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格（四）

　　42、圣火升起在南岳
　　
　　入学是习道，讲学是传道。道义神圣，传道习道，必得在一方“净土”中进行，喧嚣污秽的地方是万万不行的。商周的学校称为辟雍、泮宫，设在郊外三面或四面环水的人造岛上；后世的太学、府学、州学，高墙为隔，园林布置。从唐宋开始，人们发现，为学的最佳之地，在山中。而蜂起办书院，请儒学宗师前往讲学，传道授业，济世兴国，维系道统，号召人心。宋初四大书院，也是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其中除应天书院（在商丘）外，其余三大书院均设在山中。此外，还有周敦颐的濂溪书堂，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直迄明代王守仁的龙冈书院，等等，都无不是这样的“山中书院”。
　　
　　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极大，培养了大批人材，上有帝王之师，下有道德楷模；造出煌煌学术，成为治理国家、维系社会的绝对武器。真正关乎“世道人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的面貌和走向。
　　
　　岳麓书院建在湖南长沙岳麓山麓。岳麓山为南岳衡山的七十二峰之一。古人以衡山的回雁峰为南岳之首，而以岳麓山为南岳之足，故称为岳麓。岳麓书院建在岳麓之麓，是脚之脚，该称为是在南岳的脚趾头上了。
　　
　　衡山，自隋文帝时始封为南岳，而列入五岳之中。主峰祝融峰，海拔1298米，凌驾群峰之上，常笼罩在云雾之中。峰顶有祝融殿，石墙铁瓦，古朴凝重，使人想到祝融时代那人类文明刚刚起步发动时的情景。祝融是火神，是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山海经•海内经》有两说，一说他为炎帝之后，又说为黄帝裔。《海外南经》描述他的状貌是：“兽面人身，乘两龙。”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记其事迹有，共公与祝融战，不胜而怒触不周山。共公曾与天帝争位。则此战当为护法平叛之战。参之《海内经》所记：“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又称伯鲧，是大禹的父亲，治水不成，被天帝杀掉，执行人原来就是祝融。则，祝融其作为护法者的身份更确凿无疑了。此外，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许多，如《墨子•非攻下》记，祝融曾应天帝之命降火于夏城，助商汤灭夏；《尚书大传》等文献记，祝融曾助周灭商，等等。
　　
　　总之，看来祝融是一位威力无比的执法神，应天帝之命，他先后打败了与天帝争位的共公，杀了不听帝命的伯鲧；以后，长期监督、监视着人间，一旦王权失道，他就应天帝之命，助成人间无情的“革命”：先助汤伐夏，推翻夏王朝，后助周灭商，推翻商王朝。
　　
　　火为炎帝所发明，《淮南子•汜论训》：“炎帝作火。”祝融为炎帝之佐神，是实际的司火之神，是一位让人害怕的惩罚神。
　　
　　以后，文明发达，炎帝与祝融于是并成为建设神——成为灶神：“炎帝作火，而死为灶。”（《淮南子•汜论训》）“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祀以为灶神。”（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三“灶神”条引《许慎异义》）
　　
　　43、邺侯书院
　　
　　人类文明是从发明用火那一刻正式起步的。在古代中国，融道德与知识为一体的“学问”，也正同于“火”——那是人类的精神之火，长燃不熄，而创造出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化。因此恐怕并非出于偶然：大盛于宋明而发端于唐代的传播“学问”的早期书院，恰恰不是建在别处，而正建在火神之山——衡山——那便是位在衡山半山中的“邺侯书院”。
　　
　　邺侯书院唐时称为“南岳书院”，是唐人李繁为纪念其父李泌所建，位在衡山南岳大庙左侧；南宋时，迁往集贤峰下，并易名为邺侯书院。
　　
　　李泌是一位奇人，生当唐安史之乱前后。年轻时，“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天宝中，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玄宗召见，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旧唐书•李泌传》）后与杨国忠有矛盾，于是“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安史之乱起，玄宗西遁入蜀，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李泌自嵩山冒难奔赴行在，成为肃宗身边的“张良”，为肃宗筹划高级机务，终于平定战乱，再造唐室。继而为宦官李辅国等所忌，复远遁衡山隐居。数年后复出，历事代宗、德宗两朝，拜相，封邺侯，死后赠太傅。
　　
　　李家为世代书香传家，从李泌的父亲起就多有藏书，传有二万余卷之多。至李泌及其子李繁，益为扩充，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有谓：“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邺架”一词竟成为典故，成了藏书的别名。李泌死后，其子李繁，遂于衡山南岳大庙之左侧，建造一座南岳书院，一以藏书，培养子弟，一以作为对祖、父的永久纪念。
　　
　　南岳庙，为火神祝融庙。南岳书院与南岳庙东西并立，成为一种意味深长的象征，暗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书业作为世代相继的精神活火，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与火同等重要的关键作用。
　　
　　南岳书院，是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但其性质，开始时多半为一种仅供家族内部使用的学馆兼藏书馆，还没有向社会开放，成为社会性的学府。
　　
　　44、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与邺侯书院不同，在南岳衡山的另一边，岳麓山的岳麓书院，从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
　　
　　岳麓书院为宋太祖开宝年间，由当地地方官潭州太守朱洞所创办，以后影响越来越大，真宗时，特命周式前往主持。后来衰落。南宋孝宗乾道初，湖南地方官刘珙复予以重建，以大理学家张栻为主教，朱熹亦曾在此讲学。
　　
　　张栻为南宋时理学一大家，与当时朱熹、吕祖谦共为讲学之友，人称“东南三贤”。其父张浚，为宋室南渡后力主抗战的名帅，重用岳飞、韩世忠，创下可歌可泣的业绩，彪炳史册。张栻青年时从父参赞军务，承乃父之志，曾上书孝宗皇帝，其中有言曰：“我与金，义不同天日者……继今以往，誓不言和，专务自强，虽折不挠，迟以岁月，何功之不济哉！”（《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金声玉振，掷地有声，千年之下，仍可想见其凛凛风骨。
　　
　　张栻外刚烈烈，而其为人为学，则一禀儒家传统，恂恂儒雅，一派温柔敦厚气象。他治学力主“明理居敬”，认为“礼者天之理”；那么天又怎么讲呢？张栻任皇上侍讲，一日，孝宗皇帝提出这个问题，张栻答曰：“不可以苍苍者便为天，当求诸视听言动之间。一念才是，便是上帝监观，上帝临汝，简在帝心；一念才不是，便是上帝震怒。”（同上）天就在人心中，一念善恶，都有上天监视——此时的天，已不是秦汉时那苍苍然有形之天，而根本就是宇宙造化之道。宇宙造化万有，人既然亦为造化之一物，则必当依其道而行为，言听视动，都要合于天。这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因为造化之天在造出人类的同时，也将天之道内在赋予人本身，人必须依其道行事，否则自然要受到惩罚。——在这个意上说，“人道”其实也就是“天道”。
