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格（七）

　　93、丘陵——“老家”
　　
　　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有人来自于土、复归于土的生命信仰，并且予以强化，推向极顶，形成生自黄土、死归山陵的传统。为什么要归于山陵呢？因为那是“土”更集中的地方，古语所谓“积土成山”；成山则巍然挺立，上接于天，从而天地贯通，灵魂归入宇宙整体，归于永恒了。是故世代以来，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人死后必葬于山陵，无山则堆土成丘，扩丘成山。
　　
　　由此更进一步，“山陵”成为帝王坟墓的专称，《水经注•渭水》：“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又称为“山园”，《汉书•地理志下》：“……非独为奉山园也”颜师古注：“《黄图》谓陵冢为山。”
　　
　　而对一般人，则通称为“山丘”，三国曹植《箜篌引》有句：“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总之，山陵也罢，山丘也罢，所指不过一个意思，那就是：“山”而已矣，那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人最终的“家”。
　　
　　由此，既然世代以来中国人的祖先没有例外都归入山中，则对活着的人来说，山便成为他们的“根脉”所在，为最神圣的所在；而就其“切身性”而言，更超过青天白日——得罪天日，或尚可修补弥合；伤及祖坟，罪在不赦，誓死必报，绝无余地！
　　
　　94、山岳：创世者盘古的化身
　　
　　关于“历史”，过去有两句歌谣这样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了宇宙。事毕，这位创世者倒地而死，他的身体化为了世界的各个部分。
　　
　　据《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这样描述盘古开辟的过程：“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
　　
　　《五运历年纪》描述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而感，化为黎虻”。
　　
　　世界之祖、人类之祖——盘古死后，四肢五体化作了山岳；则作为他的后代子孙，死后亦复同样归入山岳的怀抱，返根复命，是当然无疑的事。
　　
　　95、茶山炎陵
　　
　　中国文化，惯称炎黄为人文初祖，中国人则称为炎黄子孙。这不是平空说的。
　　
　　首先，炎帝是火的发明者。炎帝之名，本身即是标征“火”的一个名称。《说文》：“炎，火光也，从重火。”
　　
　　通常的说法是，燧人氏“钻木取火”而以之为火的发明者。《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又，《世本》亦称：“燧人氏钻木取火，造火者燧人氏也，因以为名。”
　　
　　那么，这“燧人氏”者，果“谁人氏”耶？我认为实际上他就是炎帝，或炎帝同一族。请看《管子•轻重戊》：“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又《论衡•祭意》：“炎帝作火，死而为灶。”与上述对燧人氏的说法，如出一辙。炎帝与燧人氏名号一致——同以火为名，行为一致——同钻木取火，发明火的使用。名、实并相叠合，那认定二者为同一人，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火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生起了至关重要的枢扭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径可以认为：是炎帝将人类领入文明的大门，称炎帝为中国文化之始祖，当之无愧。
　　
　　事情还不止于此。继火的发明之后，炎帝还有更进一步的同样伟大发明，那就是“农业”。
　　
　　“农业”为“神农氏”所开创。西汉以前的史籍，分述炎帝与神农氏，自东汉班固开始，合炎帝、神农氏为一，称为“炎帝神农氏”（《汉书•古今人物表》）两者遂成为同一人。后人接受了班固的说法，少有歧义。
　　
　　文明，从食物与婚姻开始。火，不特与食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更与食物的生产——“农业”有关。炎帝又称“烈山氏”（《史记》补《三皇本纪》），正是原始农业的最典型的标征：烈山烧荒，“刀耕火种”。
　　
　　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播五谷”，创始农业，这对中国以后的全部文明、文化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及古典文化，就其实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化”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又是炎帝将我们领入了文明及文化的殿堂，中国人将其指认为自己的始祖，是当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华文明初祖之一，炎帝神农氏，死后葬地是在山中，古籍中多有记载，炎陵在“长沙茶山”，又名景阳山，在今湖南省炎陵县。
　　
　　96、桥山黄陵
　　
　　湖南陕西，一南一北，南有炎陵，北有黄陵，遥相呼应，并峙而立，就像两枚巨型天钉，将中国总体文化给予强有力的“定位”，这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于古于今于未来，都意义极为重大。
　　
　　与黄帝相比，炎帝在历史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概是因为：黄帝虽然是炎帝事业的继承者，但却又是炎帝的“战胜者”——他是通过战胜后者而取代而继承后者的遗业的，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扬光大，蔚成规模。
　　
　　首先，黄帝建立了辉煌的武业，东征西讨，先后战胜了炎帝、蚩尤、刑天等部族，使当时“天下”从混乱无序进入有序，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奠立“国家”的初基，第一次奠立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初基。
　　
　　其次，黄帝之所以能完成平定天下、统一华夏的伟业，在其强大的武力的背后，是由黄帝建立的统一的民族信仰、社会文化，及较之原始粗疏的炎帝时代的社会组织更为精致有效的管理体制，为基础的。
　　
　　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信仰及社会文化，黄帝第一次提出将道、德的概念提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他“修德振兵”；《新书》更进一步说他服人惟道，“以道高比于天，道明比于丑，道安比于山”，“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平天下”。
　　
　　而黄帝的一些发明，则成为他达成其“德制”的关键性技术支持，物质基础——
　　
　　第一，黄帝时代，“史”官仓颉发明了文字。文字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文化来说意义重大，正可与炎帝发明火的使用相比拟，一以点燃人类的生命，一以点燃人类的精神，同为永恒不灭的圣火。从此，中华民族便决定性地、不可逆转、一劳永逸地走出史前，进入“历史”。
