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主讲人：泾川县委党校 冯慈理
同志们，今天我们一起就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党的十七大深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的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们前些年科学发展观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深刻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我们今天就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思想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理解。
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的工作和出发点；尊重人民的主体，发挥人们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民全面的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
这一段表述是一个高度理念非常深刻的论述，接下来我们想围绕四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个问题是要回答为什么要以人为本；第二个以哪些人为本；第三个问题是以人的什么为本；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做到以人为本。
下面我们一起来研究第一个问题，为何要以人为本。
中外思想家的观点： 我想第一，以人为本是基于中外思想家关于人的本性、人的作用、人的意义一系列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思想家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过于人”。这些重要的思想要强调要利民、育民、养民、惠民。不过这些古代思想家的观点是一个朴素的民本思想，它是相对于过去君本思想而言的，而且看到它是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到了近代西方形成了人本主义，它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神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张扬人性、反对神性。对于这些人本主义，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类解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主席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深刻提出要“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重要的
思想。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在人类思想家关于人的一系列重要的论述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我想它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大家知道建国将近60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不平坦，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脱离了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正确的轨道，把工作重点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轨道上。所以忽视了对于人们权利的重视，忽视了对民权的改善。所以到了1978年国民经济几乎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怨声载道。 1978年以后，我们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充分的发挥和调动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民、工人这样一些普通人士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想这是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的前一些年，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改革处于一种普惠期，所以老百姓是真心的拥护、认同、认可我们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我们在坚持经济建设正确方针的时候，有意无意把追求GDP作为唯一的目标，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人民群众福利的改善。所以这些年来城乡差距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基于这样一种改革、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提出发展要依靠人、发展要为了人、发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这样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为什么要坚持以人为本，也是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上需要这个前提出发。
大家知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引导中国人民得以解放。在中国几千年的革命和发展历史上，确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人民真心的拥戴，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但是我们知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人民群众要求的变化，我们必须要做出新的功绩赢得老百姓的认同、取得执政的合法地位、合法性。国内外一些
大党、一些老党几十年的执政的兴衰也说明了这么一个道理。
比如说前苏联共产党执政几十年，70年的一个大党一夜之间轰然倒下。印度国大党执政几十年，也是在1992年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党在台湾执政50年，也是到2000年的时候丧失了执政地位，08年重新走向执政地位。这些大党、老党的兴衰、起伏跌荡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党要想长期执政、稳固执政，必须要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戴，要做出业绩来，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要在引导人民发展的过程中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所以我想从中外思想家观念的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从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需要这三个维度，可以充分说明我们今天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的时代意义。
第二个，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以人为本到底是以哪些人为本。
因为大家知道一个社会它是由不同的人，也就是说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所以我们不能抽象、空洞的讲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到底是社会里面哪一部分人为本呢？
我们这些年来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系列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负面的例子。比如说08年在贵州省瓮安县发生的“瓮安事件”，也就是网络上、媒体上讲的“6?28”事件。大家知道它的事件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一个叫李淑芬的初二小女孩，和几个同学一起玩耍的过程中投河溺水而亡。由于家属对于公安机关尸检的结果不满意，对于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些意外死亡事故里面的一些做法不满意。加上黑恶势力的一些参与、一些推波助澜，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几千人、上万人冲击公安机关，冲击党委政府，把公安局大楼砸了、烧了，把警车掀翻、砸坏、烧了。把我们公安干警打伤，把政府大楼烧了。当时有些记者去瓮安实地做了一些调研，当看到现在的政府办公大楼、政府已经夷为平地，办公地点移入到一个民巷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这个事情留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其实瓮安县在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州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县，而且这些年来当地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因为它的资源比较丰富。有磷矿、有煤矿，而且瓮安人自古有外出打工、经商的传统。所以记者去了以后当地很多周边的县市的领导干部和老百姓们说，瓮安人是黔南州的