　　
　　这不是一套粗俗的说教，而是一种精微的哲学伦理学说。故此，该学说对人的要求是至为严格的，然而却同时不是不近情理的：它并不以“天理”的名义全然扼杀“人欲”，而是认为“人欲”本身其实也在“天理”的范畴之内（也是造化的自然结果），他说：“如饮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贵？亦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饥而食，渴而饮，以礼而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贵之类，则天理也。过是而恣行妄动，则非天理矣。”（同上）合理的欲望，就是天理；超过这个界限，才陷于恶。
　　
　　这与后世通过流俗的宣传而走向极端的“存天理灭人欲”（绝对禁欲），完全是两个概念。即使是现在，社会依然划定一定的行为格式，而明确分别出，什么是合理的欲望，什么是不合理、为社会所禁止的欲望，以规范人的行为。未来的社会，也一定有这样的划分。
　　
　　淳正的学术，对世道人心的强烈关怀，造就了张栻成为一个成功的的教育家。在他的主持下，岳麓书院达到空前繁荣，生徒过千，时人称为“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源源不断输送社会，成为社会的中坚栋梁，上有帝王之师，为王辅弼；中有遍布各地的地方官，效命国家；下有道德居士，为人楷模，号召人心，淳化风俗。
　　
　　明清以来，岳麓书院名人辈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涛等学界政界巨子，均出身岳麓书院。清末书院改为高等学堂，仍为湖南乃至全国人才荟萃之所：陈天华、唐才常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邓中夏、蔡和森等，都曾在此求学；毛泽东早年一度时期亦曾寓居于此，主编《湘江评论》，从事革命活动。
　　
　　岳麓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概括了书院创办一千年来，传道授业，为国培养人材，所起重大历史作用。
　　
　　而贯穿于这一切的背后，作为书院灵魂赋予它的学子，并通过它的学子带给社会的，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关怀：对社会历史、对祖先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融铸在血液中的内在情感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使他们总是处于一种冲动之中，要改良自己的社会，改良得好些，再好些。而一旦民族陷于危亡，他们就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冲到最前线，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南轩先生（张栻）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即书院）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惜其莫可考见。”（《宋元学案》卷五十一）
　　
　　当国难来临时，岳麓学子，群情愤激，共赴国难，成批地倒下，连姓名也都没有留下。——又何必留！这些平时不过一介书生、战时立即成为战士的中华精英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敌拼杀为国赴死，他们岂为的是名！
　　
　　45、火辣辣的南岳精神
　　
　　作为历史文化的集中荟萃地之一——南岳，从首到尾，衡山——岳麓山，其诸多古迹的分布，无不贯穿着这种“火辣辣的南岳精神”。
　　
　　过衡山南麓的南岳大庙，走半程到达邺侯书院。再走半程之半程，到达莲花峰，这里有二贤祠，专为纪念张栻、朱熹而建；附近的续梦庵，为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抗清志士王夫之的隐居地。再往上到达祝融峰顶，是火神祝融庙。然后转岣嵝峰，上面原立有“禹王碑”，碑上刻有77个“蝌蚪文”，至今无人能识。南宋嘉定五年，禹王碑迁至南岳之足的岳麓山腰。岳麓山顶有著名的爱晚亭，山下为岳麓书院。此外，南岳七十二峰，峰峦之间，分布有许多佛寺道观。
　　
　　南岳是中国古代的方位神：位当南方，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德火德，其色红色，其时夏季，其兽朱雀。
　　
　　因此毫不奇怪，三湘文化从古到今，都内蓄一股火辣辣的热力，无论是先古时代那人神一体、恣肆汪洋的荆楚文化，中古时代那有担当（道义）、坚韧不拔的岳麓文化，还是近代那贯穿于从谭嗣同、黄兴、蔡锷到毛泽东身上的炽热的救国救民的救世文化，都是此“南岳精神”的一脉传承。
　　
　　而今，黄兴、蔡锷、蒋翊武、刘道一、陈作新、陈天华……墓，仍静静地躺在岳麓山间，出于斯，归于斯，他们本为三湘文化所造就，最终复以三湘大地为归宿，可说是有始有终了；也永远昭示着后人，成为一面永久的旗帜，一种永久的号召……
　　
　　46、叩开庐山，中国文化的百宝箱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五代南唐时即在此建有学馆，宋咸平中置书院，后荒废。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主持予以修复重建，以为讲学之所，由是大放光华，成为中国书院史上最具影响的一座书院；也使得庐山，在向来以佛、道闻名的基础上，更增加儒家文化，庐山的总体文化含量更为丰富、凝重了。
　　
　　昔人有“五岳之外，首推庐山”的说法，其实，就自然风光与文化蕴含而言，庐山毫不逊于五岳，或竟有所超过。
　　
　　庐山在江西九江境内，北枕长江，西临鄱阳湖，东临赛湖，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上，突兀拔地而起，奇秀挺出。今人毛泽东有“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的诗句，以描述庐山的气势，洵非虚语。这是在远处遥望。
　　
　　若逐渐走近，身入庐山之中，则立即为其中万千气象所迷：时则飞瀑天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时则云雾缭绕，“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毛泽东）时则桃花灿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结果，你在美境中迷醉失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
　　
　　叩开庐山，实在也就是打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宝箱，琳琅满目，叫你应接不暇。
　　
　　47、特殊的文化中心
　　
　　在庐山西麓，有一座东林寺，始建于晋太元九年，为佛教著名高僧慧远所建。慧远，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俗姓贾，山西楼烦（今宁武县）人。立志宏扬佛法，先在庐山西林寺结“龙泉精舍”修行，后得江州刺史、名士桓伊之助，建成东林寺。慧远主持东林寺三十多年，聚集沙门上千人，罗致中外最优秀的佛教学者一百二十三人结成白莲社，翻译佛经，著作教义，不特使佛教净土宗在中国盛行一时，也为后来唐代佛教的普遍繁荣打下有力的基础，至今口碑凿凿，民间仍在传述有关这位高僧的故事——
