业权力，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此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
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60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周冠五，军人出身，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规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这个管理办法让当时纪律涣散的中国企业界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
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都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完成改造，这种幻觉一直持续到1997年。 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便直接触及到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
这种权力调整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境下持续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如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这十六个字堂堂正正，掷地有声，成为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
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那么明显，那就在最后四个字“歉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歉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会出现，但它如同一个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事实上，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间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是，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
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