犹太人。对当地的民风，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精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正是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势头比较好，而且老百姓比较精明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群众对于地方的党委政府这些年来的工作非常不满意，黑恶势力猖獗，市民没有安全感，所以引发了这么一个我们不满意看到“6?28”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哪些人受益？哪些人没有受益？我们经济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解决少部分矿主、少部分干部的利益，还是为了解决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农村是以人民公社的方式把大家组织起来。城市是以单位的形式，后来我们把它称之为单位制，把各种人组织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中介组织、盈利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组织结构、就业结构、阶层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这种变化都体现为我们现在人民社会地位、群体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在深圳、东莞这样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专业技术阶层，各级工商户阶层，新企业主阶层在社会结构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在贵州、甘肃省、青海这样一些西
部边远地区，新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少。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地区07年酒仙桥因为危旧房改造，要实施全民投票这么一个拆迁案例。事件的起因是这样，2003年北京市酒仙桥地区被列入市危旧房改造范围。酒仙桥危改拆迁项目涉及四千多户没有产权的单位公房，而且分好几个单位。酒仙桥地区危改设计的房屋包括4211户没有产权合居的筒子楼住户， 551户无产权的平房住户，707户有产权的成套单元房住户，情况相当复杂。应该讲当地的党委政策也是本着和谐拆迁这样一个理念，制定了很多方案。2005年10月朝阳区政府发布《酒仙桥地区危旧房改造拆迁补偿安?实施细则》，规定最低户补偿标准是9.9万元。2006年的9月，该地区半数居民签订了《回迁安?房预定书》。2007年5月，酒仙桥街道办事处组织酒仙桥危改区居民意见调查，问卷设计危改政策、危改健全、危改拆迁补偿等方面。 2007年5月，项目实施单位公布《酒仙桥危改工作补充意见草案》。规定在第一批次外迁奖励标准2300元/平方米的基础上，增加外迁安?奖励费2000元/平方米。此外对低保户在拆迁公告明确的搬迁期
限里按期搬家的，给予每户补助三万元。应该讲这个拆迁补偿的方案和标准上上下下经过了一系列反复，也征求了被拆迁户的一些意见，但是老百姓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意。因此到了6月2号，危改拆迁表决书发到居民家中，并于6月9号进行投票。当天晚上投票如期进行，共有3711户居民参加投票，占全部5473户的67.8%，其中赞成票2451张，占总数的66%，占所有居民的44.8%，反对票1228张，占总票数的33%，无效票32张。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也是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从表面上看，投票里面66%的居民是赞成票，但是一些群众讲，一些专家也讲，为什么我的房屋拆迁要我的邻居来决定，所以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所以2007年8月26号，酒仙桥地区又再次贴出公告，拆迁再度延后一年，要到08年8月底形成新的方案。 我这里有一些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想瓮安事件也好，酒仙桥案例也好。它都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群组成的。政府说要以人为本，到底哪一部分人为本，这个利益如何平衡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里面，要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空洞的讲以人为本这么一个
理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探讨社会是怎么构成？社会由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群众、不同的阶层在社会当中所处的位?不一样，不同的位?及其连接方式形成了社会学上所讲的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群体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想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这么六个方面。
第一，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农村是以人民公社的方式把大家组织起来了，城市是以单位的形式，后来我们称之为单位制把各种人组织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中介组织、盈利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所以说这个组织的结构这些年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样的变化是就业结构，现在的结构是以市场选择、市场择业为主导。有在国家政府机关工作，更多的人在非公有制企业里面工作。还有在跨国公司里面工作，还有自谋职业的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就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另外是阶层结构，还有家庭结构。阶层结构待会儿专门讲，我们的家庭结构向着小型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了很多核心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
我们的城乡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城乡结构是铁板一块、铜墙铁壁。农民很难转变身份，很难到城市就业。尽管现在的城乡结构并没有完全的打破，但是已经大大松动了。我们有一亿多农民可以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形成所谓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另外我们的东部、西部，我们的区域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组织结构、就业结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这些变化都是体现为人们社会地位、群体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30年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有什么特点呢？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我把它概括为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结构趋向复杂化和高级化。应该说我们这些年来以阶层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刚才已经讲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社会阶层结构
比较简单，当时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所谓两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年前有些学者提出了中国社会13亿人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这十大阶层它表明的不仅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化，实际上也越来越向着高级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现代化社会里面所需要的应该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我们国家都已经出现了。