　　
　　东林寺主殿，不像一般佛寺那样通常称为“大雄宝殿”，却称为“神运宝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因为，慧远认为，丛林之中无法结庐，初不欲选东林寺址建寺，忽夜梦神告“此处幽静，足以栖佛”。是夜雷雨大作，狂风拔树，天明化为一片平地，池中并集有许多良木，可作建材。于是慧远就此建成东林寺，而名主殿为“神运殿”。
　　
　　东林寺前有泉，称为“聪明之泉”。传说，当初慧远欲建东林寺，来此考察，以杖叩地，说：“若可居，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果然有泉涌出。寺建成后，有一年大旱，慧远在泉边诵《龙华经》祈降甘霖，见神龙腾泉而出，继而大雨倾盆而下，由此泉得名为“龙泉”。江州刺使、著名名士殷仲堪常来寺与慧远清谈玄理，殷仲堪清言《易》于泉边，口若悬河，言义并佳。慧远不禁赞道：“君之辩如此泉涌。”从此龙泉改名为“聪明泉”。至今游人到此，多有人往泉中投币，谓可使人变得聪明云。
　　
　　别看东林寺在深山之中，远离通衢大邑，却吸引了众多文化界人士跋涉前往。一时，东林成为了当时一个特异的“文化中心”。在这些文化人中，就有赫赫有名的道教学者陆修静和大诗人陶渊明，二人与慧远合为三，成为修持不同、却心灵相契的最好朋友。以他们为核心，复将一大批释、道高人，文学巨子，吸引到了庐山。
　　
　　传说，慧远送客时，从不逾过寺前小溪。有一次，慧远送陶渊明、陆修静二人，边走边谈，谈得投机，不觉走过小溪。这时，护寺猛虎大吼一声，三人猛省，停住脚步，相对大笑。从此这小溪便得名叫“虎溪三笑”，寺中慧远的会客厅称为“三笑堂”。
　　
　　慧远，陶渊明，陆修静，再加上后来的朱熹，佛、道、文、儒，四业毕具，就几乎可以说庐山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主要方面，真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了。
　　
　　48、山林成为领导世俗的精神领袖
　　
　　中国人认识庐山，有很古老的历史了。相传在周代时，就有匡氏七兄弟于此结庐清修，庐山由此而得名，又称匡庐。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位址与慧远的东林寺隔山相对，在庐山东麓，五老峰下。唐代贞元中，文士李渤、李涉兄弟，步匡氏兄弟后尘，在此隐居读书，常蓄一白鹿，后世据此名之为白鹿洞。
　　
　　李涉在当时盛有诗名，《唐诗纪事》记有一则轶事为：“涉尝过九江，至皖口（皖水入长江口，在今安庆），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李涉曾任太学博士）。’其豪酋曰：‘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云。”诗名满天下，连绿林强人也为之倾倒，不劫金银，愿得一绝为足，可谓奇绝。李涉赠盗的那首诗便是《井栏砂宿遇夜客》，至今在许多当代唐诗选本中都能读到，诗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前两句讲遇盗事，后两句荡开一笔，感慨世事，谓如今世上多一半成了强盗——比劫路者更为可怕的强盗。
　　
　　既然世道已成如此可怖之浊世，则那理想的一方净土在哪里？回答是：在山中。
　　
　　山中不特有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自然之美，而且有远远高出于世俗世界的道德之美，文章之美。这个世界之所以虽然一片乌烟瘴气但毕竟还没有坏彻烂透，就正是因了有一座座圣洁的山林在。那里，是“加工制造”淳正的德行和理想的加工厂，“产品”源源不绝地输入世俗人间，而使后者总能得到一股新鲜的活水，以维持肌体的生机，才使肌体不至全体腐坏。
　　
　　在这个意义上讲，山林是世俗的精神领袖；山峰是世俗这艘老大航船的航标。
　　
　　不错，航船时常七扭八歪，偏离航标所指示的方向，但总归不至出现根本性的倒错，南辕北辙。由是中国传统社会方才得以一口气走过数千年的航程，而没有大的走样，从远古直到今天。这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奇观。
　　
　　由此看来，从宋代开始一下繁荣起来的书院，纷纷扎根山中，以山林为根据地，讲学授徒，辩析义理，传播学问，号召人心，整肃道德，确立神圣，高标价值，造就理想，当然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
　　
　　49、濂溪书堂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孔孟儒学，历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而达到最高阶段，得到最完备的阐述，成为一庞大细密的思想理论体系，不特能应付来自现实社会实践的挑战，而且能应付主要来自佛道的纯理智的思辩的挑战，一举奠定接下来明、清两代近六百年的思想基础；如果不是西洋炮舰挟着西洋文化强行冲将进来打破平衡，中国历史还将沿着既有轨道继续绵延更长一个历史时期。可以断言。
　　
　　理学，在当时称为道学，其最早一个学派便是由周敦颐开山的“濂学”。
　　
　　这一学派的学术纲领是一幅“图”，一幅直到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充满神秘魅力的所谓“太极图”，当时又称“太极先天图”，又称“先天图”，即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由白鱼、黑鱼组成的神秘图案。朱熹曾盛赞“发明”此图的周敦颐为理学做出的巨大功绩，他说：“……先生然后得之于心，而天地万物之理——巨细、幽明、高下、精粗，无不贯于是，始为此图，以发其秘尔。”（《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一幅图，而竟将天地万物之理全部涵纳其中，可谓神奇。
　　
　　关于这图的来源有种种说法：一说来自道士陈抟发明的“无极图”，一说来自佛教的“阿黎耶识图”，一说来自《道藏》的“太极先天图”。而据《周敦颐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的说法，则认为全然得自于周自己的心悟，并且地点就在庐山。《年谱》说——
　　
　　周敦颐十三、四岁时，常在庐山的濂溪钓鱼，吟风弄月。濂溪之西十里有一涯洞，“东西两门，入之若月上下弦，中圆若月望，俗呼月崖。……相传睹此而悟太极。”
　　
　　今人研究确定，周敦颐“太极图”，与佛、道诸图及陈抟的“无极图”，均不完全一样，当系周氏以陈抟图为基础，综合佛、道图，加以周的心悟而创。是则，庐山，也正成为了周子“悟道”之所。
　　
　　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何以周敦颐对庐山有那么深的感情：周敦颐少年时尝徜徉于庐山之中；中年时（嘉祐六年，43岁）由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遂建濂溪书堂于山麓，读书讲学，流连不忍离去。曾与好友说：“此濂溪者，异时与子相依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年谱》）隐然有终老庐山之意。果然，58岁那年（熙宁五年），周毅然定居于庐山莲花峰下，次年弃世。
　　
　　周一生与庐山结下不解之缘，后人依庐山濂溪之名，称他为濂溪先生，名其学为濂学。
　　