　　
　　其次，黄帝发明了“宫室”，使人告别原始人“穴居野处”的蛮荒时代；发明了弓箭，这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武器；发明了舟车，这被现代科学称为“真正人脑的发明”（真正标志人脑其创造性思维的是圆的车轮）；发明了音律、衣冠，将人领入文雅、教化，等等。
　　
　　所有这一切，总起来形成了黄帝时代的“社会”，开后此中华“五千年社会史”之源，一劳永逸为中华“社会”确立了方向，那就是——“文治的社会”。此后，中国社会一切古典的辉煌，便都是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中所发生。
　　
　　同炎帝一样，黄帝死后，也同样选择了“山岳”做他的归宿，立墓山中。这在史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史记•五帝本记》记：“黄帝崩，葬桥山。”
　　
　　关于桥山的具体方位，历史上有多种歧说，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认为在今陕西省黄陵县西北，有沮水穿山而过，山呈桥形，故名桥山，又称子午山。
　　
　　造化钟灵，在陕西黄土高原上，诸山童秃，独桥山松柏成荫，苍翠独秀，站在老远的山岭上便可看到，使人感到一股旺盛的生命之气，拔地升天，蔚成异观，古老中华文化崇尚生命、生生不息的性格沛然毕现，充塞天地，贯注人心，而让人情不自禁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感到你的渊源所自，你与周遭天地自然的本然内在联系，你与你的同胞的血肉根缘和情缘，以及感到你对这方土地和同胞所负有的天然责任和使命，你不由自主拜倒在这仿佛真具有神性的柏山之下，匍匐在他的脚下，任由一种冥冥之中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将你的心灵紧紧攫住，攫住……
　　
　　南国茶山，北国桥山，作为中华古老文化的灵性化身，历数千年而不衰，的确攫住了中国人的心，而使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膜拜在这两座圣山的脚下，无论在他们昌盛的时候，还是危难的时候，无论他们是一介平民，还是贵为帝王，也无论是汉人还胡人。
　　
　　往古的隆重祭典不必说了，即近代史中三巨头，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都曾将他们的一颗拳拳之心虔诚地献于黄陵的祭台前——
　　
　　孙中山撰《祭黄帝》辞曰：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毛泽东撰《中国共产党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皇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跎。越数千年，强邻茂德。
　　
　　旈台不守，三辅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履俱备。万城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奋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烈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桥山之上，帝陵之前，一祭而国共联合，比肩抗战，驱除强虏，光复河山——经过八年血战，将东洋入侵者赶出中国，完成我中华民族独立之伟业，而拉开中国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大幕。
　　
　　如今，海峡两岸，均达成初步强盛，外人不敢小视。分久必合，迟早总有一天，阋墙兄弟将再度于桥山达成和解统一，肯定是意料中必有之事。有茶山、桥山在，中国就永远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浸育，早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意识至深处的遗传根脉，一同天地铸就，夫任什么外在强力，也绝难拔除，可以断言。
　　
　　97、以尧舜为旗帜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祖崇古的文化。人们通常总以为，如此一种文化系统，必是一种守旧的、眼睛盯着过去的文化系统，而不利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进步。经近百年中国受外人欺侮这一段沉痛的历史，这种看法似乎已成定论，没有再商讨的余地。
　　
　　其实，这断断是一种表面的看法，真正一种皮相之见，骨子里是一种势利眼的心理，是最浅薄没有见识的。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必有一套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任何文化系统，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必有一个核心的“理念”——真正的“原子核”，做为该文化系的中心理想，而将诸观念——“外层电子”——予以组织，此一文化方才成为一个体系而成立有效。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其核心理念——中心理想，即是“尧舜社会”。其余种种纷繁复杂诸观念，都无不辐凑于这一中心理想之下，为达成这一中心理想而直接、间接发挥其各自的功能，尽管表面上看来儒的、道的、佛的参差矛盾，本质上却都是相反相成、共趋一的，诚《易经》所谓“天下一致百虑，殊途而同归”。
　　
　　以“尧舜社会”为鹄的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表面上看去是一套向后看的复古文化系统，实际上，却是一套最具理想色彩的理想主义文化系统，只不过，其表面所打旗帜是以两位古人的名字命名的。
　　
　　要知道，任何社会文化系统所立的旗帜，都是以“原古”的名义创制的。就近代西方文化的社会理想“自由、平等、博爱”而言，这理想的目标是怎么样“给出”的呢？却原来，所据正是理论所设定的原初社会的所谓“自然法”——据这种理论认为，造物主在创生人类时，同时赋予了所有的人同等的天赋人权，人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权利而与“政府”达成契约，来组织他们的社会，安排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这便是“自然法”，是造物者颁布的法，因而也是最高法，是不能被诘问的最后的法，是公理，“当然法”。而依据“自然法”所建立的社会，也便是“理想社会”，全部社会文化系统，也正是为这一“理想社会”的实现而展开而运作的。那么试问：这所谓“自然法”及自然法通行的那个“原初社会”，岂不是比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尧舜社会”更为古老更为元始？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尧舜理想”也好，西方文化的“自然法”也好，都是打着“原古”的旗帜，以原创的名义而展开的一套理想主义的文化系统，恰恰是指向未来的。
　　
　　98、监君监国的政治原则
　　