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前已经消失的私人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里面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社会里面来了。这是第一个特点，现代社会结构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结构趋向复杂化和高级化。
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二个特点，我认为是结构变迁存在区域不平衡。东、中、西部，我们的社会分化、社会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深圳、东莞这
样一些沿海发达城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私人企业主阶层，在社会结构里面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像贵州、甘肃、青海这样一些西部边远地区，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少。
不仅如此，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新的现象。就是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城乡结构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过去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现在在发达地区存在着一个双重二元结构的问题。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外来人与本地人新的二元结构的形成》这么一个题目。
大家知道深圳是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具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只有200万人。东莞也是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但是具有本地户口的人只有170万人。所以这两个城市在常住人口里面有1000多万是外来人口，大大超过本地人口。所以我们说本地人口是200万、170万里面既有城市人，又有农村人口。这1000多万外来人口里面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当然也有城市户口。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享受的国民待遇是不一样的，在住房、医疗、孩子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方面享受的权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提
出一个概念，我说现在各级政府提倡统筹城乡发展。现在像深圳、东莞，包括浙江一些沿海发达的城市，那个地方的统筹城乡发展到底是统筹本地人的城乡，还是统筹所有人的城乡？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现象，说统筹城乡发展到底是一个户籍的概念？还是一个区域的概念？还是既有户籍也有区域两重的概念？所以这是我讲的区域结构也存在着不平衡性，出现了新的二元结构的问题。
第三个特点，我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变迁出现了阶段性特征。这个特征体现在阶层结构变迁上，我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阶层边界逐渐明显。改革开放这30年，如果看近十几年来人与人的区分，边界越来越明晰。第二个，出现了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如果后面有时间我会解释这个概念。第三，改革开放后十几年来，普通的老百姓向上流动、改变身份、改变地位的难度加大，也就是说向上流动率降低。第四，阶层复制性现象增加。所谓的阶层复制就是子女一代和父母一代职业的重复、地位的重复和复制，表现为阶层的复制。举例来说，假如20年前我考不上大学，我到北京打工、当农民工，我20多岁的时候是农民工，我干了
20多年干不动了、回家了。我儿子考不上大学，也到北京打工，他20岁的时候跟我20岁的时候一样，都是农民工。这就是我们家庭父子两代阶层位?的复制。
我们可以看出来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强大，它表明和表现的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阶层的复制。尽管现在新生代的农民工挣钱一个月一千多块钱、两千多块钱，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父辈20年前挣的多得多，当时可能他们挣的是一百、二百块钱，但是他的身份和阶层位?和父母这一代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我说，现在社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第四个方面，就是出现了阶层的复制。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渐建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民的社会地位，阶层分化的标准、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什么是组织资源？它是指人们在党政国家机关所占的位?，因为这个位?给你带来的人财物的调控的能力叫做组织资源。由于农民工这个群体庞大，它带来了农村得留守老人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还有留守儿童的问题。
社会结构变迁的第四个特点，我认为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发生了改变。机制的规则发生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层规则有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不太分化的社会，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两大群体、两大阶级。当然工人和农民的内部也有一些分化，当时的分化主要是指政治的分化，作为人们分层的标准。改革开放，我们市场经济逐渐建立的过程里面，我们人们的社会阶层分化的标准、规则发生的很大的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社会跟30年前不一样了，跟外国更不一样了。在西方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的阶层位?、社会地位的分化、测量的标准，主要是职业作为分类的竞争。人们的职业，它包含了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的工作、生活、思维等等很多信息或者说是主要的信息，但是在中国不行。中国同样是教师，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大学和小学，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有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处长，有权部门和没有权部门也有很大差异。所以，根据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要综合考虑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来区别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且我们认为组织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什
么是组织资源？它是指人们在党政国家机关占有的位?。因为这个位?给你带来的人财物的调控能力，叫做组织资源。所以往往人们认为，一个重要部门的处长比一个腰缠万贯的，甚至千万贯的私营企业主的地位高。我们经常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管交通的项目投资的处长，一年可以，他那个处有几个亿的资金要投资，他的地位跟一个具有一千万资产的一个私营老板比较的话，谁高谁低？有的老百姓很难测量，很难给出正确的答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他们俩一起吃饭，最后谁买单？我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以后，很多人都笑了。说，肯定是老板买单。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老板要请我们的处长吃饭呢？还不是看重他手里面掌握的那些资源吗。所以那几个亿不为他所有，但为他所用，所调控。这就是组织资源。所以根据这样一种标准，我们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前面讲的十大阶层。
第二个变化，就是变迁的这个机制的变化，我认为是社会流动机制新的变化。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社会阶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人们所处的位?从哪儿来的？是流动来的。往哪儿去，要流动走。所以阶层和流动，社会阶层跟社会流动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们阶层的形成机制，或者说流动机制，这三