　　濂学创立后，一传于河南二程——卓越的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兄弟，再传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而两宋理学于是走向极致，传统儒学也发展到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创始于周子，完成于朱子，周子朱子，却均以庐山为学术基地。这就有力地印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一个看法：学在山林。
　　
　　50、孔孟之后第一人
　　
　　朱熹在庐山创办白鹿洞书院，并亲手撰写《白鹿洞书院学规》（《朱文公集》卷七十四），其要点有：
　　
　　一、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二、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三、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四、处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五、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个《学规》的中心思想是，融教书与育人为一体，学问与道德为一体，在历史上影响极大，成为后来其他书院效法的样板；即使是现今我们的学校，其办学宗旨仍然是这样的以知行合一为指导思想，并未变。
　　
　　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为基地，讲学授徒，培养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形成自己的学派，称为“闽学”（因朱为福建人），而将两宋理学推向最高峰，成为后世不可动摇的官方思想和学术正统。后世对于朱熹，崇拜者也罢，批评者也罢，都无法跨越回避。
　　
　　朱熹本人，同大多数伟人一样，生前其实并不得意。他的学术被当朝定为“伪学”，受到查禁，他本人被打入“逆党”遭到禁锢，他的门生故旧朋友大面积受到牵连被罢黜。入明以后，时来运转，朱夫子陡然升作一轮太阳，他的《四书集注》成了天下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不得违谬一字。清仍明旧，毫不动摇。康熙皇帝有一道上谕曾这样说：“惟宋之朱子注明经史……皆明确有据，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余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论其可更正者。观此，则孔孟之后，可谓有益于斯文，厥功伟矣。”（《清康熙壬辰年升祀朱夫子奏议》，据《婺源县志》卷六十四）孔孟之后一人，一字一句莫可更改！
　　
　　南宋挞毁朱熹，将其丑化为妖类；明清崇拜朱熹，将其神化为神圣，僵化为僵尸。这既是朱子的荣耀，也是朱子的悲哀；推而广之，既是庐山的荣耀，也是庐山的悲哀。
　　
　　值得深思的是，这荣与哀的混合变奏曲，在朱熹身后的八百年后，没有沉寂，反而更发异响，震动天下，那就是：在庐山之巅，产生了一位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同时又毁灭了这同一位彭德怀。庐山有灵，当不知作何心情；朱熹有灵，亦复不知作何心情。
　　
　　白鹿洞的庐山，本来有着极宽广的胸怀的：
　　
　　朱熹的闽学，与同时代的象山陆九渊的陆学——心学，大异其趣，而庐山容得晦庵，并容得象山。朱熹毫无门户之见，曾亲自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讲学，放开了讲，讲完以后，然后二人坐下来，心平气和静心切磋，以求得真知。
　　
　　朱熹有足够的学术自信，因而也有足够的容人雅量。反过来，象山陆学，果然也没有辜负理学大师朱熹的器重，三百年后，通过卓越的心学后继者王守仁的天才发挥，心学大放光华，而再一次与朱熹的性理之学相颉抗，并驾齐驱，领导着中国人的精神，塑造着中国人的灵魂。
　　
　　噫，不朽的庐山！
　　
　　51、文明渊源地
　　
　　嵩阳书院，为宋四大书院之一，建在中岳嵩山太室山麓，五代后周初建，称为太室书院，入宋改称嵩阳书院，意为在嵩山之阳。
　　
　　嵩山为五岳之中岳，古称嵩高。清马骕《绎史》卷十二引《随巢子》记：“禹娶涂山，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大禹娶涂山氏女为妻，忙于治水，化作熊欲打通轘辕山，被涂山氏看到，惭恨奔去，至嵩高山下化作石头。大禹追踪而至，说：“还我儿子！”于是石头开裂，生出启，便是夏代开国之君夏启。
　　
　　这段神话的真实历史依据今已不易追溯了，其文化意蕴，大约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大禹与涂山氏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氏族，大禹为熊氏族，涂山氏为狐氏族。（《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九尾狐造于禹……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第二是，大禹的时代，已越过母系氏族社会阶段，故有男娶女、生子归男方所有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发生。果然接下来的夏启，便建立了中国历史打头处第一个父系统治王朝。第三点是，嵩山与这段古神话相关联，可以见出，它是中国上古父系文化的发祥地了；而父系文化，实乃是中国文明史的开端。
　　
　　文明以埋葬母系文化发端，但母亲毕竟是人类的始祖，她将永远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涂山氏化作了石头，这石头后来就仍立在嵩高山下，分作两半，被称为“启母阙”，从先秦至今，被人指认传说着。
　　
　　而嵩山果然便也以一位伟大母亲的博大胸怀，兼容并蓄，将中华文化的精华，点点滴滴，一项一项收纳储存，然后一项一项予以释放，释放给她的后代儿孙，滋养他们的灵性，塑造他们的灵魂。
　　
　　52、中岳天中王
　　
　　嵩山称中岳，约略可追溯到周代：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左岱（泰山）右华（华山），嵩山位在中央，而定为中岳。汉武帝时，建立正式的五岳制度，他本人虽然也曾亲自登临中岳，但心底里最重的还是东岳，把梦魂都寄托在了泰山上，对中岳不太看重。以后历代王朝，也都大体是这么个情况。
　　
　　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唯一一位女皇上，武则天，也唯一独重中岳，在她还是高宗的皇后的时候，就鼓动高宗上山封禅，先到泰山——那当然是一定的惯制；接着便陈仓暗渡，欢欢喜喜准备上嵩山。一切都安排好了，可惜不巧这时高宗皇帝死掉了，全部计划也就只好暂时搁置。
　　
　　但这样或许更好，高宗死后，武则天独揽大权，于是有机会全放开手脚，去实现她心中的理想，那就是，将这个世界，这个向来由男人掌管的世界，这个连山也是具有男性意味的意义系统，大胆予以扭转。
　　
　　第一个，就是改变“封禅泰山”的传统。泰山，作为天柱，以其雄伟，早就成为铁定的男性的象征；因而理所当然也只有男人方有资格循着这根雄伟勃起的天柱上下其间，贯通天地，媾合阴阳，完成天与地的结婚。仪式完成以后，男人自己于是也就成为这天与地结婚的当然产儿——那就是，成为“天子”。
　　
　　那么女人呢？传统中从来没有“天女”的说法；即使有，也绝没有女人受命于天、做人间帝王的含义，不过一神女而已。而武则天要实现的，不是为人妻、为人女，根本，她是要做女天子，“女主”。
　　