　　“尧舜社会”以原古社会的名义推出未来的社会的理想旗帜，在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劳永逸地标定了此一社会其文化系统的性质。《尚书》中《尧典》《舜典》的原则，成为传统社会政治文化内在的最高原则，第一原理，而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第一，社会将所有权力一次性地全部赋予“帝王”，以此组织社会，实现社会的一体化；接着，由文化（其具体承担者为士人）对满载权力的帝王进行监护，而“尧舜理想”便成为一代又一代臣子们对天威至上的皇权进行监督、约束、引导——总之，监护——的最高、最直接、因而最理直气壮的根据，无论什么样的的君主，明君还是昏君，都不得不服。
　　
　　于是，这些以天下自任、自以为身荷天赋使命的“士人”们，便根据这最高的第一原理，一代又一代，冒着杀头灭门的危险，前仆后继，对一代又一代的君主们实行着可谓最为细致的“监护”，从身体到灵魂，从修身立德到用人施政，从吃喝住行到婚姻子嗣，没有一样不在注意的范围之内，务必使他们心目中的神圣“君父”名副其实，成为尧舜那样贤明的君主。
　　
　　不错，事实上没有一位皇上能成为尧舜，翻开历史一看，情况或者还更糟，还让更让人失望；但是，反过来说，若不是这套尧舜理论，那么结果就会越加不堪设想，那时，那些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君王们立即将变成一头头张着血盆大口的真正的狮子，一头扎进下面的羊社会，三下五除二，将其毁灭！
　　
　　什么是权力？权力是社会万众集体力量的凝聚、集中化的体现。它必须是受约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尧舜理论，就正实际地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一套这样的权力约束根据、约束准则及约束机制，从而使得像中国这样的庞大帝国经历如此漫长历程而没有走样，才成为可能。只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灿烂的古典文化，才有了今日我们时常挂在嘴上、数说不完的那些么多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尧舜”，就没有中国！
　　
　　99、天下为公的道德原则
　　
　　尧舜理论，不特为传统中国社会上层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权力分配原则及权力监护机制，同时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套最基本的行为“道德原则”。《礼记•礼运》描述尧舜“大同”社会的情形为：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是故谋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简单说，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可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大公；此二字同时也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根本行为准则。
　　
　　个人行为要符合这样的准则难不难呢？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其不难一面而言，这里所讲，无非日常行为，并不是什么孟子所谓“挟泰山以超北海”，是人的能力办不到的事；只要你出以一颗公心，事事想着别人，尽自己所能为别人服务就行了。由于这个原因，故而孟子提出“人皆可尧舜”的著名口号，他说：“舜，人也；予，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也是人，我也是人，只要立志想有所作为，就一定能做到像舜那样。
　　
　　但这的确又是至难的。因为这里要对付的虽然不是像泰山那样不可移动的对象，而是无形的“人心”，但却比对付泰山更为艰难千百倍。《礼记•礼运》有一句话讲到人心，这样说：“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这一句话，我以为把古往今来人类事务的所有难处都概括其中了。人心向己，人心自藏，造化铸就。要把这一颗颗藏起来的向己之心，拿出来，变为纯粹的为公之心，把自己的心变成不是自己的心，而是别人的心，“公有”的心，那简直无异于重新造物。这只有造物主才能办到，而不是人能办到的事。王阳明有言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然而竟然就有两个人办到了，他们就是尧和舜。他们用他们那极高极大的德望，教化了整个社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归于至善，而达到理想的境界。为此，孔子由衷地赞叹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伟大的唐尧，他简直就像天一样，以其至德将万民化入至境，这样的功业，的确叫人无以名状，不可用言语讲说。
　　
　　100、这根本就是一套“理论”
　　
　　不平凡的尧舜“故事”——这是在讲一个社会的童话吗？不！这是在讲“理论”，在讲一个绝对标准的理论。只有绝对标准的理论，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才可普遍地应用于实践，而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至于这理论所讲的情况其实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中可能并不存在，那并不影响理论本身的有效性，是没有关系的。理论允许设定“理想状态”——如牛顿的惯性定律，就是设定在没有任何摩擦力的理想状态下的一种绝对惯性，这在现实当中当然是不存在的。设定理想的条件，由此推论出理想的结果，这是现代科学常用的最一般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一方法，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加以应用了——它就是关于“尧舜理想社会”的理论。
　　
　　然而，中西文化本身的性格却是很不相同的，西方文化多关注“物性”，用很大努力致力于对“物性”的探讨，以图改善人应对物质环境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关注“人性”，而几乎集中全力、数千年一以贯之致力于对“人性”的探讨，以图改善人应付人自身的能力，也就是，力图造出一个“理想社会”来，在此社会中，所有人都倾心向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和谐的，没有予盾，没有恶。
　　
　　最终，西方走向科学，中国走向人文。尽管——如前所述——二者在构造其各自的理论时所采用的方法论其实是一致的。
　　
　　尧舜理论为中国社会标定了发展的方向，模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格局，模塑了中国国民的根本性格。社会，则以向“大同社会”努力为其不改的目标，以中和孝善为佳境；人，则以担荷世道人心的使命为立身最高准则，以强烈的社会关怀为最高价值取向。直至今日，大体仍然如此。
　　
　　则，唐尧、虞舜这两两个传说中远古人物，也确乎“巍巍乎、荡荡乎”，伟大得可以了。
　　
　　101、尧舜禹魂归三山
　　
　　关于尧舜的情况，传说的大体轮廓为：他们生活在被称为“三代”的远古时代，这是一个生活环境虽然严酷（如大洪水）、而社会环境达到最高境界的时代。
　　