十年来有了新的变化。我认为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传统的政策因素对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影响力下降，市场的影响力在增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很多是政策带来的。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有的农村人胆子大，敢于搞长途运输，个体买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投机倒把，是要打击的对象，但是我们沿海一些人，包括内地一些农民胆子大，有经商意识，有冒险意识，他就敢于冒这个险，做长途运输，个体买卖。我们当时在改革开放过程里面，我们的政策慢慢松动，认可了这样一种认为，所以很快他们就成为万元户，成为富裕户。社会地位得到的得胜。所以这些传统的政策的因素，影响力，让人们改变的身份，改变了经济状况，改变了家庭地位。这些年来，市场选择的力量在逐渐增强，政策的空间影响力在下降。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是结构性变迁造成了部分精英失意，但同时存在精英的再生与权力的延迟效应，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表述。我解释一下，结构性变迁，比如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政策对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全国有三四千万工人下岗，其中包括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
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精英，他们是经过千军万马激烈竞争挤过独木桥上了大学，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潮里面，他们下岗了，他们失业了。这一部分精英必然对社会有怨言，有牢骚，因为社会地位下降，所以由原来的精英成为失意精英，所以社会地位下降了。但同时在我们的研究里面也发现，过去我们说，在部分精英失意、地位下降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精英又得到了再生。同时过去我们政府在党政机关占有的位?，拥有的权力对于一些人下海经商，创办企业还是发挥着延迟的效应。
第三，社会流动机制的新变化，是现代市场规则发挥更大作用，但是起点的不同造成了新的结构性障碍。虽然我们现在说，就业也好，创业也好，收入分配也好，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要看到，经过这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我们有一些基层群众，有一些普通老百姓因为起点的不平等，他们的子女在享受高质量的优质的教育方面处于劣势。我想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大家可以明白。我们重点大学，好的大学里面现在很多学生来源于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真正的广大工人、农民这样一些普通家庭子女能够享受像北大、清华这样教育的人数，现在是越来越少。因为这样一种结局，就有可能造成这种普通家庭子女在
就业上面，在市场经济这个选择里面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形成我刚才讲的阶层的复制现象。这是阶层结构变迁的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方面，我觉得现在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变迁里面，价值的整合功能弱化，利益的整合功能增强。什么叫价值的整合功能？就是人员之间形成社会关系，又分成了个体，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社会，组成一个群体。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很大程度上是靠着一种共同的理想，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们仍然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整合功能在弱化，现实的利益需求在维系人们这种关系，形成社会结构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第五个，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
第六个，变迁不均衡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因为结构的双方几个维度，变迁的速度不一样，就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里面大概有这么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城乡二元结构有所松动的情况下，我们出现了一亿多农民工，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的这些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员，广义的农民工已经是两
亿多人。由于农民工这个群体庞大，它带来了农村的留守老人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还有留守儿童的问题。全国大概有两千万留守儿童，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教育，他们的健康成了问题。还有进城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所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留守老人都是伴随农民工这个现象带来的新问题。
第二个贫困的问题。尽管我们国家农村扶贫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978年的时候，我们不到十亿人，中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到了1993年我们还有八千万，到了去年2007年底为止，我们宣布我们农村只有1400多万贫困人口。应该说，脱贫减困这样一个工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效。但是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贫困人口，绝对贫困的标准是比较低的。2007年提高了我们的扶贫标准，由原来的前一年的695块钱，提高到783块钱。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标准也还是很低的。有专家测算，如果把农村贫困人口绝对贫困线由目前的783块钱提高到1300块钱的话，大概我们农村贫困人口还有四千多万，加上低保、特困等等，可能还有八千万。不仅是农村有贫困人口，城镇也出现了贫困人口。当然现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保障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特别是贫困
人口的生活。去年，大概有2300万城镇居民享受了低保，他们是贫苦人口。
第三是失业的问题。过去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失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用待业，后来是下岗，慢慢我们现在是叫登记失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每年不说农村，我们城镇有几千万，至少有一千万人当年找不到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第四个，我觉得是失地农民问题。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中国有四五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
第五，老年化问题。由于计划生育的强制执行，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经济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老年化提前到来。到今年上半年为止，中国十三亿人口里面超过60岁以上的已经占到11%，已经有1.49亿老年化人口。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老年化人口里面农村人口，农村的老年化程度比城镇更严重。
第六个问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也是引发老百姓不满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七是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我这里有一些数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地说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测量贫富差距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其实基尼系数主要是讲收入差距。如果要考虑到人们的财产这个因素的话，因为在相当一些人里面，收入不等于财产，工资不等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赵文武先生利用他们所在全国做的一个调查，计算出2002年全国居民财产分布的状况。当年，也就是2002年，全国人均拥有财产最多的20%人口，占有了59.3%的财产，而拥有人均最少的财产的20%的人口，仅有2.8%财产。就是最高的20%和最低的20%的财产户，两者的差距是多少？两者的差距的比率是21倍。如果换一种算法，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财产户对比的话，人均拥有财产最多的10%的人口拥有的财产是最低10%人口的将近61倍。所以这个差距是太大了。所以赵文武先生用财产分布这个基尼系数来计算的话，全国总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是0.55元；如果用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2002年是0.454。所以我们说了财产的分布的差距比收入分布的差距要更大。