　　看来，至关重要的首先是要改变“天命”。那也就是说，一举推翻泰山至尊的地位。她不要到泰山去，在那孤峰挺拔的泰山之巅，只能成就男人的好事。她要选一座与此相反、完完全全为女性象征的“女性山”，只有在这样的山上，她才能够实现由她这样一位女子去完成从前由男人完成的贯通天地、媾合阴阳、天地结婚的圣事，从而使自己成为天地的受命者，成为女天子，女皇上。
　　
　　太好了！这样的女性之山，就在身边不远处，那就是中岳嵩山：山中裂为二，东面为太室山，西面为少室山，二山并峙，中为界壑，活活脱脱是一种女性的象征；更何况还有经典的依据——《易经》说，男一女二，男奇女偶，和历史的依据——涂山女的圣灵就在这里。
　　
　　天助我也，立即行动：垂拱四年，武则天遣使嵩岳致祭，首祭中岳，次祭涂山女神，继而下制，尊中岳为“神岳”，封为“天中王”（《旧唐书•礼仪三》，下同）。
　　
　　一年几个月以后，武氏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接着，于天册万岁元年腊月，举行封禅大典：封太室，禅少室，则天皇帝亲自行登封之礼，晋封中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皇帝”，夫人灵妃为“天中皇后”；封夏启为“齐圣皇帝”，启母涂山氏为“玉京太后”；少室山旧有少室阿姨神庙，也并晋封为“金阙夫人”；仙人王子乔（或称王子晋，周灵王太子）传说当年即由嵩山得道升仙，也跟着被晋封为“升仙太子”。
　　
　　涂山氏，长久以来被视为与丈夫大禹不能志同道合（屈原《天问》：“嗜不同味。”），背叛丈夫的一个女人，为此必是受到了上天的惩罚——化作一块石头，孤独困守在嵩高山麓，任凭风吹雨淋，由游人指点品评，可说是受尽了委屈，无处告诉。今日武则天，扯开泰山，独尊中岳，可说是为涂山、也为天下所有女人一洗万年沉怨，而真正扬眉吐气一回！
　　
　　不屈的嵩山，太室少室，双峰举举，峰沟张张，至今仿佛仍在向人们昭示那发生在一千二百年前中国历史不同寻常的一幕。但是，恐怕却很少有人能领略其中真正的含意了。
　　
　　这不怪游人。其实武则天也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或者干脆说，只在她一己的范围内，稍稍改变了一下传统文化的外在格局，虽然她也很想把这种改变贯彻到底，以至在她死后，她与高宗皇帝合葬的乾陵（在今陕西乾县梁山上），选了一座更为女性的山做为她永久的归宿：三峰并起，一峰像头，两峰像乳（山名就称为“双乳峰”），远远望去，极似一平卧美女；但其余的事，她就实在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将由千万年漫长岁月中编织成的那张男性中心的文化网彻底撕破，而更织一张女性中心、或男女平等的新网。所改变的只是王位上的那个人由向来的男人换作了女子，而帝国整个大厦，一砖一木，一仍其旧。嵩山在武则天时代红了一阵，以后便仍是泰山的一统天下。在嵩山内部，左面少林寺，右面嵩阳书院，那当当的木鱼声，朗朗的读书声，诵读的仍是由男人一手编就的经书。
　　
　　53、禅宗祖庭
　　
　　少林寺在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昌三年，印度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入寺首传佛教禅宗，以后被尊为中国禅宗鼻祖，少林寺也被视为佛教禅宗的“祖庭”。
　　
　　相传达摩祖师在少林寺曾面壁九年，方悟得禅机。他所传禅宗，日后在中国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成为真正中国化的佛教，构成中国文化内在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影响。
　　
　　什么是禅？李泽厚先生在《禅意盎然》（载《李泽厚集》）中有谓：“不诉诸理智的思索，不诉诸盲目的信仰，不去雄辩地论证色空有无，不去精细地讲求分析认识，不强调枯坐冥思，不宣扬长修苦炼，而就在与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的当下即得、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现实日常生活是普通的感性，就在这普通的感性中便可超越，可以妙悟，可以达到永恒——那常住不灭的佛性。”简单一句话，就是通过“妙悟”以达到超越，达到那不可言说的最高本体，进入最高妙境。
　　
　　全世界各不同文化都有各自的“妙境”，都通过自己特有的文化手段去追求这种妙境。在中国，禅宗所开发的妙境，达到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给予中国文化以致命的影响，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走向，最终确立了中国文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追求。
　　
　　什么是美的？什么是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这美和价值，不在遥远的远方，就在你的身边，只要你的心灵达成某种修养，在当下的一悟中，你便能领略到那最高的美，而不虚此生。
　　
　　因此，不必要什么轰轰烈烈，不必要大喜大悲，那都是外在的东西；愈是平淡，愈是能达到美境；最高的美，用宋人的话说，只是“冲淡”。
　　
　　这样，自然之境便也就成为人生最适之境，一花一木，一山一水，都无不引人入禅，引人入佛。恰如王渔洋评价王维的诗时所言：“辋川绝句，字字入禅。”“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淡淡的夕阳，无声地洒入深林，照在青苔上。一切都是安静的，但就在这静中，使人感到那造化的存在，领悟到人生的最高意义。
　　
　　最平淡也就是最超绝。那平淡所蕴含的象外之意，味外之味，才是最高的境界。做诗如此，做人亦复如此。“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浓如醴。”人，谁也救不了谁，关系再密切，也替不下对方，要获得人生的最高意义，只有凭借自己的追求和缘份。
　　
　　这样，禅宗，做为佛教的一派，师徒传授，也便成为一道难题。因为，这样的妙悟，从本意来讲，原是绝对私人、不可传授的。于是禅宗发明出特殊的所谓“触机启悟”手段，以启动对方的悟性，豁然开朗，达致妙悟。
　　
　　少林尊菩提达摩为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五祖传六祖，便演出那段著名的传衣公案：弘忍欲选一位能传衣钵的接班人，于是出题测试诸弟子，要他们回答如何才能成佛。大弟子神秀答一偈：“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有尘埃。”坚持刻苦修持，使心灵愈来愈清洁明净，这样长期下去，终会渐入佛境。烧火僧慧能听了不以为然，另答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直指佛的根本在空，用不着什么拂拭苦修，只要能顿悟成空，便可立地成佛。弘忍赏识慧能，便将衣钵传于慧能。神秀不服，但追之不及，慧能已然南逃。从此，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北宗神秀一派主渐悟，号为“渐门”，数传后式微。南宗慧能一派主顿悟，号为“顿门”，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又名心宗，成为禅宗正统。南传后，发展极为迅速，号称有“五家七宗”，其中临济宗一派为最盛。
　　