　　尧名放勋，号陶唐氏。他的为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评价说：“其仁中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矜。”恐怕与神差不多了。他治理社会，是先“亲九族”，而后“章百姓”（百官），最后达致“合和万国”。对于凶顽，他也决不姑息，而予以严惩。于是，人神共安，四境大化。他在位九十八年，死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菲举乐，以思尧。”
　　
　　尧的最大德性是他不存任何私心。他没有把王位传于自己的亲私，其中包括他的儿子丹朱；而是从社会的最下层选了有高德的舜，考验他，培养他，觉得他完全合格了，就把王位让给他，让他做天子。
　　
　　舜名重华，姚姓，号有虞氏。舜是一个极守亲孝之道的高德之人，他的父亲是个瞎子，娶了一位后妻，生下舜的弟弟象。他们联合起来欺负舜，有几次甚至要置他于死地。而舜毫无怨尤，却更加教顺双亲，亲爱弟弟；直到他做了天子，在后母面前依然温顺如羔羊。他把他的仁爱，也同样洒向他的百姓，爱之如伤；百姓也同样爱戴他，全社会于是化入仁爱之境，连化外的野蛮人也受到感召，纷纷前来投奔。最后，在他年老时，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依照尧的榜样，挑选了一位合格的接班人大禹，让位于他。
　　
　　如果说，尧以“天道”得天下，舜以“人德”得天下，那么，大禹则以功业得天下。
　　
　　禹名文命，姒姓，称为大禹或夏禹。尧舜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堪命。尧曾命禹的父亲鲧治水，不成，鲧被杀。之后，舜命禹继承父职，继续治水。禹上任以后，一是改他父亲堵塞的办法为疏导的办法，二是尽职尽责，绝能吃苦，为了治水，他奔忙在外达十三年之久，其间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在他手里，洪水得到治理，百川入海，人民有了安身立命的生存之地。而他也受到大家的拥戴，接舜之位成为天子。但禹的德性究竟要逊于尧舜，他死时，没有像尧舜那样禅位于贤，而是传于他的儿子启。从此，“三代”大同社会宣告结束，中国第一王朝——夏朝开始。
　　
　　三代君主，德业高天，永远照耀着后世。他们死后，都葬在与上与天通的山中，死而不灭，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直迄于今。
　　
　　尧的墓冢，据《史记》裴骃《集解》，确定为在城阳（又称榖林）的丘垅山，在今山东荷泽县东北，有尧陵。
　　
　　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山之阳，在今湖南宁远县南。九疑山有九峰，舜陵在女英峰下（见《太平御览》）。又据晋王嘉《拾遗记》卷一：“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雀……时来苍梧之野，衔青砂珠，积成垄阜，名曰珠丘。”
　　
　　禹葬于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东南。宋乾德中，置五户守陵，明设陵户二人。
　　
　　与尧舜有关的重要的人物有尧的两位女儿，娥皇和女英，嫁于舜为妃子，舜死后，二妃溺死湘水之中，葬于洞庭湖中湘山，又称君山，今山上有二妃墓，成为名胜。山间有斑竹，传为二妃洒泪而成，又名湘竹，湘妃竹。古往今来引动多少文人雅士讽咏不绝：名篇有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名句有唐人李贺《黄头郎》曰：“水弄湘娥佩，竹啼山露月。”今人毛泽东身为湘人，感受更为深至，其名句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在他的心目中，他领导开展的非凡事业，也就是伟大的尧舜的继续，这使他感到自豪，有诗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尧舜禹将注定不朽，尧陵、舜陵、禹陵所在三山，也将注定永久巍然挺立，与天地一道长存不灭。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中，中国实现了怎样程度的现代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的总体文化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三王的价值也依然不会有所蚀损，因为，那代表一种理想，一种至高无上的德性，是永远不会泯灭的。要知道，在道德这一领域，即使现代人甚或未来人，其智慧也将不会有根本的超越性跃迁，因为，那智慧所由以立基的“人性”本身不会有根本的超越性的改变，可以断言。
　　
　　102、山陵统治市朝
　　
　　中国秦汉以后直迄明清，历代王朝的陵墓绝大多数在山中，集中反映了传统文化山天相通、崇山崇天的意识。而由于每一王朝都绝无例外信奉、崇拜“祖宗”，对祖宗的规矩、家法坚定不疑信守不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死人牵引活人，陵墓决定宫殿，山岳统治市朝。
　　
　　103、骊山秦陵
　　
　　秦陵，中国第一帝，秦始始皇的陵墓，在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背靠骊山，面对渭水。陵墓本身就是一座山，体高47米，周回1410米，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特别透出一种所谓“帝王气象”。
　　
　　104、汉家诸陵
　　
　　汉袭秦风，陵墓均建在陕西高原——或在塬上，平地起冢，巍然如山，如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史记》“集解”说，墓高“十三丈”，广“百二十丈”；或因山筑陵，如汉文帝刘恒的霸陵，《三辅黄图》说：“文帝霸陵，在长安县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陵，就其水名，因以为号。”
　　
　　两汉诸陵，具列如下——
　　
　　高帝长陵，在今咸阳东北；
　　
　　惠帝安陵，距长陵五里，一说十里；
　　
　　文帝霸陵，在长安县东；
　　
　　景帝阳陵，在高陵县西南，高四十丈；
　　
　　武帝茂陵，在兴平县东北，骊山山麓，旁边并有汉大将军霍去病墓；
　　
　　昭帝平陵，在兴平县东北；
　　
　　宣帝杜陵，在西安近郊；
　　
　　元帝渭陵，在咸阳东北；
　　
　　成帝延陵，在咸阳西北；
　　
　　哀帝义陵，在扶风县；
　　
　　平帝康陵，在咸阳西北；
　　
　　后汉都洛阳，诸帝陵均在洛阳东及东南山中。
　　
　　105、三国晋隋诸陵
　　
　　三国魏武帝曹操陵，称为高陵，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九《彰德府临漳县讲武城》云，操有疑冢凡七十二处，在漳水上，自讲武城外，森然弥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到磁州而北。
　　
　　魏文帝曹丕陵在首阳山，称首阳陵。
　　
　　蜀昭烈帝刘备墓号惠陵，在四川旧华阳县西南（今双流县境内）。
　　
　　吴大帝孙权墓号曰蒋陵，在南京东郊梅花山，古称蒋山，俗称孙陵岗。
　　
　　晋文帝司马昭崇阳陵，晋武帝司马炎峻阳陵，在洛阳市北邙山东乾脯山。
　　
　　隋文帝杨坚泰陵建在陕西武功县三畤原。
　　
　　106、唐帝诸陵
　　
　　唐朝诸陵均在陕西，或建在塬上，或建在山间——
　　
　　高祖李渊献陵，在三原县。
　　
　　太宗李世民昭陵，在陕西醴泉县东北九嵕山。
　　
　　高宗李治并武则天合葬乾陵，在乾县北面的梁山，因山为陵。山有三峰，南面两峰东西对耸，远望如双乳，称为双乳峰；北面一峰，远望如卧人之首；整体而观，似一女子平卧体像。在中国所有陵墓中，以此陵因山取相，最为奇绝，显示了墓主武则天的不凡个性。
　　
　　中宗定陵，在富平县龙泉山。睿宗桥陵，在蒲城县东北三粟山。
　　
　　德宗崇陵，在富平县西北天乳山。
　　