实际上，这些年来这个差距最主要还体现在城乡差距。中国的城乡差距到去年为止，已经达到三倍多。就是去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3.33倍。这3.33倍还只是一个国家公布的数据。如果要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的一些福利补贴，隐形的收入、实际的收入差距大概是5比1到6比1。我这里有一个1978年到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布变化曲线图。从这条曲线图上可以看出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要缩小城乡差距，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也是一些人对社会不满，对政府不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到底我们今天讲以人为本，应该以哪些人为本？我们可以通过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出来，社会是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人群组成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在社会当中，在改革发展过程里面，他的地位是变化的，是流动的。有些人在改革里面得益了，有的人预期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现实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的人地位下降了，有的人地位上升了。所以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政府在以人为本应该作出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观点是政府的作用在于协调和平衡各方面。这就是以人，不是代表哪一个特定的阶层，哪一个特定的群体的利益。它是超越于一般的阶层，一般的群体，要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我这里提出了政府要关注的、平衡、协调的三种阶层关系。
第一个是要注意平衡弱势和强势阶层之间的关系。所谓强势无非是占有资源比较多，在社会上面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人。包括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这些人都是强势阶层。具体而言，就是党政官员、老板、知识分子是强势阶层。弱势阶层就是占有资源比较少，社会影响力比较弱。普通的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失业人员、残疾人员、老年人，这些都是弱势群体。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里面，我觉得有三种情况：一个是干群关系；第二个是劳资关系；第三是贫富关系或者叫穷富关系。这三对关系要重点处理好。
第二层关系，就是强势阶层之间的关系。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等等这些强势阶层之间，要建立一种协调、平衡、制衡、协商、对话的机制。特
别是要建立一种制衡关系，防止出现官商勾结，官学不分，商学一家这样一种现象。
第三，要注意失意精英和普通弱势群体之间的问题，要相对平衡。所谓失意精英我前面已经提到了，过去是精英在改革发展中，他们的一些利益没有得到保护，预期的利益没有实现，对社会不满。比如说，有些退休干部、有些退伍军人、有些退休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失业大学生，就有可能成为失意精英。所以我把这些人称之为叫“三退一失”，即退休干部、退伍军人、退休知识分子和失业大学生。当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成为失意精英。那么失意精英和普通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防止失意精英利用普通弱势群体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挑起社会矛盾。
所以我们说，政府在坚持以人为本的作用，实际上是要协调各方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哪一个特定的群体、特定的阶层的利益。在招商引资里面，我们不仅要保护老板的利益，更要保护群众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在环境保护里面不仅要保护商人的利益，更要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在拆迁过程当中不仅要保护开发商的正当利益，更要保护被拆迁户的利益。我们说，政府的作用是超越于各方，要协调各平衡各方的利
益。当然，我觉得以哪些人为主是要重点解决，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当然我们说了弱势群体他是包括两个层面，既有绝对弱势，也有相对弱势。所谓弱势无非是占有资源比较少，社会生存能力比较弱，容易受到伤害这样一个群体。比如说残疾人群，比如说低收入、经济困难户、贫困户，这些人肯定是绝对弱势。相对于我前面讲的强势群体，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就也有可能成为相对弱势群体。所以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这样一个发展理念，它的重心、它的重点是什么？是要关注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关心他们的利益需求。这是我们一起探讨的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以哪些人为本？
第三个问题，以人的什么为本。
一句话，其实我前面已经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以人的什么为本？我说是以满足人的需要、需求为本。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看看，需求是个什么东西？人来到世界上，他是有需要、有需求的。当然，需求根据马斯洛的理论是有层次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最低层次的是生理的需要，再往上是安全的需要，有社会交往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低向高发展。那么需要既有个人需要、
需求，也有社会需求。个人需求不完全等同于社会需求。但是社会需求一定是众多的被认可的个人需求组成。需求是自然形成的，同时又是受社会文化影响。 英国有一个学者詹德森?布拉特提出需求的四种类型：第一种就是个人感觉到的事情。第二种是个人表达出来的需求。有些人有需求，是有潜在的需要，但是他没有感觉到，没有表达出来，那也不能成为现实的。第三是规范的需求。所谓规范的需求就是政府官员或者专业人员对需求不断探索。本来没有什么想法，本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但是别人告诉你，应该这样，激起了你这样一种兴趣。在詹德森?布拉特的说法，他把它称之为规范需求。第四个是比较需求。在比较当中，在跟别人的比较里面产生了需求。比如说孩子玩儿小玩具的电动火车，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这个需求，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有这个玩具，他回来就向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有了这个需求。这是比较当中产生的。
所以我觉得，詹德森?布拉特的需求的分类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说明需求不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它受环境、受社会、文化影响。那么需求为什么说是以人为本的重心和重点呢？因为需求是什么？需求是人
们的利益。这就回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利益？利益是什么？利益是一定的利益主体对于客体的价值体系，它所反映的是某种客体、物质及精神的的东西能够满足个人、集体和社会的某种需求，这是利益的一个非常学术化的表述。实际用我的话来讲，利益是什么？简而言之，利益就是需要的满足、需求的满足。需求满足你了，这就是利益。所以我们过去讲，利益是什么？利益是好处、利益是实惠。都对；但不深刻。利益应该是需要、需求的满足。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的需求作为工作的重心、作为工作的重点。