　　禅宗南移，与南方明山秀水天然相合，与中国传统士大夫清新淡雅的美学追求及生活方式天然相合，与传统文化人宁静淡泊的道德观天然相合，而一下子深入特别是士人的灵魂，进退出处之间，无不程度不同地挟带一颗禅心；即使正统的儒士，如宋代那一群以道德相标持的“君子”们，也都是出入禅境，并将佛教特有的思维方式带入儒学的研究之中，将儒学建造为一门“心性”之学，这就是宋明理学。其中最典型的好例便是开创于宋代、大盛于明代的“陆王心学”，当时就有人明确指出：“朱（朱熹）子道，陆子（陆九渊）禅。”将陆学直指为禅学。而将陆学推向高峰的王守仁，早年更是“出入佛老”，有过亲自参禅的经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于文艺创作，所受影响就更为深广，一句话，飘逸而富于禅机（智慧）的诗，才是最高级的诗，“逸品”列位在“神品”之上，成为极品。由此可以见出禅的力量。
　　
　　54、少林精神
　　
　　对中国文化影响深巨的“禅”，出自于嵩山，那涂山氏生下夏代第一位君主夏启的地方，那武则天重塑女性权威的地方。后来禅宗南移了，而嵩山的大名依然响彻中国大地，这是因为它还有它的另一绝世之宝，少林寺少林拳。
　　
　　由禅宗而拳术，精微的心理魔术一下子转为奇威的身体功夫，少林寺照样玩得好，玩得绝，以至“少林”两字几乎就成了“功夫”的代名。时至今日，热度依然不减，如果不说更热的话。
　　
　　这不是偶然的。在卓绝无伦的少林武功背后，是博大深厚的武林文化——“武德”，作为支撑，那就是：扶正义，灭邪恶。当年少林武僧助唐反隋，以及后来一系列真实的或传奇的少林故事，就都是在这一主题下展开的。武功，根本就是一种文化。外在的腾挪击打所表达的，是这招式背后的文化品格和文化追求：只有当这招式的运展合于自然、达到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就如进入禅境那样的地步时，才算真正到位；只有这出神入化的功夫运用于正义的事业时，才绝对无敌，无往而不胜。
　　
　　而什么是“出神入化”？什么是“禅”？什么是“正义”？这却不是武功本身所能给出回答的，而需要作为一个民族、他的整体文化给予解答。
　　
　　如此看来，与少林寺所在的少室山相对的那一边——太室山，来建一座书院——嵩阳书院，就恐怕不是偶然的了。
　　
　　55、嵩阳三杰
　　
　　嵩阳书院为宋仁宗时官办最大的学府，有“学田一百亩”，在这里讲过学的许多是当朝朝廷大员，甚至是宰相，人望所归。书院的学员们，出院后有许多进入朝堂，也做大官。就此两点而言，嵩阳书院不同于岳麓、白鹿洞书院，后者，讲学者如张栻、朱熹等，都只做过小官，他们的身份主要是学者、教育家；他们的学生中，后来大多数也成为他们学派中重要成员，即主要又成为学者、教育家。嵩阳书院则培养政治家。前往书院讲过学的人中，有赫赫有名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两岁时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带他到继父家中抚养。这不幸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以其不屈的意志，更加发奋，不以饥寒为苦，连续五年衣不解带，昼夜苦读，一举考中进士，然后接母亲回家。以后，由小地方官一直做到参知政事（副宰相），出将入相，亦文亦武，曾率兵经略陕西，守边拒西夏，西夏人说他“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敢犯边。事母至孝，待人至诚，以天下为己任，匡扶朝廷，忠厚爱民，一派真正君子风范。先儒论宋朝人物，皆以仲淹为第一。
　　
　　言为心声，范仲淹做《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活着的道德箴言，而影响着中国人的人格培养。他的边塞词《渔家傲》，将唐人边塞诗的气象引入词中，雄浑苍凉，慷慨激越，宋词中独此一家，读之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至今感染着中国人的心灵。
　　
　　欧阳修，字永叔，四川庐陵人，四岁失父，由寡母一手抚育教导长成，考进士，得南宫第一。入宦以后，一肩政事，一肩文章，志必将天下道德文章一肩担荷。立身朝堂之上，论事直切，不计荣辱，一身正气，凛然不改。最不能容忍小人，范仲淹直言遭贬，朝廷中许多人急忙论救，独有名高若讷者，讨好皇上，落井下石，以为范仲淹就当黜。欧阳修怒不可遏，修书一封，责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毫不畏惧说，你尽可以将我这封信送到皇上那里去，“使正予罪而诛之”。小人就是小人，这位高若讷，无耻之尤，果然还将信送交皇上，并极力予以诋毁，结果欧阳修也被贬逐。
　　
　　与此相反，对于才士，欧阳修则全力奖掖提携，如恐不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一批赫赫历史人物，当初起步时，都是经由欧阳修的提携而出道、知名的。
　　
　　欧阳公成为当时公认的道德及文坛领袖，由他发起的古文运动，于前承唐人韩愈柳宗元，于后开有宋一代风气。夫人见他作文运思实在太辛苦，就劝他说：“何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修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宋史•欧阳修传》）
　　
　　司马光，字君实，山西夏县人。用十九年的时间，写成《资治通鉴》，卓然伟构，人书并归不朽。一生方正，决不迁就，襟怀磊落，可对天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吾无过人，但平生所为，未尝不可对人言者。”天下敬仰，身死之日，“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宋元学案》卷七）
　　
　　今世斗屑小人，由于伟人在前显出自己的猥琐鄙陋，以一种尖嘴恶舌妇的心肠，借“新法”政争，幸灾乐祸，诋毁前贤，何足为凭！实则，主张新法的王安石与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他们同是君子，同是伟人。他们的争论，是两个伟人之间的争论，后来一些人借机作文章，评三评四，仿佛有资格做两伟人之间的裁判，而他们也就成了伟人，或竟高出于伟人，那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
　　
　　王安石变法，是要改变有宋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旨在国家民族的强大。司马光反新法，是考虑到新法锐进，“不便于民”，旨在护持贫苦无告的庶民百姓。他们全都公正无私，没有半点个人私利的算计。倘若认为司马光仅仅是因为思想极端守旧，所以坚决反对改革，那么，当年曾参与“庆历新政”、作为改革的先驱者的文彦博呢？以天下道德文章为己任的欧阳修呢？才华盖世、达观淡泊的苏轼呢？给官也不做的理学大师张载呢？独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生清廉、视气节如性命的周敦颐呢？……他们这些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反对新法的呢？——一言以蔽之，关于宋代“新法”之争的实质，至今依然是个谜，要破解这个谜，有待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在结构作透彻的破解，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达到这个水平。
　　
　　我们要说的是，嵩山之中，嵩阳书院，当年曾贮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这样一批人杰，而给予后世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再加以从涂山氏到武则天的女性文化，加以少林寺的禅宗文化、武术文化，那么嵩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重镇，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怎样的作用、以及将来还将起怎样的作用，就不难想见了。