　　其余肃宗建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多分布在山间，个别建在塬上。
　　
　　107、宋金元诸陵
　　
　　从宋朝开始，宋明清三朝，集中一地，建造统一的皇家陵区。
　　
　　北宋诸陵：永昌陵（太祖）、永熙陵（太宗）、永定陵（真宗）、永昭陵（仁宗）、永厚陵（英宗）、永裕陵（神宗）、永泰陵（哲宗），均在河南巩县。巩县，四面环山，可以巩固，故名。南宋高宗、孝宗、理宗、光宗、宁宗、度宗诸陵，并在浙江绍兴宝山。
　　
　　金帝诸陵在北京房山县的山中。
　　
　　元朝诸陵，从成吉思汗到元明宗，均葬在“起辇谷”（见《元史》），在今内蒙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黄河西北阿尔坦山阴。葬地名察汗额尔格。今雄峙于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是一座衣冠冢，曾多次迁移，最后于1954年由湟中县的塔尔寺迁回故地。这里，千里草原上碧草白陵，极为醒目壮观，依稀见出当年这位天之骄子的一派雄风。
　　
　　108、明帝诸陵
　　
　　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东郊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孝陵朱红大门，座北朝南，正对梅花山（蒋山），山上有三国孙权的蒋陵。修孝陵时，手下请示要不要把孙权墓起掉，朱元璋说：“孙权也是一条好汉，就让他给我守门吧。”因此之故，孝陵神道绕过孙陵岗，没有修成笔直的。
　　
　　孙陵岗，汪精卫死后亦葬此处。抗战胜利后，汪墓被炸掉了。——一个出卖祖宗、出卖民族的汉奸，也想在中国的山中——那接地通天的神山之中立足，占有一席之地，当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梅花山，山上遍植梅花，每当冬末春初，梅花未放时，红蕾碧萼，既放，漫如雪海，暗香沁人心脾，为游览绝胜之地，汪氏岂有资格享此馨香之祭哉！
　　
　　除孝陵外，明帝诸陵均在今北京市昌平县山中，共计下三陵，为：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陵区北倚天寿山，东西两侧龙山、虎山夹峙并立。三面环山，群峰挺拔，气势雄伟；正南方面对一片平原，视野开阔，气通神畅，确为一块风水宝地。
　　
　　109、清帝诸陵
　　
　　清朝诸陵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关外三陵，其中两座为帝陵：一为清太祖的福陵，背依天柱山，面临浑河，水绕山环，极为清幽；一为清太宗的昭陵，为清陵中惟一建在平地上的一座陵墓，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陵墓，四周宫墙围拢，里面宫殿耸峙，极似一座皇宫。
　　
　　第二部分为清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西北的昌瑞山南麓，有孝陵（顺治）、景陵（康熙）、裕陵（乾隆）、定陵（咸丰）、惠陵（同治）五座帝陵；四座后陵，共葬十五个皇后，其中包括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五座妃陵园，葬一百五十六个妃子。
　　
　　清东陵据说为顺治皇帝所选定，一次外出狩猎时，顺治来到昌瑞山下，见风景优美，山峦间“王气葱郁”，遂取下手上的板指抛向空中，谕众人曰：“板指落下，必是佳穴，可作朕的寿宫。”由此将陵区确定在这里。
　　
　　第三部分为清西陵，在河北省易县的永宁山下，有泰陵（雍正）、昌陵（嘉庆）、慕陵（道光）、崇陵（光绪）四座帝陵；后陵三座，妃园寝三座，及亲王、公主园寝四座，共葬76人。
　　
　　110、一座座山陵连成一部“二十六史”
　　
　　这一处处帝王山陵，或平地起冢如山阜，或依山而建与山岳合为一体，分布在中国的原上，连绵的山中，相沿不绝，贯串为一条线，就俨然成为一部山丘合成的有形的中国“二十五史”，不论春夏秋冬昼夜阴晴，岿然不动，耸立在中国的山山水水之间，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国既往的历史，讲述中国先人们所走过的兴亡荣枯的历程。
　　
　　难怪中国人特别具有不可释怀的“登高”情结，当你登上山岗的时候，你看到的将不是一座座静止不动的山体山峰，而却是历数千年不绝、在这些山川之间演出的绵延相贯的活剧，在这个时候，你的胸襟将不由自主为那滔天的历史巨浪所鼓荡，所撞击，则你必情不能自已，而早已不是局外人，成为厕身于其间的一员了。历史的现实，成为了现实的历史，今人翻作古人，古人转成今人，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浑然相融，整体展开一副壮阔的画卷，将你席卷其中，裹挟在历史的狂澜巨潮中，使你观照到集世界与历史、空间与时间那宇宙（上下左右为宇，古往今来为宙）整体的最为壮观的图景，一种难以言状的雄浑，轰击灵魂，震荡心扉，当其时也，其美何如！其妙何如！而传统文化的精脉，也就在这浑然不觉之间，渗透、贯注你的血液之中，成为塑造你的人格的内在部分，你无可选择、不能不成为一个完全的“中国人”了！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从秦始皇开始，中国有分有合，虽分必合，大一统的传统已成为铁律，不可动摇。秦朝虽在眨眼间灭亡掉了，而以反秦起家的汉高祖却毫不犹豫地继承了秦一统的事业，“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高树起汉一统的大纛旗，而将炎黄尧舜夏商周秦的子孙集合在大旗之下，撑起一个泱泱大汉国来。
　　
　　然而，经过八年的战乱动荡，汉初其国力虚弱得很。与此相反，北方的匈奴却趁秦汉交替之际，脱开羁绊，使自己得到异常的发展。汉高帝刘邦欲去除来自北方、压在自己头顶上的这块威胁，在白登与匈奴一战，结果被强大的匈奴包围，几成瓮中之鳖。逃回长安之后，调整对匈政策，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对内制定了“修养生息”的国策，全力发展自身。高祖之后，由夫人吕后当国，匈奴更加气壮胆豪，不把汉朝放在眼里，匈奴大单于一次在给吕后的信中，竟然污辱性地提出要跟吕后配对儿！考虑到自己的实力，吕后将污辱嚼碎，咽下，平静地回信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误）听，不足以自污。”（《汉书•匈奴传》）将匈奴敷衍过去，继续刘邦的政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她，“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高后纪》）终于，使汉朝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得到初步的发展，立定脚步。——这就是埋在咸阳黄土高原上那十三丈高的长陵中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这故事立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传统，一种令人敬畏的祖宗家法，而在接下来的汉文帝、景帝两代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轻徭薄赋，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修养国力。有一次，文帝要建一个“露台”，召来匠人计算了一下，要花“百金”，觉得还是太浪费了，当下决定停建，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记•文帝纪》）简素为德，仁以临民，而终成“文景之治”，不特彻底养愈战争的创伤，使大汉帝国的国力得到根本扭转性的改观，而且成为一种千古“美治”的样板，一种值得效法的榜样，一种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受到后世历代的赞扬和推崇。——这就是埋在霸陵和阳陵的故事！