我们再拓展开来讲，需要、需求与权利又是密切相关的。需要，当然我们说有基本的需要、需求和非基本需求。基本的需求，它是一种普遍的权利；非基本的需求，是一种非基本权利。什么是非基本的需求呢？就是维持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一些条件：吃、穿、住、行、安全的饮用水、健康的医疗条件、足够的食物、稳定的住所，这就是基本的需求。基本的需求是人们不可剥夺的一个基本权利。社会在分配这些，在文明社会、在现代化社会里，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应该是遵循一种普遍的原则。非基本需求是更高层次
的、享受化的、差别化的、发展的一种需求。这是一种非基本权利。需要社会要遵照、坚持一种贡献的原则。谁贡献大，谁就能够得到这种需求的满足。当然我们说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是相对的，是变化的。在过去我们看来是非基本需求，比如说我们住房里面要有自来水，要有抽水马桶，要能看电视，冬天要取暖，在经济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可能是一种非基本的需求，是一种享受化的需求，但是现在在发达国家，这些要求已经变成了一种基本的需求。所以说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是相对的。
需求的满足，它是需要与权利来保障的，所以我们说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关系到需求的满足。为什么这么讲？有很多学者，包括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都深刻地提出，在研究贫困的问题里面深入地指出，贫困是因为权利的缺失。法国人梅纳尔曾经提出了社会排斥这么一个概念。所谓社会排斥，就是一些人、一群人、一部分人，他的弱势、他的贫困是因为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参与社会正常的、主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文化，比如说体育，比如说政治集会这样一些活动，所以他越来越被边缘化，然后发展的空间就越来越小，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不利。所以需要的满足和权利的保护和实现是密切相关的。这是
我给各位分析了以人为本就是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本。讲了一些最基本的需要的理论。
到底我们国家社会需要、社会需求的结构这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发生的哪些变化？我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人们的需要结构、需求结构越来越多样化；第二，需求结构越来越差别化；第三，需求结构越来越高级化。所以可以用“三化”来概括，就是多样化、差别化和高级化。因为需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的利益矛盾增多，社会管理，党和政府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三十年来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它有什么特点？刚才说了，三个方面的变化：复杂化、差别化、高级化、多样化。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概括了五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我们现在的需求，人们的社会需求更加现实和理性，显示出个性化。改革开放以前，包括我们这些人，更多的侧重于追求一种虚幻飘渺的甚至于狂热的一种理想。我们甚至于上小学的时候，站在家门口胸怀全世界，对于理想的追求重于对现实的物质利
益的追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这种需求的标准从天上放到了地下，从空中降到了现实。
第二个特点是基本的生存需求逐渐地不满，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吃、穿、住、行，基本的衣食饱暖解决了，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自我发展，享受比较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生活条件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所以现在我们说是，由深层向享受这个需求发展。
第三，基本的需求的标准在逐步提高，权利的需求凸显。刚才我说了，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是相对的，是变化的。过去说上大学是天之骄子，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稀罕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到比较优质的、高级的、高等的教育，已经变成人们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说基本的需求标准在逐步提高，权利的需求凸显，文化的权利、民主政治的权利，表达、参与、监督、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十七大报告曾经提出，说人民群众利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权利意识不断加强这样一个现实提出来的。
第四个特点，需求的特点是群体和代际之间需求的差异大。农民和工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官员和老板，他们之间的需求是有差异的。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需求比较单一，在穿衣服的样式、颜色，我们在住房建筑追求的风格，我们生产、就业的形式都是非常单一。现在差别化了，差别很大。不同代级之间差异非常大。八零后和九零后，六零后和七零后，五零后不同代级之间差异也非常之大。
第五，就是社会安全需求凸显,人们对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今后的社会风险的担心越来越强烈。所以处于这样一种考虑，人们对社会安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安全的需求包括对养老、对住房、对就业、对社会治安、对食品安全、对生态环境这些要求越来越强烈。这都是我们当前改革开放30年来，带来的社会需求变化的新特点的一个方面。
那么我们国家这30年在满足变化方面，对需求满足方式方面也有了一些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以我们需求的满足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具体表现为：一，现在由过去的单位集体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主，向以市场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主方向转变。过去单位、集体，就是单位制的，单位向社会包罗万象，满足人们一切从摇篮到坟墓的需求。但是市场化改革以后，我们单位的功能逐渐单一化、专业化，单位以后不能办社会、企业也不能办社会。所以各种各样的组织，专业化的组织、分化的组织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要。那么人们需要的满足方式更多是通过市场来实现，但是市场又是不稳定的，又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传统的社会支持的网络功能在弱化。中国是一个讲团体的社会，讲伦理本位的社会，讲差距格局的社会。是通过伦理、通过家族、通过亲情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过去我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这种功能不健全，当然也是相对市场经济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种社会格局。像形成的这种社会支持网络，在保障人民抵抗风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人们的社会流动、人们的地理位?、地理上空间的迁移越来越频繁，家庭越来越小型化、亲属关系越来越简单化，所以说产生的家族、家庭社会支持网络，青年的这种支持网络在弱化。
第三，土地的社会发展面临巨大的调整。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当然现在农业的份额占的比重比较小了，已经降到12%以下了。应该说现在讲农业社会不太准确，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尽管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二三产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的工业结构，我们的人口结构里面60%以上仍然是农民，是农村人口，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我们的就业里面仍然有42%左右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所以我们还可以说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现在没有很有效的、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网络。过去我们农民赖以为生的是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料，也是保障资料。但是在我刚才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的过程里面，土地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所以抵挡风险，满足这样一种抵抗风险的需求传统的方式受到了挑战。