　　
　　56、象山气象，望之如神
　　
　　宋代四大书院，有三个建在山中，已如前述。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山中书院，以静制动，以远制近，以幽制显，居尘嚣之外，而影响人世之中，有力地决定着现实政治及文化的建构总体走向。其中最特出者，可举出江西的象山书院和贵州的龙冈书院。
　　
　　象山原名应天山，在江西贵溪。象山书院，为南宋理学大师陆九渊所建。陆九渊，字静，江西金溪人，进士出身，与朱熹同时，后人称为象山先生。
　　
　　南宋居江南一隅，国事日艰，而学术却大有创获：朱熹创闽学，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使传统儒学的发展达到最高峰；与此同时，陆九渊创陆学，与闽学并驾其驱，影响此后中国历史数百年，直迄清末民国，余响不绝。
　　
　　朱熹闽学，“致语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体系博大，无与伦比，成为明、清官方哲学，六百年迄无动摇。其最高范畴为“理”，也就是“天理”。人的天生使命，就是认识这理，实践这理，从而使自身成为有德之人，使人的先天善性完全实现；而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了，那么世界也就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朱熹开出的下手的手段是：“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就是，穷究世界“事事物物”的原理，一事一物不放过，最后达致对最高天理的认识。由此，人的一生也便成为一个连续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改造自我的过程，多认识一分天理，便少一分私欲，直至最后达到全无私欲、尽为天理的最高境界。
　　
　　与朱学相对，陆学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但却极顽强有力，特别是经明代王守仁发挥之后，更成为风靡士林的时尚，多少士人为之倾倒，一时竟至有压倒朱学之势。
　　
　　朱学源渊自二程（程颐程颢）的洛学，后世合称为“程朱理学”。陆学王学，合称为“陆王心学”。就体系而言，陆王与程朱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双方都认“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以为这世界的一切，都无非由天理所统摄，没有例外；人的使命，就是认识、实行这天理，没有第二选择。双方所不同的是：如何认识天理呢？程朱以为，当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已如上述。而陆王则以为，这样一物一物地“格”去，实在太支离了，要把世界万物万事一个不剩地推究明白，然后才达致对天理的完全认识，不特繁琐，而且简直就不可能。他们以为，既然人本身其实也是天理的产物，则后者当然毫无疑义本来就内含着前者。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撇开人自己——这天理的“产品”，却去一一考较世界的事事物物；而是——实在简单得很：反躬自求，直截了当，就从人身上就可以求得天理！一句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天理就在吾心之中。——这样主张，不特有其逻辑上的依据，并且也有着全不含糊的经典的依据，那就是，孟子早就明言的“明心见性”：只要搞明白了自己的“心”，也就自然搞明白了自己的“性”——天性——天理的产物和表现。总之，一切都在一“心”之中。
　　
　　朱、陆学术的分歧，标志着两者在学术指向上的根本分歧：一者指向世界，一者指向自我。两位大师生前曾就此反复予以商讨切磋，书信来往不断，又在鹅湖寺（在今江西上饶）专门会见，当面交换意见，朱熹还特请陆九渊到他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而终于未能弥合分歧，取得一致。这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学术争鸣，是学术本身的生命，没有了争鸣，万人一辞，学术也就成了教条，成了僵尸。
　　
　　南宋淳熙十四年，陆九渊在江西应天山（次年改名为象山）建精舍，专事讲习。连续五年，每年二月登山，九月罢归，前后上山听讲者达数千人之多。象山先生充满自信，认为他自己继承了孟子的“道统”，《与路彦彬》书中有谓：“窃不自揆，区区之学，自谓孟子之后，至是而始一明也。”（《陆九渊集》卷十）而他之讲学，也便俨然更像一位宗教教主，他的《年谱》作者这样记述：“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簥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后……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首诲以收敛精神，涵养德性，虚心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象山非名山，不过一座地方小山，然而却藏育了陆九渊这样的学术巨子，则也正应了古人“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句话，而得不朽了。
　　
　　57、文化受辱，拍案惊起
　　
　　陆九渊之后，中经明代中叶的王守仁的天才发挥，陆王心学遂放出万丈光华，照彻中国大地，而显示出这一派学术所蕴含的巨大威力。
　　
　　完全不同于宋元，明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表面上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有鉴于宋元的软弱，而特意改弦更张，定下了严厉治国、特别是严厉治吏的基调；实质则为：中国传统社会到明代已走到它的逻辑极限，再也翻不出新花样贡献于历史，如汉的雄浑，唐的开阔，宋的文秀……明朝一样也拿不出来，只有依恃赤裸的强力来进行维持。明太祖、明成祖所谓雄图大略的皇帝，绝顶的残酷无情，臣下偶有小错，即开刀放血，毫不宽贷，官场成了杀场。山西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应诏言事”，认为不宜用刑太繁，“自今宜存大体，赦小过”，立即被朱元璋抓起来，“下狱瘐死”（《明鉴》卷一）。这样的事简直太多，几乎就可以说是天天都发生的家常便饭。为了加强皇权的绝对统治，皇上特设锦衣卫、东厂、西厂三个宪兵兼特务机构，无孔不入，刺探情报，捕掠官员。更令士人不堪忍受的是，明朝不特杀士，而且成制度地“辱士”，那便是“庭杖”：无论什么级别的官员，年轻的才华之士，还是德高望重的资深官员，一旦朝堂上与皇上意见不合，引来天威震怒，皇上当即下令武士扯到堂下，扯开裤子打屁股，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更有的是成批地打，几十号官员一字排开匐匍于地，同时被剥了裤子开始，一次打死十几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从来的传统是：“士可杀，不可辱。”以此来培养士人的人格尊严，树立道德的庄严崇高。然而现在却完全反了一个个儿。试想，名卿兼名儒，以道德文章自任的士人们，却前仆后继一批接一批地被扯去衣服打屁股，则此一朝的“文化”岂不是已经走到末路了吗！
　　
　　文化受辱，自然也有文化自身应负的责任，那就是，正是你这样的文化，一个劲地在“忠君”二字上拧死功夫，从先秦发展到如今，才造成现在这样的历史结局。看来，学术必须得翻新，死抱住朱熹的《四书集注》去做八股文章，去做奴儒，是断乎不行的。