　　
　　高祖、吕后的开启，文帝、景帝的养成，至武帝时，大汉帝国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大展宏翼，开始起飞，威震天下，成为与世界西端的罗马帝国并立的东方大国。从此，国家的作派完全不一样了：大营造，大开边，大征伐，大封禅，大求仙，总之，一切都是大的，而显示出汉家天下一派无与伦比的恢宏气概。
　　
　　面对汉朝泰山压顶般的凌厉攻击，昔日围困高祖、羞辱吕后的匈奴人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了。“茂陵刘郎”终于为乃祖长长吐出一口压抑了百年的恶气，快何如哉！同时也为后世百代树立了一个高不可及、至为伟岸的榜样，直接埋下后来各大王朝再度辉煌的长久不灭的种子：唐帝国、宋帝国、元帝国、明帝国、清帝国，乃至——终于从近百年的烂泥滩中站起来的今日之中国！
　　
　　你不可能不为之动心——当你从炎陵、黄陵、尧舜禹陵开步，一路走下来，亲自瞻仰过这串联成一线的一座座山陵的时候：秦陵、长陵、霸陵、茂陵，以及唐昭陵、乾陵、泰陵，宋昌陵、熙陵，明孝陵、长陵，清景陵、泰陵、裕陵……这无言的陵丘，每一座都无不在向你昭示所谓“中国”二字的含义，以及她的的由来，她的品格——那就是，她从来就是一个巨人，她绝不能不成为巨人；尽管她有时候倒在那里了，一派的零乱、污秽、窝囊，她迟早有一天还是要站起来成为一个巨人。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土地上的山山水水，早就铸就，不改的品格。
　　
　　这就是中国文化——它注定要与一个巨型大国的规模相匹配，如果有时候这大国醉倒了，系统紊乱了，它立即发动自我修复的功能，重新把国家立起来，只不过依系统紊乱的程度需要或长或短的时间而已。因为，这文化发生在——西马拉雅以东、太平洋以西这一自成单元的独立地域，这里气候温湿适宜，数不清的山，贯通一气；数不清的水，联络成网；山水共存，编织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出入回旋，开合吐纳，自成一体，不能少下任一部分——那将意味着缺去它的某一个器官，也不必外在增加一部分——那是多余的骈趾。那一座座相连相贯、充满韵律的山体，就的确化身成了由中国的方块字写成的一篇“文章”。只要造物不重新改塑这山水体系的自然格局，只要以成万上亿册典籍为后盾的方块字不消亡，则不论以后亿万斯年，一个事实将永远不会改变：如此山水必产生如此不易更易形式的文字，如此稳定的文字形式必倚如此联为体系的山水为依托——一句话，山水网络的一体化，文字语言的一体化，思维格式的一体化，只意味着一种结果：在此一方天地中只能有一个国家，一个统一的巨型大国，那就是中国；而她有时候短时间的分裂，不过是其统一的一种特殊形态而已，是为了酝酿更新、更高一级形态的统一。直线是曲线的一种。就是这样。
　　
　　这一事实，你在中国的山水之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最后落脚在南京紫金山的时候，便得到一个明白的诠释——在那里，有一座山陵被高高托起，那就是中山陵。
　　
　　依山而建，座落在紫金山第二峰南麓，392级台阶之上的中山陵，以其与秦陵、茂陵、乾陵、景陵一样恢宏的气势，向世界宣告：古老的大国中国，一定不会失去其文化精髓，必经由过渡转换而成为未来的大国中国。超级计算机，因特网，高速公路网，现代化商贸，绝不会埋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将其推进博物馆；相反，它反而将借助这些现代化的工具，以新的形态进一步发扬光大，展现出新的风采。想一想，中山先生，这位中华旧时代最后一人，新时代第一人，想一想中华山川土地上何以会产生这样一位人物、并将其推到历的前台，那作为中华大地上的惟一产儿——中华民族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它具有着怎样无穷的自我更新能力，一切就都明白了。
　　
　　111、织成一张文化网
　　
　　保存陵墓，就是保存祖先，保存传统。帝王而外，在中国大地上，还遍布无数华夏精英人物的陵墓，有文化伟人，有孤胆英雄，有道德高士，有隐逸高人，有文学英豪，有香艳名伶……总起来，织成一张中国传统文化的网，把一个个后世的中国人网入其中，不胜名山胜水、地灵人杰之叹，抚今追昔、代谢古今之思。
　　
　　112、万世师表
　　
　　那位生前不得意、死后却以一套“尧舜理论”成为二千五百年中国帝王之师、万代中国人之师的孔子，埋葬在山东曲阜。其墓高一丈二尺（《史记•孔子世家》），在墓园周围遍种由他众多弟子们从全国各地带去的各种为人叫不上名来的奇树，密匝成林，由是孔陵被习称为“孔林”。
　　
　　孔林中那并不算高的黄土丘阜，实可说埋葬的是一个奇迹！所谓传统文化，其主脉正可称为“孔子文化”；所谓中国人，其文化人格，正就是由此一种文化熏浸而成。
　　
　　113、虞山
　　
　　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之多，其中最有作为的有七十二人。在今江苏常熟的虞山上，就埋葬着一位名叫言偃的他的弟子，为当地吴越子孙所特别珍视，称他为“言子”，因为这是孔子中惟一一位来自南方的学生。
　　
　　为什么叫“虞山”？是因为在这山上埋葬着一位更不寻常的先人——与言子墓比邻而立，有一座“虞仲墓”。
　　
　　据《史记•吴世家》：周人先祖太王，生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季历。季历即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两兄弟之父。太王生前特别喜爱他的孙子姬昌，有意传位于他，于是就想把爵位先传于姬昌之父季历。泰伯、仲雍两位长兄明白了父亲的心意后，立即主动避让，“乃奔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吴人尊敬这两位高德之士，就推泰伯为首领，称他为“吴泰伯”。泰伯死后，由仲雍继位，称为虞仲。
　　
　　孔子对泰伯、虞仲二人的行为极为赞赏，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
　　
　　泰伯墓在无锡东南，虞仲墓在虞山，这两座丘垅，成为吴越子孙朝拜的圣地。
　　
　　114、四基山孟子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他的墓葬在今山东邹县东北的四基山西麓。而那位“择邻”“断机”、一心培养自己的儿子成材的“孟母”，则静静地安息于邹县城北的马鞍山下——她若地下有知，将一定会被她只不过作为一位要强的母亲其行为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后果惊得目瞪口呆——
　　