第四是，虚拟世界越来越受到青年人的喜爱，所谓虚拟主要是指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它满足了一大批网民在现实里面难以满足的一些需要，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去重视它、关注它、研究它、引导它。我说了这么多需求的问题，需求结构变化的问题，需求满足方式变化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回到我们第三个问题的主题，就是以人的什么为本？以人的需要为本。我们集中一下讨论，在当前以人为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缩小范围、聚焦要抓住重点。我觉得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解决民生、发展民主。两个词民生和民主，两民。换一种说法就是保障福利、维护权益。要保障实现人民的福利，维护和实现人民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概括一下、浓缩一下，换一个说法就是福利加权利。所以回到我们十七大报告关于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的表述，十七大提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什么是利益问题呢？可以通过我前面的分析，就是民生和民主，福利加权利。再浓缩一下就是别人的需要、人的需求是我们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要着力关注和关心的问题。这是我们探讨的第三个大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实现以人为本？如何以人为本？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执政党、我们政府执政、行政的方方面面。那么这里我就重点讲六个问题，简单的讲六个问题。
第一个是观念的问题。
因为科学发展观更多的层面上、更大的程度上是对我们党政官员而言，不是对老百姓，解决发展的问题是我们执政党的中心工作、主要任务。所以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各级党政官员要转变和树立正确的观念、正确的发展观念和执政的观念。
那么我提出三点，第一是共建共享。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动员和利用全体人民的力量，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的主人。那么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报告也提出来，发展应该依靠人民。要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进来，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那么发展的成果应该惠及千千万万广大人民群众，让广大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都能够充分的、均衡的分享到改革发展的好处、改革发展的成果，所以我们说要共建、共享。
那么再进一步讲，参与建设也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也好，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做到公平公正。前面我提到叫协调各方利益，重要的一个尺度、一个原则、一个标准，我们制定政策的一
个依据、一个出发点、一个归宿是什么？就是公平公正。
第三个我们要树立一种纳税人的意识、树立一种服务的意识。我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通过税收的方式在供养着我们，维系着我们政府的运转。人民群众是我们衣食父母，我们不是人民群众的父母官，所以我们要有服务意识，要有纳税人的意识。想着我们是人民群众雇来的公务员，我们理应做好我们的工作，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服务。我觉得这是三个重要的理念：共建共享，公平公正和服务意识，包括纳税人的意识。
第二个，我觉得要需要改革和完善我们现有的一些体制。
体制的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我觉得有两个重要的体制要加紧研究，着力推进改革。一个是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官员的选拔任用实际上是一种民主的重要的表现、重要的体现。我们要真正的还权于民，让老百姓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有更大的发言权。要加快改革现有的确认式的选举制度，增加选举的竞争成分。政治学一个基本原理，权力来源于谁？权力就会对谁负责。现在我们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时候群众对于领
导干部的升降去留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很多领导干部认为他的权力是来自于上级的单位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权，所以在工作里面有可能出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很难真正的统一起来。所以以人为本很容易落空，它会以官为本，以领导的意志为本。
第二，财政预算上的分配制度、体制要改革完善。不仅要改革现有的现象，这种分配制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效应。1994年我们国税、地税增加以后，现下财政状况越来越困难，所以事权和财权不对称、不统一，这个问题需要解决。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制度，特别是要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建立参与式的预算分配制度。让普通的老百姓、让人大代表有更多的参与预算分配的发言权。让公共财政真正用到最需要的点，发挥最大的效应。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雨露能够照耀最需要照耀的群体。那么干部的选拔任用体制是一个帽子的问题，财政预算分配体制是一个票子的问题。所以我说帽子和票子是一个关键的两大体制。
第三是机制的问题，有了体制，我们的运行机制还要改革完善。这个里面包括第一信息公开的问题，尽管现在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信息公开条例》。但是
据我了解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公开透明是群众参与、群众知情、群众监督的条件。第二要逐渐的完善民意表达的机制，也是诉求表达的机制。现在这一方面，民意诉求表达有一些管道和渠道，但是有一些渠道不是十分的有效，有一些渠道不是十分的畅通。也正是因为它不畅通、不有效，所以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堰塞湖这样一个现象，出现了群众以极端的方式，比如说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表达诉求这样极端的事故。第三是群众公共的参与机制。参与选取、参与表达、参与决策。第四是社会监督机制。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模式要转变，我提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要加强调查研究。特别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听一听一线的、基本群众的呼声，了解他们所思所想，从他们里面吸取智慧、吸取经验。
第二个，要依法办事。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想问题、办事情都要看有没有法律授权。法律对公民来讲，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那么法律对于公务员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
第三是要简化办事程序、减少手续，把转变政府职能、把该市场做得事情交出去，社会中介组织可以做得事情交出去，简化办事的程序，再造政府工作的流程，以方便群众办事为宗旨。
第五是要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这个里面要树立一种顾客导向。除了我刚才讲的要树立纳税人的意识，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待群众、与群众打交道时候，要时时想着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顾客，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我们要以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老百姓，对待来找我们办事的群众。对他们的一些要求要耐心、细致的听取，要做一些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