　　
　　历史的时机定在明武宗一朝上。明武宗是明朝历史上最为荒唐的一个皇上，深宫呆不住，到民间乱窜，见到谁家的女子好，就抱去强奸；觉得继承来的皇位不来劲，就带兵到边境上胡乱打一阵，然后晋升自己为将军、国公，让臣下也这么叫，谁不如此称呼，就打谁的屁股。这一打不要紧，却打出了一个惊天动地、影响此后中国历史数百年的人物，他就是王守仁。
　　
　　王守仁，字阳明，字伯安，浙江余姚人，进士出身，因曾筑室会稽阳明洞，后人称为阳明先生。武宗正德元年，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人上疏皇上，直切谏事，被“逮系诏狱，廷杖除名。铣创甚，遂卒。”（《明史•戴铣传》）王守仁年轻气盛，极为不平，立即上疏论救。疏入，亦下诏狱，廷杖四十，既绝复苏，接着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立迫就道。
　　
　　王守仁死里逃生，几经周折，到达龙场。龙场在今贵州修文县境内，万山丛棘，蛇虺遍地，瘴疠流行，人烟稀少，环境极为恶劣。
　　
　　经过如此一番大变故，阳明先生内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没有到了心灰意懒的地步，却是对身外的一切都看得淡了，感觉那是毫不足依恃的。他“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在这种“静一”的状态中，力求达到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究竟还有没有真理？如果有，又在哪里？终于有一天得悟，中夜大叫起坐，“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同上）啊！朱熹所谓“格物穷理”，那是大错了，身外之事事物物，那是绝靠不住的；我自身就是一个自足的本体，真理就在我的心中，我当“求理于吾心”，这才是绝对可靠的！
　　
　　达悟使阳明先生在精神上真正死而复生，恰如凤凰涅槃一样，他周身为“圣人之道”所灌注，彻头彻尾显出一派圣人气象，庄严，伟岸，安详，俨然如神；而使得他周围那些没有文化的当地“土人”，也对他肃然起敬起来，以致当府里来的恶吏要为难阳明先生时，他们自发起来护持先生，将恶吏赶走。
　　
　　朝政、世道虽然坏到了极点，但是中国不灭，希望永在，那希望所在——也就正在于这新学术了。于是阳明先生重新对泠落了二百年的陆学挖掘出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发扬光大，然后在当地少数民族乡民的帮助下，盖了几间小屋，名之为“龙冈书院”，开始讲学授徒。
　　
　　一派有内在生命的学术，那其实是用不着太费力宣扬就能摄服人心的。小小山中讲堂，很快产生很大影响，耸动贵阳府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王守仁前往贵阳讲学，贵州之士，摩肩接踵，共往听讲，而阳明心性之学，首得在中国西南一隅扎根，产生了一批王学最初的骨干弟子。
　　
　　58、内圣外王
　　
　　正德五年，王守仁的死对头——正德皇帝的亲信太监刘瑾伏诛，王守仁复出，调任京师。其后，他一边从政，一边讲学，政事与学术并茂，而干出了一番真正男子大丈夫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政事，最大的成就是，以一介书生，率大军干脆利落平定了封地在江西的宁王朱宸濠发动的叛乱，生擒宸濠。其运兵之神速，指挥之果断，决胜之英明，即使神勇宿将，无出其右，而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的所谓“儒将”的神奇威能。
　　
　　学术，王守仁对他的心学给予进一步的总结，使之更为简洁明了——即称为“致良知”之教。怎么样“致良知”呢？总结为有四句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风传全国，四方之士云集门下求教，压倒一切，王学成为风靡一时的时尚。
　　
　　王学主张人性自足，不假外求，直指本心，致良知，便可获致真理。在学者与真理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而将外在一切权威统统予以扫除可也。只要良知致得，便可自我给出这个世界其存在的根据，从而一腔浩然正气充盈心间，堂堂正正，行于天地之间，所向无敌，任是什么艰难困苦，什么恶势力，都不能将他打倒压垮，而进入精神自由之境。
　　
　　王学象一股清风吹向士林，使当时经残酷政治摧残、八股学术消磨，已然遍体鳞伤、奄奄失去生气的士人重新振作起来，复承担起安邦治国的历史使命。虽然身在末世，世道是一天比一天更坏了，但这也正成了考验士人们的历史关头。他们奋起抗争，与昏庸无道的皇上斗，与万般凶恶的宦官、权臣斗，前仆后继，不惧生死。单独行动，有愤世疾俗的“怪杰”李贽，放言无忌，披荆斩棘；集体行动，有东林党人及明末的复社，学潮即政潮，一浪高过一浪。
　　
　　59、王学：自强之学
　　
　　明朝终于亡掉了。
　　
　　明亡而王学不亡。入清，王学与朱学并驾齐驱，后者为国家统治思想，前者则为学人个人所信仰。到晚清，国家再一次陷于危难的时候，人们便又一次想起那位集智慧与英武于一身的阳明先生，想起了主张知行合一、融道德与学问于一炉的“致良知”之学。近代中国首先提出变革要求的一批先知先觉分子，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等，就都是主王学的。梁启超回忆初师从康有为时的情景，这样描述——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乃戌始近，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转引自《戊戌变法》第四册第44页）
　　
　　谭嗣同则更进一步，干脆以王学为号召，又是著书（《仁学》），又是奔走。最后，变法失败，他能逃不逃，坦然面对死亡，自谓：全世界所有国家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中国改革不成，是因为还没有流血，我愿意从我始！气贯长虹，从容就死，而彻底实践了王学“知行合一”、“不能行得便只是不知”的学术信仰。
　　
　　阳明心学予人以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难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在极度孤寂中，他也想起了阳明先生，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还是情不能禁，提笔写下《王阳明礼赞》（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3》）。文章以一首王诗开头，并以同一首诗结尾，深情礼赞这位传统文化巨人。其诗曰：“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明月飞锡下天风！”
　　
　　郭沫若写道：“这首诗我觉得是王阳明一生的写照，他五十七年间在理想的光中与险恶的环境搏斗着的生涯，他努力净化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胸中贼’，以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是具足地表现在这首诗里面了。他的精神我觉得真是如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好象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
　　
　　王阳明可以不朽了。发端王阳明不朽的智慧的，那贵州西北剑拔弩张的丛山，那丛山之中茅屋茨宇的龙冈书院，也一道不朽了！