　　不说别的，单就孟子说过的两句话，单就这两句话培养了怎样的中国人的精神，塑造了怎样的中国人的灵魂，这位有性情、爱激动的孟子先生，就已是近乎神人一般人物了。这两句话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可以认为，每个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其血液中就流淌着这两名话。这是就面上、这两句格言所产生的普遍文化效果讲；就其所成就的事业的高度而言，这两句话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培养成为诸葛亮那样的云宵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研究、学习孟子者何啻千万亿兆，但学习最有成就者，不是汉赵岐、唐韩愈、宋朱熹及明朝的王阳明，而是三国的诸葛亮。他把孟子那两句话活化为“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两条路线。结果，他两者都实现得很彻底：彻底的淡泊宁静，修养性灵，独善其身；彻底的明志致远，建功立业，兼济天下。他不是用笔，而是用他的整个生命，将此做成一部大书，光照千古。他彻底地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的教导付诸实践的中华第一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死在军中，“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这精神甚至引得他的对手的崇敬，“魏征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三国志•诸葛亮传》）
　　
　　可以认为，全部中国历史，也正是在此一种不服输、不退却的精神的勉励下，由一批又一批诸葛亮式的人物勉力予以维持推进，才走过数千年艰难历程，由前天走到今天。而今天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意识到没有，他们的血液中，依然或浓或淡程度不同溶化着此一种精神——四基山孟子的精神，定军山诸葛亮的精神，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坐着汽车，搞的是股份制。
　　
　　115、百代造反之祖陈胜王
　　
　　孟子对不仁特别不能容忍，他认为，统治者不仁，则谏劝之，谏劝不听，那就推翻他！他说，前代那位商纣王不就是被推翻杀掉了吗？有人糊涂，以为那是以下犯上，是“弑君”，非也！那只不过是诛杀了一名暴君独夫。
　　
　　孟子的教导，到了后世，一次又一次适当和不适当地被贯彻，掀起数不清的历史风暴。就在他身后一百年，一位有着“鸿鹄之志”的苦役犯人，陈胜，揭竿而起，一夜之间，将秦王天下搅了个地覆天翻，最后以灭亡了局。他本人虽然没能看到起义胜利的结果，他被贼人车夫杀害，永远地安息在砀山（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而作为中国百代造反之祖，无论他的名字还是精神，将永远镌刻在那座不平凡的山上，潜存于中国人的意识深处，就像是一种精神遗传基因，一俟条件具备，便立即予以复制翻造，而一次又一次地掀翻“天命王朝”，掀起历史的巨澜。
　　
　　116、中华战神
　　
　　不错，孔孟开创儒家学派，特别强调忠孝，但其最高概念却是“仁”。一个王朝一旦失仁，那末也就失去其最根本的价值，就失去了臣民为其尽忠的意义和资格。
　　
　　陈胜王虽然赍志以殁，却掀开了《水浒传》中所谓锁镇魔王的法盖，称作魔王也好，称作英雄豪杰也好，纷纷冲出囚笼，各骋威力，将其一向被束缚的惊天动地的能量释放于社会，将一批批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推到历史的前台，而迸放出耀眼骇人的光华。
　　
　　项羽、刘邦兄弟起来了。刘邦揭竿于沛县，项羽起事于吴中，从大范围讲，都在当年虞仲的吴越范围之内，而隐约透露出南方反抗北方，吴越反抗中原，也就是在野反抗正统的历史消息。
　　
　　项羽本人徐州人，少年时随叔父项梁亡命吴中，得当地人的信任，陈胜首义之后，项氏父子几乎一夜之间集合起一支八千人的队伍；开入战场后，越滚越大，而与王朝正规军展开了至为惊心动魄的搏斗，其战事之险恶，实前古所无，后古稀见。项羽被视为天神一般人物。
　　
　　强大的秦王朝就这样完了。接着项、刘争胜，项羽虽然最终落败，自刎于乌江边上，而其冲天豪气，历两千年余年不歇，成为汉语“大丈夫”一词真正形像代表，受到中华男人的崇敬，受到中华女子的向往——宋才女李清照就对项羽极为倾倒，恨不同时，作诗赞曰：“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啊，在易安居士那个时代，若是有一位项羽一般人物能力挽狂澜，予以拯救，宋王朝何至于让人痛心地过江南呢！
　　
　　项羽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精神并非项羽首创，在项羽之前，就的确有过一位真正的中华战神——被称为“兵主”，为传统文化所崇拜。他就是黄帝时代的蚩尤，也是一位造反者。蚩尤曾反抗黄帝，与黄帝战大于“涿鹿之野”，最后失败被杀，“身首异处”——怎么异处呢？身体被劈作两半，身首为一部分，葬于山东寿张县城，“冢高七丈”；肩髀为一部分，葬在钜野，与前冢等高。（《史记•五帝纪》）那战斗之惨烈，蚩尤誓死血战到底、决不屈服的气概，也就可以想见了。可以认为，在项羽身上所灌注的，就正是这种蚩尤精神，一种令人生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一种震撼天宇的壮观的美，一种特别能调动人心的力量。
　　
　　117、为“中国精神”全面建档
　　
　　为“中国精神”全面建档的历史第一人，是不朽的司马迁。他用他的全部的生命和血泪著成《史记》，不特在史学这个专业领域为后世建祖立则，万古垂范；尤其重要——遗憾的是中国人至今未充分认识到的是，这部不朽的巨著，成为后世中国人包罗万象、取之不竭的精神武库，无论什么人，是帝王还是百姓，文人还是武将，男人还是女子，无论什么样的精神需要，文治还是武功，儒雅还是威猛，才华还是幸运，命运还是人力，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行各业，三教九流，无不包罗其中，而真正成为一个永不枯竭、浩淼无涯的大海，将精神之水，汩汩不绝，溉注后世中国人的心灵，培养他们的人格，模塑他们的灵魂，终于，使他们成为他们成为的那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史记》实记了中国前此三千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后此无穷世代历史。极端地说，中国文化，没有任何人都可以，甚至包括孔子，但绝不能没有司马迁，司马迁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历史基石。
　　
　　而这位生前遭受极大不幸的历史巨人，如今正静静地安息在陕西韩城，他的故乡的一座拔地而起的孤山上，一如他的为人和遭际，无与伦比的孤拔，无与伦比的孤独。他若泉下有知，当一直在微笑地欣赏着他的一部“历史书”怎样地成为了一方棋盘，范围着中国历史的格局，一个个活脱脱的中国人，他的同胞，无论是所谓伟人，还是平凡小人，怎样地成为一枚枚棋子，奔走跳跃，自以为上了天入了地，却原来并未走出他的棋盘方尺之地。其墓冢并不算高，约当三米，建作“八卦形”，意味深长的是，据传墓是由元世祖——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算太熟悉的蒙古人忽必烈所敕建。墓顶中央长着一棵古柏，苍劲繁茂，有拔地通天之势，似乎在解说着他在著《史记》时立下的两句誓言：“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解说着他那不朽的人格和伟业。
　　
　　司马迁，就是这个人，彻底的不势利，而以其浩瀚的智慧和同样浩瀚的伟大的同情心，面对天下苍生，将其浩瀚的同情全然无私、一往深情地投注于他们。在他的心中，笔下，没有成功的“王”和相对应的失败的“贼”，有的只是一群接一群奋斗不息、挣扎不屈的“人”；在他看来，奋斗不息，挣扎不屈，这就是人的命运。
　　
　　结果，在这命运的万花圃中，不是那些成功者一枝独秀，反而倒是那些失败者的花蕾绽放得更鲜艳，更明丽，更引人注目：蚩尤、共公、陈胜、项羽……除了司马迁，还更有谁有如此上帝一般的胸怀、慧眼和同情心？相比之下，那洋洋洒洒后来数不清的史书文章，胥为马屁而已！【自注】：此说非也。马迁之后，马屁史文尽有，然未加切实考校，只凭概然印象，一语骂绝，尽污前贤，其为妄也可知。姑存不删，谨志吾失，以为来戒。
　　
　　118、不屈的灵魂