我们说过很多群体性事件，包括前面的“瓮安事件”。我下去调查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群众非常气愤的说，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爷子。群众办事，这个政府的门很难进、脸很难看、事很难办。我们一些少数的干部工作作风粗暴、简单，不给钱不办、给了钱乱办事，有意设卡、刁难，有意徇私。我们有一些地方党委，我在瓮安遇到几个党委，有两个党委书记给我们讲，说现在有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同志确实不象话。我们有一些乡镇，不说老百姓，不说农
民办事，连我们这些乡镇干部，有些小干部办事都办不来，很多事情必须要书记、一把手去办才能办的下来。
我那天从瓮安到都云去的路上坐了一辆公交车，先在车上跟几个农民交谈，一个老农民可能喝了点酒，非常的气愤。谈到“翁安事件”，他说好，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检法就应该砸烂。当然他说话是有偏激的成分，而且喝了点酒，非常的情绪化。但是我听了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我问他为什么？他讲了自己曾经办事到公安机关要求调解土地纠纷的事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公安人员从办公室推了出去。所以我觉得今天讲以人为本，不仅把我们的工作重心、工作重点、工作方式要转变，我们的工作作风也应该跟得上。
最后一点我想也是第六点：坚持以人为本主要是对于我们党政干部而言，我觉得作为党政干部也应该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要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合理的需求，也就是说要引导社会需求。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在舆论宣传方面要把握好分寸，不能把群众的胃口吊得过高，不能把社会的需求建立在脱离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所以我
认为我们第一项工作要进行国情教育，我们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处于社会主义接连不断，所以我们想问题办事情，我们的要求不能不切实际。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制定政策、进行舆论宣传、进行群众教育的时候要把握好度。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需要注意的要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有序的方式来表达需求。所以我觉得要进行公民教育，要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进行道德教育，教育公民要守法。当然首先是我们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依法办事，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但是同时要进行执法教育。要让老百姓知道他有哪些权利，他这些权利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区去实现？所以我想以人为本在当今这个社会，在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也有很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需要我们去研究。以人为本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价值标准。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人为本”的几个理论问题
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的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纷纷谈论。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哲学家、理论家们的思考，于是又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说法。对于这些不同的理解和说法，现在谈谈我的看法。
一、能将“以人为本”改为“以人民为本”吗？
有人说应将“以 人为本”改为“以人民为本”或“以民为本”，因为据他们说人是有阶级的区别的，“以人为本”不能反映这种区别，所以要改为“以人民为本”。“人”是一个哲学范畴，“人民”是一个政治学范畴，“以人为本”可以包含着“以人民为本”，可以在政治学的层面上诠释为“以人民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却不能涵盖“以人为本”的全部内容。
“民”，在封建社会中是皇帝对他的臣民的称呼，是与“君”相对立而存在的。“民”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以“人民”与敌人相对立而存在的；一方面是官员与老百姓即官与民相对应而存在的。从这两方面的意思来说，“人民”都无法完全代替“以人为本”中的“人”。“以人为本”中的“人”不仅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的“人”，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自身的关系中的“人”。如若不信，你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的“人”改成“人民”或“民”，会不会感到别扭？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社会中是非常强调阶级观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用阶级观点时坚持阶级观点的同时，就不能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问题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是宽广而深邃的，它不仅思考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而且思考全人类的解放、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问题；不仅思考阶级社会中的“人”，而且思考无阶级社会中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马、恩怎么能在160年前创立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学说呢？！
从实践上说，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的翻天覆地大变革，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按照党章总纲的权威论断，在我们的社会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则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的矛盾，而且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人类面临着日益增多的、需要超越阶级界限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全球性的、全人类的问题。在国内国际的这种语境下，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可以说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实践的需要的，是在新的实践水平和新的经验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二、能将“以人为本”改为“以好人为本”吗？
有人说，人是分为好人和坏人的，我们能把罪犯包括在“以人为本”之中吗？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实际上没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人”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人”是经过科学抽象的人，是指具有人的本质、本性的人，是具有做人资格的人。马克思说：“罪犯低于人性水平”。毛泽东在写给审判因逼婚不成开枪打死刘茜的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雷经天的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
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讲的“人”，是有做人的水平、做人的标准、做人的“格”的。当然，从政治学、法学上讲，只要不是被判处极刑的罪犯，仍要给他做人的权利，还要教育他成为合格的人，将其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即使死刑犯，行刑前、行刑中仍要文明地对待之，不能虐待、污辱。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都曾经大量地使用不带副词的“人”来立论，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没有任何人会把罪犯包含在这里所说的“人”之中。由此可见，将“以人为本”改为“以好人为本”实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三、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