　　
　　由于司马迁，结果，在蚩尤冢、陈胜墓之后，迤逦排出更多的这样的青冢，贯作一气，撒布于中国的山水之间，而上承《史记》的历史，下开后来中国漫长的战斗历史，昭示了中人那种特别能斗的、不屈的精神——
　　
　　黄巢的葬处，在泰山两狼谷。他是于山句冤（今荷泽）——他的家乡起事的，其后，率兵作战，其转战行进的路线，正好绕中国一周：由山东而河南，由河南而浙江，由浙江而江西，而广东、广西而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最后又返回山东。客观地讲，这个人对历史造成的破坏是极深重的，可称为是一个文明的毁坏者，历史书上称他为“贼”不过分，但“贼”也是此一种历史系统中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个无奈的组成部分。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继汉刘邦之后第二位造反获得成功的反抗者，他最后安息于南京钟山的宏伟帝陵——孝陵。与刘邦、项羽的故事多少有些相似，朱的对手之一——陈友谅，则栖居于南京长江的西边，武汉的蛇山上。再过不到三百年，李自成从陕北崛起，他直接效法的样板就是朱元璋，要打翻的却是朱元璋的明王朝。他几乎就要得手了，但最终能破而不能立，一年以后，被清军剿灭，败死于江西九宫山。这个人选择起事的历史时机极为不对，正是因为他，使得蛮族人满清入主中原，而中国的历史倒退三百年，失去走向进代化的关键历史机会。世界已然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满清的治下，中国却放弃火器，关上海门，回过头来再从头一心一意开始温习古典，三皇五帝，四书五经，五行八卦。不忍说了！
　　
　　再下一个不到三百年，清王朝复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几乎打翻。太平军最后是失败了，在今武汉东湖西北磨山之下，有一处风景称为“九女墩”，据说即是太平军的九位女将士的坟墓，由于当时不敢径称九女坟，而转名为九女墩。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女人也成了战争的生力军！太平天国未能取得成功，设若成功了，预判也是一个落后的政权形式，不会比李自成好多少，这由其在南京的统治治迹已然可以看得出来。
　　
　　太平军未能亡清，未亡的清王朝只不过在那里苟延性命而已。五十年以后，也仍然是在武汉这个地方，爆发辛亥革命，不特推翻了清王朝，并且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才算真正翻开新的一页！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将领们，孙中山长眠于南京钟山，黄兴、蔡锷葬于湖南岳麓山。革命的成功是铁血战斗的结果。在杭州孤山上，埋葬着中华第一孤拔女革命家，鉴湖女侠秋瑾，表明，这个王朝的的确确是坏彻底了，逼得红粉女子也再不能容忍，毅然拔刀造反。
　　
　　119、仁义与暴力的综合
　　
　　这样，由孔子、孟子开立的一派仁义理论，恰恰导致这样一个悖论：仁以去暴，暴以去不仁，那么，究竟哪个对呢？没有办法从逻辑上给出解答。结果，在历史的实践中，便只有以循环的方式予以解决，亦仁亦暴，亦暴亦仁，反复不已。
　　
　　矛盾的结果，造成一个黑格尔式的综合，而将仁暴合而为一，仁义成为有暴力后盾的仁义——足以对付不仁义，暴力成为有道义根据的暴力——为仁义而战。仁与暴融合为一，其标志便是，从宋代开始中国推出的一位新的战神——关公。
　　
　　关羽为三国蜀主刘备手下大将，一生随刘备征战，为刘备蜀汉基业的建立立下不朽功勋。他最后身死于战场，像他的前辈战神蚩尤一样，死得极为惨烈——身首异处。
　　
　　关羽一身集仁与威两种特质，仁而忠君爱民，至死不渝，威而横绝天下，无往不胜。其事迹经由《三国演义》的渲染宣扬，深入人心，使他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第一号保护神，国家与民间一致予以崇拜。宋代，关羽被封为王，明代更晋为帝，清代将关帝崇拜推向极顶，顺治皇帝给关羽的封号长达二十六字，几乎囊括了汉语中所有最好的字眼：“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关庙遍布全国各地，从通衢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香火旺盛。关夫子与孔夫子并立，一文一武两夫子，成为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圣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没有第三人。
　　
　　与此同时，关羽的陵墓也得到大规模的修建扩建——分为两处：一处在湖北当阳，据传此处埋着关羽的身子，庙门对联曰：“汉朝忠义无双士，千古英雄第一人。”正概括的是关羽的仁、威两个特点。另一处在洛阳南郊关林镇，据传是埋葬关羽首级的地方，名称与“孔林”相对应，称为“关林”，殿宇巍峨，古柏森森，气象肃穆。关林里的关冢建为不规则八角形，冢高十米，配以巨碑，气势宏伟，显示了“关公”这一文化英雄身上的那种“为正义而战，战必胜之”的不屈精神。
　　
　　120、卧白云，听松风
　　
　　与孔孟儒家学派不同，对于仁义与争战，中国文化另一主要学派——道家学派，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们认为，争战之发生，基于罪恶之产生；而罪恶之丛生，正由于“仁义”这一概念的提出。因为，仁与恶，为一物之两面，一存俱存，要去并去。没有前，哪来后？没有热，哪来冷？仁义不去，大盗不止。只有将人间一切巧思伪饰统统去除干净，使人归于质朴无为，那么一切社会的、生活的矛盾便随之而消失不存，大家将进入“无为无争”的理想天境，归根复命，彻底回到人的自然本性。
　　
　　老子、庄子是这一派的理论祖师，他们是彻底的自然本体论者，因此也非常自然，我们找不到他们身后的栖身之所了——他们化入了中国每一座青峰、每一泓绿水之中，凡有自然的地方，就飘荡着他们的灵魂。
　　
　　他们的理论肯定不适合于做一个社会的有效运转的组织法，然而，却为社会树起一面文化的旗帜，为人世辟出一绝高出人世的纯道德之域，一至清至洁的道德之域，在他们身后的两千多年中，一批接一批中国人，鱼贯进入山间，卧白云，听松风，不贪不争，为社会树立了高迈不群的道德榜样。
　　
　　真是奇妙：道家主张“无为”的一套，原本是用以颠覆儒家的“仁义”社会理论的，到后来，却反而为做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儒家仁义理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持，社会指着山中的隐士向他的人民说：“看呀！看人家多高尚，不贪不争。向他们看齐！”于是，儒道互补，合而为一了。
　　
　　就在剑拔弩张的秋瑾长眠的那同一座孤山中，长眠着另一位人物，绝对地超尘脱俗，他就是那位宋朝的林逋林和靖先生。
　　
　　林逋先生隐居孤山二十年，不娶妻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梅妻鹤子”。他对他这样的生活方式发自内心地喜爱，写诗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天上，淡淡远远月；地上，清清浅浅水。在天之下、地之上的当空，是疏疏斜斜梅，飘飘浮浮香。这是怎样一种境界？这是高出于任何世俗理论及世俗社会的一种纯美之境，一种人的生命与宇宙的生命终于彻底和解、融为一体的自在之境，确乎此中有真意，妙不可言。
　　
　　并不雄伟的孤山，同时容纳了林逋和秋瑾，这一事实成为一种强烈的象征，正象征了中国传统文化那“相反相成”的无比博大的容量，浩邈无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